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近20万座矿山，有近500个城镇是为采矿而建的，这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矿业城市”，近年来，却陆续因资源枯竭而步入绝境，面临著严重的生存危机。
地处贵州铜仁地区的万山，曾因汞资源的储量和汞产品产量分别列亚洲之首和世界第三，被誉为中国“汞都”。 据《万山志》记载，万山境内的汞资源开采始於唐朝，至明朝洪武年间日渐兴盛。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接管矿山组建贵州汞矿，开始大规模正规化开采。196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行政特区——万山特区。
几十年下来，万山生产的汞和朱砂产品，占全国同期产品的60%以上，累计产汞和朱砂3.2万吨，上缴国家利税15亿多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万山汞资源逐渐枯竭，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汞矿基本上处於停?状态，亏损逐年增加。新华社的报道称，到2000年底止，贵州汞矿资产仅为24493万元，已累计亏损17770万元，负债总额已达3503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43%，每年要靠国家补贴1465万元，才能发放职工最低生活费，成为财政一大负担。
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资源挖空了，贫困留下来”，汞矿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在近年内显现。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一份调查材料称：炼汞炉渣和坑道废石堆积如山，每遇大雨或暴雨，大量的含汞废水、炉渣、废石进入河道，污染水源，抬高河床，使河水无法灌溉农田。分布在特区东部的部分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由於矿区地质采空范围广、容积大、地表岩层薄，部分地方已发生多次地面塌陷。矿区地层下100-150米内已基本被挖空，地下坑道分上下五层网状交错，折标准坑道总长达970公里，因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12.5米，导致矿区内供人畜饮用的60多眼泉水相继干涸、断流，城镇人畜饮水困难。
随著汞资源枯竭，大量矿工下岗，区域经济衰退，给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全矿职工及家属共1.4万人，绝大部分家庭贫寒，有的工人靠卖血补充生活费；有的职工家属到农民庄稼地里偷盗玉米、红薯；迫于生计，一些年轻女子到沿海和邻省湖南打工，其中不乏以“三陪”为职业挣钱养家糊口者……
有专家预测，中国现存的矿山大多建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2/3已是保有储量不足，10年后中国矿山将迎来闭坑高潮。
在这一时刻，本刊记者走进万山矿区，记录几个普通工人这几十年的生存悲喜，观照国家力量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并见证地方政府为矿山走出绝境所作的努力。
杨老新脾气丑(坏)，酒后常和黄冬莲吵架，一吵就叫老婆滚。女人就又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家，来回折腾著。这其实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妻，两人没扯结婚证，邻里都知道他们结婚5年了，没人清楚他们没办过登记。
凿岩工杨老新
10月11-12日，晴。
看到杨老新时，他在屋前整理渔具，然后站起身来，拍拍黑乎乎的手，说，午饭后就要和朋友外出钓鱼。
钓鱼是杨老新的最大爱好，前妻和她离婚时，判决书上写著：爱打麻将、爱钓鱼、爱喝酒，不务正业。
杨老新现在的老婆黄冬莲对我说，麻将他打得少了，没钱；其他两样从来不误。杨老新辩驳：喝酒钓鱼哪项是不务正业呢？
