矿业城市资源耗尽步绝境 矿工生活让人心酸

2005年11月15日

中国有近20万座矿山,有近500个城镇是为采矿而建的,这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矿业城市”,近年来,却陆续因资源枯竭而步入绝境,面临著严重的生存危机。
  地处贵州铜仁地区的万山,曾因汞资源的储量和汞产品产量分别列亚洲之首和世界第三,被誉为中国“汞都”。 据《万山志》记载,万山境内的汞资源开采始於唐朝,至明朝洪武年间日渐兴盛。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接管矿山组建贵州汞矿,开始大规模正规化开采。196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行政特区——万山特区。
  几十年下来,万山生产的汞和朱砂产品,占全国同期产品的60%以上,累计产汞和朱砂3.2万吨,上缴国家利税15亿多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万山汞资源逐渐枯竭,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汞矿基本上处於停?状态,亏损逐年增加。新华社的报道称,到2000年底止,贵州汞矿资产仅为24493万元,已累计亏损17770万元,负债总额已达3503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43%,每年要靠国家补贴1465万元,才能发放职工最低生活费,成为财政一大负担。
  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资源挖空了,贫困留下来”,汞矿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在近年内显现。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一份调查材料称:炼汞炉渣和坑道废石堆积如山,每遇大雨或暴雨,大量的含汞废水、炉渣、废石进入河道,污染水源,抬高河床,使河水无法灌溉农田。分布在特区东部的部分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由於矿区地质采空范围广、容积大、地表岩层薄,部分地方已发生多次地面塌陷。矿区地层下100-150米内已基本被挖空,地下坑道分上下五层网状交错,折标准坑道总长达970公里,因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12.5米,导致矿区内供人畜饮用的60多眼泉水相继干涸、断流,城镇人畜饮水困难。
  随著汞资源枯竭,大量矿工下岗,区域经济衰退,给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全矿职工及家属共1.4万人,绝大部分家庭贫寒,有的工人靠卖血补充生活费;有的职工家属到农民庄稼地里偷盗玉米、红薯;迫于生计,一些年轻女子到沿海和邻省湖南打工,其中不乏以“三陪”为职业挣钱养家糊口者……
  有专家预测,中国现存的矿山大多建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2/3已是保有储量不足,10年后中国矿山将迎来闭坑高潮。
  在这一时刻,本刊记者走进万山矿区,记录几个普通工人这几十年的生存悲喜,观照国家力量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并见证地方政府为矿山走出绝境所作的努力。
  杨老新脾气丑(坏),酒后常和黄冬莲吵架,一吵就叫老婆滚。女人就又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家,来回折腾著。这其实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妻,两人没扯结婚证,邻里都知道他们结婚5年了,没人清楚他们没办过登记。

凿岩工杨老新
  10月11-12日,晴。
  看到杨老新时,他在屋前整理渔具,然后站起身来,拍拍黑乎乎的手,说,午饭后就要和朋友外出钓鱼。
  钓鱼是杨老新的最大爱好,前妻和她离婚时,判决书上写著:爱打麻将、爱钓鱼、爱喝酒,不务正业。
  杨老新现在的老婆黄冬莲对我说,麻将他打得少了,没钱;其他两样从来不误。杨老新辩驳:喝酒钓鱼哪项是不务正业呢?