杨老新1994年离的婚，前妻在离婚协议书上提出不要娃娃，儿子杨文跟了父亲。 前妻从前做服装生意，在解放街(县城)开了一家铺面，常到广州进货，盈亏杨从不过问。按照丈夫的表述，妻子生意做得连本都赔了，就去了上海，后来在上海和别人生了娃娃才回来和他离的婚。杨老新“气昏了”，要告她重婚，又想到上海“把她仔捅了，让她幸福不成”，后来担心“给儿子杨文增加思想负担”，放弃了，“觉得自己窝囊得很”。
那年杨文15岁。
从解放街搭三轮车到杨家，两块钱，再往前走，加一块钱，是土坪，原矿区总部。杨家的所在，叫三角岩，因北面三角状峰顶得名。四面环山，倒也安静，山腰遍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的红砖低矮楼房，显示这里曾经有过的繁荣。这些曾经都是矿工的居民说，楼房下全是矿道，四通八达，“这里是采空区，全被列为危房了。”一位居民跺著脚下的地面，告诉记者。
10月11日上午，黄冬莲的姑妈来访，黄特地上街买了4两五花肉，花了两块五。平日里，夫妻俩半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节省著吃好几天。中午杨家的三道菜：酸萝卜炒辣椒、炒蕨芭、辣椒炒肉，不知是火候还是酱油的缘故，菜都黑糊糊的，透著亮。
儿子杨文去年中秋就去珠海打工了，去年中秋和国庆是一天，所以杨老新记得清楚；春节儿子没有回来，电话里说病了，进了医院。一个内痔手术，加上各种检查、住院费，花了4500元。杨文在酒店搞桑拿，每月挣700块，偶尔会给家里寄上百来元。
杨老新每月512元的退休工资，负责全家人的开支。电话因欠费，停了7个多月；电费也欠了500多块，供电所有职工是杨老新的渔伴，所以电还能用著——“要是别人家，早把你给断了。”这是杨老新为数不多可值得炫耀的事。
1956年生的杨老新1972年进贵州汞矿当矿工，一直干到2003年，开始拿下岗工资，208元。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没下井了，“没矿可采啊，汞矿也正在进行关闭破产的前期准备。”
杨老新是凿岩工，他这样形容他的矿工生活：点火放炮用釺子敲岩石，每天干8小时，三班倒。矿山红火时，工资虽然不高，但从不拖欠，比地方甚至要“高颗子”(方言：高一点)，生活不错，物价低，有保障。各单位都有食堂啊！连中小学都有食堂，矿山医院比特区医院还要好。现在？早就开不起罗，并给特区医院，医生都走光了。短暂的光彩从杨老新脸上转瞬即逝。
不组成一个家庭，她的日子怎么过
眼前的这两口子都是二婚。黄冬莲的前夫晏元富1999年末死於眼癌，差十几天就过年了。黄冬莲养了头猪，病人临咽气前她说：晏子，把猪杀了吧。她担心他吃不到肉。
杨老新与晏元富交好，常到晏家帮衬，床前接屎倒尿，轻活重活不论。刚杀了猪，晏元富就断气了，连肉味也没闻上。东拼西借凑了1100元，办了丧事。其中600元是杨老新从自己单位借的，每月50块从工资里扣除。
晏元富死后，邻居们劝说：你俩也别出去找伴了，干脆组成一家算了。新千年里，把家具、锅碗凑一处，两人算结了婚。提起往事，杨老新有些黯然：“我俩不组成一个家庭，她的日子怎么过？”眉宇间透著“英雄救美”的豪气。
贵州民谚：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吹风。生命中刚刚洒进阳光，转眼又跌入黑笼。丈夫死后一年半，儿子晏青高烧不退，烧成肺炎，母亲要送儿子去医院，儿子不从，说妈妈工资低，爸爸看病借的钱都还没还完，我吃点药就好了。
黄冬莲只好把医生请进家，给儿子输液。挂吊瓶的铁钉至今还深深地插在窗梗上，母亲一直没拔，说是留个纪念。
生了4个月的病，挂了4个月的瓶，一直不肯去医院，晏青死在家里，19岁。
黄冬莲把儿子的遗像给我看，照得不好，对焦模糊，依稀能看到年轻人清秀的面孔。母亲还记得儿子对她说的话：“妈，你买断工龄后，我啥都不要，你给我买辆旧车跑出租吧，我慢慢帮你还债。”
儿子1米76，高高大大，做梦都想有辆自己的车。
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算了
这个家，经黄冬莲整治，里里外外透著亮。前后三间房，最外是客厅，铺著廉价胶纸，脱鞋才能进门，靠墙的桌上是29寸创维，2002年1900元赊的，至今没还；旁边有一台银色SVCD，儿子打工挣钱买的，150块；功放和音箱是黄的前夫置办的，裱好的杨文的照片，正正地立在架上；像下有一摞VCD碟片：《红太阳民歌经典》、《李玲玉》、《迟志强——悔恨的泪》、《刀郎》。卧房稍暗，席梦思内侧的墙上，大大方方地挂著一幅色彩艳丽的画，一对外国男女裸抱著斜卧在床，画上的字：银色的梦，LOVE......