  杨老新1994年离的婚,前妻在离婚协议书上提出不要娃娃,儿子杨文跟了父亲。 前妻从前做服装生意,在解放街(县城)开了一家铺面,常到广州进货,盈亏杨从不过问。按照丈夫的表述,妻子生意做得连本都赔了,就去了上海,后来在上海和别人生了娃娃才回来和他离的婚。杨老新“气昏了”,要告她重婚,又想到上海“把她仔捅了,让她幸福不成”,后来担心“给儿子杨文增加思想负担”,放弃了,“觉得自己窝囊得很”。
  那年杨文15岁。
  从解放街搭三轮车到杨家,两块钱,再往前走,加一块钱,是土坪,原矿区总部。杨家的所在,叫三角岩,因北面三角状峰顶得名。四面环山,倒也安静,山腰遍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的红砖低矮楼房,显示这里曾经有过的繁荣。这些曾经都是矿工的居民说,楼房下全是矿道,四通八达,“这里是采空区,全被列为危房了。”一位居民跺著脚下的地面,告诉记者。
  10月11日上午,黄冬莲的姑妈来访,黄特地上街买了4两五花肉,花了两块五。平日里,夫妻俩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节省著吃好几天。中午杨家的三道菜:酸萝卜炒辣椒、炒蕨芭、辣椒炒肉,不知是火候还是酱油的缘故,菜都黑糊糊的,透著亮。
  儿子杨文去年中秋就去珠海打工了,去年中秋和国庆是一天,所以杨老新记得清楚;春节儿子没有回来,电话里说病了,进了医院。一个内痔手术,加上各种检查、住院费,花了4500元。杨文在酒店搞桑拿,每月挣700块,偶尔会给家里寄上百来元。
  杨老新每月512元的退休工资,负责全家人的开支。电话因欠费,停了7个多月;电费也欠了500多块,供电所有职工是杨老新的渔伴,所以电还能用著——“要是别人家,早把你给断了。”这是杨老新为数不多可值得炫耀的事。
  1956年生的杨老新1972年进贵州汞矿当矿工,一直干到2003年,开始拿下岗工资,208元。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没下井了,“没矿可采啊,汞矿也正在进行关闭破产的前期准备。”
  杨老新是凿岩工,他这样形容他的矿工生活:点火放炮用子敲岩石,每天干8小时,三班倒。矿山红火时,工资虽然不高,但从不拖欠,比地方甚至要“高颗子”(方言:高一点),生活不错,物价低,有保障。各单位都有食堂啊!连中小学都有食堂,矿山医院比特区医院还要好。现在?早就开不起罗,并给特区医院,医生都走光了。短暂的光彩从杨老新脸上转瞬即逝。
  不组成一个家庭,她的日子怎么过
  眼前的这两口子都是二婚。黄冬莲的前夫晏元富1999年末死於眼癌,差十几天就过年了。黄冬莲养了头猪,病人临咽气前她说:晏子,把猪杀了吧。她担心他吃不到肉。
  杨老新与晏元富交好,常到晏家帮衬,床前接屎倒尿,轻活重活不论。刚杀了猪,晏元富就断气了,连肉味也没闻上。东拼西借凑了1100元,办了丧事。其中600元是杨老新从自己单位借的,每月50块从工资里扣除。
  晏元富死后,邻居们劝说:你俩也别出去找伴了,干脆组成一家算了。新千年里,把家具、锅碗凑一处,两人算结了婚。提起往事,杨老新有些黯然:“我俩不组成一个家庭,她的日子怎么过?”眉宇间透著“英雄救美”的豪气。
  贵州民谚: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吹风。生命中刚刚洒进阳光,转眼又跌入黑笼。丈夫死后一年半,儿子晏青高烧不退,烧成肺炎,母亲要送儿子去医院,儿子不从,说妈妈工资低,爸爸看病借的钱都还没还完,我吃点药就好了。
  黄冬莲只好把医生请进家,给儿子输液。挂吊瓶的铁钉至今还深深地插在窗梗上,母亲一直没拔,说是留个纪念。
  生了4个月的病,挂了4个月的瓶,一直不肯去医院,晏青死在家里,19岁。
  黄冬莲把儿子的遗像给我看,照得不好,对焦模糊,依稀能看到年轻人清秀的面孔。母亲还记得儿子对她说的话:“妈,你买断工龄后,我啥都不要,你给我买辆旧车跑出租吧,我慢慢帮你还债。”
  儿子1米76,高高大大,做梦都想有辆自己的车。
  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算了
  这个家,经黄冬莲整治,里里外外透著亮。前后三间房,最外是客厅,铺著廉价胶纸,脱鞋才能进门,靠墙的桌上是29寸创维,2002年1900元赊的,至今没还;旁边有一台银色SVCD,儿子打工挣钱买的,150块;功放和音箱是黄的前夫置办的,裱好的杨文的照片,正正地立在架上;像下有一摞VCD碟片:《红太阳民歌经典》、《李玲玉》、《迟志强——悔恨的泪》、《刀郎》。卧房稍暗,席梦思内侧的墙上,大大方方地挂著一幅色彩艳丽的画,一对外国男女裸抱著斜卧在床,画上的字:银色的梦,LOVE......
  长年艰苦生活,黄冬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记者来采访的前个月,她吐了一回血,不敢进医院,还是挂给儿子输液时的铁钉给自己打吊针。花了上千块钱,说是“治好了”,可这一段她一直在服中药。
  10月12日,母亲姚腊梅过来找她摆龙门阵。老人80岁了,和小儿子黄万华住在离女儿不远的另一套屋里,黄母吃147.5元的低保,39岁的黄万华每月有70元钱的生活补贴,未婚,此前谈了一次恋爱,女方看他屋里穷得叮当响,“转身走了”。
  杨文和后娘不是太亲近,倒是和定居上海的生母常联系。在生杨文后的半个月,杨老新做了男扎手术,他和黄冬莲也没打算再要孩子,“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算了”。
  杨老新脾气丑(坏),酒后常和黄冬莲吵架,一吵就叫老婆滚。女人就又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家,来回折腾著。这其实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妻,两人没扯结婚证,邻里都知道他们结婚5年了,没人清楚他们没办过登记。
  "夫妻"半个月吵一次,准得如同女人的例假。黄冬莲就在两个家之间“滚来滚去”。男人催过她几次(办结婚证),她顶著没去,现在更不想办了,“到时又叫离婚,跑法院,闹居委,大家都没面子。这样最好,不想过卷铺盖走人。”
  杨老新每月的512块钱还是要交到“媳妇”手里,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吃饭150-200元;每月杨老新钓3次鱼,一次10-20元(路费、饮食);中药13元一副,两天一副,每月195元;水电费50-60元。算下来每月开销425-515元,"基本存不下钱”。
  贵州冬天冷,720元/吨的煤杨家嫌贵,烧不起,蜂窝煤也要三毛二一个,“所以就不生炉子了”。冬天坐在沙发上,盖上被子看电视;或者,相互暖脚。
  屋后的山地是农民的经济林,有的地方树种得稀,征得农民同意,女人刨出块地来,种点白菜葱蒜,省了菜钱。矿区缺水,早上7点来水,8点就停,黄冬莲每天都要走上两里路,到山上的井里挑水来喝。
  这一年,土坪社区管理委员会(汞矿倒闭后成立的管理机构)在犀牛井盖了新楼房,400元/平方卖给矿区家属,三角岩的住户都必须搬迁。“至少数万吧”,杨老新向我竖起几个手指,“我们哪里住得起?”