长年艰苦生活，黄冬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记者来采访的前个月，她吐了一回血，不敢进医院，还是挂给儿子输液时的铁钉给自己打吊针。花了上千块钱，说是“治好了”，可这一段她一直在服中药。
10月12日，母亲姚腊梅过来找她摆龙门阵。老人80岁了，和小儿子黄万华住在离女儿不远的另一套屋里，黄母吃147.5元的低保，39岁的黄万华每月有70元钱的生活补贴，未婚，此前谈了一次恋爱，女方看他屋里穷得叮当响，“转身走了”。
杨文和后娘不是太亲近，倒是和定居上海的生母常联系。在生杨文后的半个月，杨老新做了男扎手术，他和黄冬莲也没打算再要孩子，“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算了”。
杨老新脾气丑(坏)，酒后常和黄冬莲吵架，一吵就叫老婆滚。女人就又把家具搬回原来的家，来回折腾著。这其实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妻，两人没扯结婚证，邻里都知道他们结婚5年了，没人清楚他们没办过登记。
"夫妻"半个月吵一次，准得如同女人的例假。黄冬莲就在两个家之间“滚来滚去”。男人催过她几次(办结婚证)，她顶著没去，现在更不想办了，“到时又叫离婚，跑法院，闹居委，大家都没面子。这样最好，不想过卷铺盖走人。”
杨老新每月的512块钱还是要交到“媳妇”手里，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吃饭150-200元；每月杨老新钓3次鱼，一次10-20元(路费、饮食)；中药13元一副，两天一副，每月195元；水电费50-60元。算下来每月开销425-515元，"基本存不下钱”。
贵州冬天冷，720元/吨的煤杨家嫌贵，烧不起，蜂窝煤也要三毛二一个，“所以就不生炉子了”。冬天坐在沙发上，盖上被子看电视；或者，相互暖脚。
屋后的山地是农民的经济林，有的地方树种得稀，征得农民同意，女人刨出块地来，种点白菜葱蒜，省了菜钱。矿区缺水，早上7点来水，8点就停，黄冬莲每天都要走上两里路，到山上的井里挑水来喝。
这一年，土坪社区管理委员会(汞矿倒闭后成立的管理机构)在犀牛井盖了新楼房，400元/平方卖给矿区家属，三角岩的住户都必须搬迁。“至少数万吧”，杨老新向我竖起几个手指，“我们哪里住得起？”
段辉发从来没想过汞矿会枯竭，在他看来，他们这代人靠汞矿生活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谁知矿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检修工段辉发
10月13-14日，阴，有雨。
屋里的电视开著，正是“神六”飞天的直播。主人却打麻将去了。麻将是这些无业矿工能赖以消磨时光且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听说记者来访，53岁的段辉发打完最后一圈，匆匆返家。今天他手气不好，连连说，“少输当赢，少输当赢”。
段的父亲是搬运工人出身，育有四子一女，段辉发排行第三。1956年时值大跃进时期，各地搞大开发热热火火，贵州汞矿也重新开矿招人，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热血青年，父亲领著一家人从临县玉屏迁到万山。那年段辉发4岁。
年纪虽幼，彼时的住房还是给段辉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树干打桩，用篾条里一层外一层夹起，墙是用篾片、稻草和著泥巴糊上去的，再蒙一层纸，干了后粉上石灰。
段辉发现在的住房有46平方米，2001年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刚把房款付清，上头就说这里是采空区，必须搬迁，“统一迁到犀牛井”。
贵州汞矿是中央企业，水银用於国防，也属於国防厂矿，驻有军代表。文革时期各地生产不正常，但贵州汞矿几乎没有停过产。
1966年段辉发进初中。没有课本，学校把当天要学的内容印在纸上，上课时一人发一张。文革开始，才念了三个月初一的段辉发又回到矿山小学，“读七年级”。他终於没念完初中。