  段辉发从来没想过汞矿会枯竭,在他看来,他们这代人靠汞矿生活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谁知矿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检修工段辉发
  10月13-14日,阴,有雨。
  屋里的电视开著,正是“神六”飞天的直播。主人却打麻将去了。麻将是这些无业矿工能赖以消磨时光且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听说记者来访,53岁的段辉发打完最后一圈,匆匆返家。今天他手气不好,连连说,“少输当赢,少输当赢”。
  段的父亲是搬运工人出身,育有四子一女,段辉发排行第三。1956年时值大跃进时期,各地搞大开发热热火火,贵州汞矿也重新开矿招人,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热血青年,父亲领著一家人从临县玉屏迁到万山。那年段辉发4岁。
  年纪虽幼,彼时的住房还是给段辉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树干打桩,用篾条里一层外一层夹起,墙是用篾片、稻草和著泥巴糊上去的,再蒙一层纸,干了后粉上石灰。
  段辉发现在的住房有46平方米,2001年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刚把房款付清,上头就说这里是采空区,必须搬迁,“统一迁到犀牛井”。
  贵州汞矿是中央企业,水银用於国防,也属於国防厂矿,驻有军代表。文革时期各地生产不正常,但贵州汞矿几乎没有停过产。
  1966年段辉发进初中。没有课本,学校把当天要学的内容印在纸上,上课时一人发一张。文革开始,才念了三个月初一的段辉发又回到矿山小学,“读七年级”。他终於没念完初中。
  段辉发喜欢文艺、体育,被抽去唱样板戏,经常排练,到处搞宣传。他自诩“万金油”,唱歌跳舞、篮球乒乓样样不逊,他参与表演的舞蹈曾在铜仁地区的比赛中拿过二等奖。1970年,他所在的宣传队被特区徵调,按当时的政策,没接到通知书的,另行安排工作。
  段辉发没有拿到通知书,他被认为有历史污点——父亲被国民党抓丁,当了几年兵,剿匪时有个匪首被打得奄奄一息,请求父亲“给他个痛快”,父亲补了一刀。文革时就说他父亲“乱杀无辜”,其实这土匪是地方一霸,恶贯满盈。
  因著这“污点”,兄妹三人无一被安排工作,段辉发去了高路坪公社插队,这是1971年3月25日,在段的记忆里永远难於抹去。
  1975年12月知青返城,段辉发被安排到贵州汞矿冶炼厂工作。
  冶炼厂的职能是,把运来的矿石破碎,然后送进沸腾炉焙烧、炼汞。段辉发在破碎工段搞检修,很少下井,只是在“有重要任务时”,比如偿还苏联贷款,井下搞大会战,他被抽去支援几个月。
  段辉发认为汞矿最红火的时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光冶炼厂就有100多吨的生产能力,品质也高。
  他记忆里的好日子就是那段:每月发三四十块钱,两斤肉票(咸肉)、一斤白糖票,每天还有三毛钱的“保健”,在食堂能打一份肉;那时候生活水平一般,但干起活来愉快,思想单纯,不像现在这么放肆 ;文化生活欠缺,但"人不空虚”;一旦有电影看,大家“挤得轰轰烈烈”……
  "恼火”的日子
  段辉发从来没想过汞矿会枯竭,在他看来,他们这代人靠汞矿生活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谁知矿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矿工们有自己的理解,一位矿工的日记对矿山的没落这样表述:1980年代中期,政策多,鼓励企业搞什么横向联营,本来贵州汞矿日子还可以,但矿上领导抽出资金到榕江、三都等地建矿、搞联营去了,资金抽薄,该涨的工资涨不到位。80年代后期,资源濒临枯竭,产量下降,加上“管理不善”,领导私心一重,日子就更“恼火了”(困难)。
  段辉发属於“特退”——在有毒有害环境里连续工作13年以上,可享受"特退"待遇。2002年5月退休,段辉发刚好到天命之年(50岁)。
  退休时还闹了大风波。贵州汞矿宣布破产,按文件精神,水、电、学校移交地方。“但地方嫌我们人多,承受不起,无法执行这个文件。”段辉发说。汞矿供电所60多人,女工满45岁的办退,男工只有三人符合条件办退,段是其中之一。“结果有30多个男工,残疾的,年纪比我还大的,都移交给了地方供电局。”
  段辉发认为自己被破产清算工作组“骗了”,语气充斥著怨怼——“他们现在是特区供电局退休职工,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日子当然他妈的好过多了!”
  现在段辉发每个月领著590元的退休金,妻子康瑞莲2001年5.38万元买断31年工龄,现在享受577元/月的养老金,比一般矿工日子稍强。此前她在汞矿医院当护士。医院移交地方,她本可以继续干,“但看到医院的混乱状况,领导进药、进设备吃回扣,职工工资却欠发,看不惯,干脆买断回家”。
  儿子
  段辉发心宽,汞矿垮几年了,索性懒得再去想,24岁的儿子段宜瑞目前是夫妇俩最大的烦恼。1998年里里(儿子乳名)考上汞矿技校(最后一届),在学校里听老师说矿山要垮了,便无心再读,没毕业就出来了。
  儿子要做生意,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开张才一个月,网吧就常闹事,一次打斗中里里把别人打伤,网吧开不成了。入股的4台电脑,是段辉发亲自去怀化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最后处理成7000块。
  此后里里的生活轨迹就乱了套:到北京当保安,嫌生活不习惯,三个月不到便回来了;又去贵阳念武术学校,交了4000块学费,学了一个月,发现“学校不见了”;8月份去武汉,揣了1000块,一个礼拜就回来了,钱一分不剩;然后四川、广东……
  10月14日这天上午,段家来了两名便衣,询问夫妻俩儿子最近的动态,“最近有没有和那些‘粉仔’(吸毒者)在一起"。送走公安,康瑞莲连连叹气,说所以希望里里出去闯一闯,这里“搞粉”(吸毒)的太多,担心他走岔了道。段辉发则骂上了:“毒品危害为何那么大?我就怀疑,抓了罚,罚了就放,不知是干什么吃的。治安太差,吸毒的太多,所以盗窃案频发。”
  儿子出门三天了,这次是去浙江,还没给家里来电话。临走前,母亲偷偷塞了800元,不敢让父亲知道。
  儿子怕父亲就像耗子怕猫,耗子和猫感情能好吗?父亲教训儿子的方式通常是,一脚踹去,被踹的两个小时站不起来。
  谁也没想到身上活跃著文艺细胞的父亲暴力的一面,母亲私下里给我讲了几件体现父亲暴力的事:还念初中时,儿子老旷课,一次在家做作业,父亲在厨房做饭,一边做事一边骂儿子,越说就越冒火,冲出厨房,手拿电工刀,冲著里里正在茶几上做作业的手狠命地插下去。亏得里里缩手快,刀插在茶几上里里左手的位置,没进去一半。儿子脸都吓白了,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工作上的不顺心带到家庭里来了。康瑞莲说。
  "17岁那年通知里里去当兵,招兵的来通知他几次,他不愿去,说帽徽领子一脱,啥都不是。他爸爸脾气来了,两句话不对头,就一耳光打过去。单位里也这样,还在车队时,领导骂了一句‘你妈的B',他冲上去就是两耳巴。被罚了20块钱,这还是1993年的事。就这性格,你说工作上能如意吗?”
  段辉发有一天找妻子商量,说干脆把儿子捆在床上,通上电,狠狠地打上一顿,死死地打,总比在外学坏强。话被里里听到了,儿子背了书包,吃住在网吧,几天不回家。
  父子两年时间不说话了,母亲不在家时,儿子就不会回家。一次儿子被打得实在无奈,冲著父亲喊:“你再打我,我叫社会上的人来搞你,看哪个利害。”父亲瞠目结舌。
  只要不和那些"粉仔"搞在一起,儿子理不理自己段辉发也无所谓,“我明确告诉过他,要是抽上了,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最见不得这些粉仔,有厌恶感。”
  因"汞矿破产造成的分配不公”,矿区上访不断。让康瑞莲宽心的是,丈夫没参与过任何一次上访。“我想的是,有点钱,能把日子过下去,身体不垮就行了,不能搞到家破人亡。”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

松岩工谢国斌
  10月15-17日,小雨。
  "记者来了,工作要做得保密一点,大家出去不要乱说,别让他们正事都干不成。”
  下著小雨。十来个老工人在二坑一位矿工家中集会,研究上访、诉讼的对策,这样的会是经常但不定期的。我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集会,这是10月15日上午9时许。
  一个著黑西装的中年男子打断了别人的发言,一再叮嘱大家要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
  中年男子叫谢国斌,48岁,长脸,面黑,端重,坚毅;他西装里的衬衫领子白得让人发慌;嗓音嘶哑,说是井下炮烟中毒,但话语锵铿,有沁人心脾的力量。
"我们现在要解决三大问题:一,贵州汞矿关闭破产遗留问题;二,贵州汞矿2.44亿的固定资产的去向问题;三,24个部委已经形成的方案和预算,地方政府在处理时是否有越轨行为?我还要强调的是,贵阳一定要去,北京也要跑,要把集会进行下去。”
  他们的集会和上访从2002年就开始了。今年9月5日,谢国斌和其他8名矿工又去了北京,这是他们第6次进京上访,贵阳更是去了无数次。在北京10天,9人每天只吃10碗饭,没一天饱过,睡北京南站某地下室,16块钱一晚。天天想著的是,问题严重且棘手,若得不到国家有关部委的接见,如何向矿上5000人交待?每个人的心头都“沈甸甸”的。
  四万的保命钱
  谢国斌还住在1960年代建的老平房里,三间房,两个孩子一间,夫妻一间,另一间是厨房,显得很局促。妻子外出打工,女儿上了大学,岳父住在另一处,只吃饭时过来,儿子复读,平日里,就谢国斌一人。
  谢国斌的父亲是长征干部,“与贺龙一起,在沿河、思南一带活动”,朝鲜战争回来后,“带了一个连的部队进驻贵州汞矿,驻扎在黑洞子,他们叫他谢排长”。1959年饿饭年月,老乡给了谢排长一个南瓜,就为了这个南瓜,地方领导整他,过不了粮食关,远走他乡。
  临走前,父亲怕连累母亲,办了离婚。那年谢国斌两岁,母亲改嫁后又育三子一女,而父亲终身未娶,1989年去世。
  1980知青返城,谢国斌作为松岩工下井工作,放了炮后把矿石松下来。井下三大工种有毒有害,凿岩、松岩、掘进运输,汞毒对身体危害表现在:手抖,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脑血管硬化、血脂高、血脂浓。谢国斌的嘶哑嗓子就是长年井下工作的后遗症。
  谢国斌1985年结婚,爱人杨秋菊在一坑当会计,2003年4月从汞矿退休,每月470.30元的退休金,谢国斌则在2001年买断工龄,一次性获得补偿44657元。
  这笔钱谢国斌“一直不敢动”,女儿今年上四川大学,学费4000元,儿子复读高三,学费600元,"不存著哪付得起”?岳父靠谢国斌赡养,他不享受低保,只能靠这四万块的“保命钱”。
  10月11日(重阳)是杨秋菊的生日,谢国斌给妻子打了十来分钟的电话(通常是,响两声,挂断,妻子回过来,她有300块钱话费可报销),身体好不好?儿女乖不乖?殷殷嘱咐,恋恋不舍。
  退休不到半年,杨秋菊就去了安顺一个锑矿当会计,老板是谢国斌的朋友,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把锑矿卖给了一个福建商人。福建老板留下了杨秋菊,并让她去温州的卷闸门厂做财会,浙江贵州两头跑,每月收入1800元,一年回来一次。
  两个孩子是龙凤胎(孪生姐弟),从小听话,学习上从不用谢国斌操心。姐弟俩在铜仁黔东念的高中,三年里,全年级第一姐弟俩轮换拿。因成绩优异,学校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给谢国斌减了三年负担,“省了不少心”。
  谢国斌的教育从姐弟俩懂事开始,他的方法:娃娃有天性,摸不得要摸,摸了要拿,不行;我们从不给钱,要吃什么家里都有;弟弟犯了错,姐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罚站,姐姐错了,弟弟画圈,不打不骂;生活上不攀比,学习上争上游。
  两姐弟著实给这个清贫的矿工家庭争了气,今年高考双双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弟弟588分,姐姐584分,离录取线分别差4分和8分。
  姐姐被四川大学录取,弟弟拿到了江西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放弃了,他选择复读,他的目标,还是同济。姐姐很委屈,父亲做了十几天的工作,她才打起了去成都的背包。
  姐姐杨华,随母姓,弟弟叫谢振,取“中华振兴”之意。夫妻至今20年,没真正吵过一次架,妻子在工作上遇到问题,领导乱报吃喝账、让她做假账,她解决不了,回家撒气,谢国斌背上儿女出门散步,待她气消了,再沟通。妻子生产时子宫大出血,身体受损,一直恢复不过来,谢国斌比她长5岁,懂得照顾人,家务活全包,“连冷水都不让她碰”。
  谢国斌说:“我是50年代过来的人,通过粮食关,大难不死,遭遇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日子刚刚好过点,又碰上企业倒闭……既然是个男子汉,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责任,不能让妻儿受苦受累。”
  妻子是会计,一家人竟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工资甫一发下来,就记入账本。谢国斌从柜子里翻出四册成年账本,谢家的第一笔账始於1986年4月(见下表)。
  女儿杨华独自去的成都,临走的前夜,谢国斌拿出账本给姐弟俩看,父亲说:我不要你们还的,只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花了多少钱?值不值?要搞清楚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父亲的带动下,姐弟都有一本自己的账,杨华每月的生活费是400元,父亲让她“合理利用这笔开支”。
  谢国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凭著家传的行医手艺,他并不为吃穿愁。作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每个月总会有四五个病人求医上门,“挣个八百千来块不是难事,比外出打工强吧。”
  他的专长是骨科,结石、高烧不退、半身不遂也能帮助解决,治不了的他从不强行施药,他会说,“另请高明”。
  夫妻俩目前的计划是,苦心孤诣把一对儿女盘出来,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就算完成任务,毋须他们的回报。“然后我们买套房子,终老。”
  67岁的岳父得到谢国斌很好的照料——谢说他要做给儿女们看,因为“爱是可以传承的”。老人在1981年失去伴侣,1989年再婚。后娘长得漂亮,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一天到黑在外面飘”,谢国斌夫妻俩都反对这桩姻缘。但老人执拗,便由了他。
  后来,后娘把谢国斌21岁的大姨妹卖到了河南给人做媳妇,具体卖到何处,卖了多少钱,全家人一无所知。岳父气倒了,天天喝酒,喝了睡,醒了再喝。1992年的一个淩晨3时,岳父从井下出来,回家便看到自己床上躺著一个陌生男人,后娘一惊,提起酒瓶往地上砸,说吵了她睡觉。岳父自顾喝酒,喝著喝著忽然气从心来,从床下提了斧子,一斧砍向后娘,后娘倒在地上,岳父连下21斧......
  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坐了五年牢,2000年保外就医。每个季度,谢国斌都要督促他写份思想汇报寄往监狱,他还叮嘱儿女,要尊敬外公,“父母能做到的,你们也要做到”。
  回忆20多年的矿工生活,谢国斌认为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一对不用操太多心的儿女,和一个温情和睦的家庭。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是高中毕业生,工人里的秀才,各种报告、上访材料多出自其手。不怕报复吗?我问他。“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没人敢动我。”这回答多少有些率真。屡次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何还要去?“不去更解决不了问题,去了总会有希望。”
  这位坚毅有力、矿工出身的汉子,这位《沙家寨》里唱胡传奎、《红灯记》里唱鸠山、《智取威虎山》里唱二爷的汉子,爱好文艺,柔情似水。
  受父亲影响,杨华开朗外向热爱文艺,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可让谢国斌一直遗憾的是,父女俩从没同时演过一出戏。
2005年11月10日14:2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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