段辉发喜欢文艺、体育，被抽去唱样板戏，经常排练，到处搞宣传。他自诩“万金油”，唱歌跳舞、篮球乒乓样样不逊，他参与表演的舞蹈曾在铜仁地区的比赛中拿过二等奖。1970年，他所在的宣传队被特区徵调，按当时的政策，没接到通知书的，另行安排工作。
段辉发没有拿到通知书，他被认为有历史污点——父亲被国民党抓丁，当了几年兵，剿匪时有个匪首被打得奄奄一息，请求父亲“给他个痛快”，父亲补了一刀。文革时就说他父亲“乱杀无辜”，其实这土匪是地方一霸，恶贯满盈。
因著这“污点”，兄妹三人无一被安排工作，段辉发去了高路坪公社插队，这是1971年3月25日，在段的记忆里永远难於抹去。
1975年12月知青返城，段辉发被安排到贵州汞矿冶炼厂工作。
冶炼厂的职能是，把运来的矿石破碎，然后送进沸腾炉焙烧、炼汞。段辉发在破碎工段搞检修，很少下井，只是在“有重要任务时”，比如偿还苏联贷款，井下搞大会战，他被抽去支援几个月。
段辉发认为汞矿最红火的时光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光冶炼厂就有100多吨的生产能力，品质也高。
他记忆里的好日子就是那段：每月发三四十块钱，两斤肉票(咸肉)、一斤白糖票，每天还有三毛钱的“保健”，在食堂能打一份肉；那时候生活水平一般，但干起活来愉快，思想单纯，不像现在这么放肆 ；文化生活欠缺，但"人不空虚”；一旦有电影看，大家“挤得轰轰烈烈”……
"恼火”的日子
段辉发从来没想过汞矿会枯竭，在他看来，他们这代人靠汞矿生活一辈子是没有问题的，谁知矿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矿工们有自己的理解，一位矿工的日记对矿山的没落这样表述：1980年代中期，政策多，鼓励企业搞什么横向联营，本来贵州汞矿日子还可以，但矿上领导抽出资金到榕江、三都等地建矿、搞联营去了，资金抽薄，该涨的工资涨不到位。80年代后期，资源濒临枯竭，产量下降，加上“管理不善”，领导私心一重，日子就更“恼火了”(困难)。
段辉发属於“特退”——在有毒有害环境里连续工作13年以上，可享受"特退"待遇。2002年5月退休，段辉发刚好到天命之年(50岁)。
退休时还闹了大风波。贵州汞矿宣布破产，按文件精神，水、电、学校移交地方。“但地方嫌我们人多，承受不起，无法执行这个文件。”段辉发说。汞矿供电所60多人，女工满45岁的办退，男工只有三人符合条件办退，段是其中之一。“结果有30多个男工，残疾的，年纪比我还大的，都移交给了地方供电局。”
段辉发认为自己被破产清算工作组“骗了”，语气充斥著怨怼——“他们现在是特区供电局退休职工，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日子当然他妈的好过多了！”
现在段辉发每个月领著590元的退休金，妻子康瑞莲2001年5.38万元买断31年工龄，现在享受577元/月的养老金，比一般矿工日子稍强。此前她在汞矿医院当护士。医院移交地方，她本可以继续干，“但看到医院的混乱状况，领导进药、进设备吃回扣，职工工资却欠发，看不惯，干脆买断回家”。
儿子
段辉发心宽，汞矿垮几年了，索性懒得再去想，24岁的儿子段宜瑞目前是夫妇俩最大的烦恼。1998年里里(儿子乳名)考上汞矿技校(最后一届)，在学校里听老师说矿山要垮了，便无心再读，没毕业就出来了。
儿子要做生意，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开张才一个月，网吧就常闹事，一次打斗中里里把别人打伤，网吧开不成了。入股的4台电脑，是段辉发亲自去怀化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最后处理成7000块。
此后里里的生活轨迹就乱了套：到北京当保安，嫌生活不习惯，三个月不到便回来了；又去贵阳念武术学校，交了4000块学费，学了一个月，发现“学校不见了”；8月份去武汉，揣了1000块，一个礼拜就回来了，钱一分不剩；然后四川、广东……
10月14日这天上午，段家来了两名便衣，询问夫妻俩儿子最近的动态，“最近有没有和那些‘粉仔’(吸毒者)在一起"。送走公安，康瑞莲连连叹气，说所以希望里里出去闯一闯，这里“搞粉”(吸毒)的太多，担心他走岔了道。段辉发则骂上了：“毒品危害为何那么大？我就怀疑，抓了罚，罚了就放，不知是干什么吃的。治安太差，吸毒的太多，所以盗窃案频发。”
儿子出门三天了，这次是去浙江，还没给家里来电话。临走前，母亲偷偷塞了800元，不敢让父亲知道。
儿子怕父亲就像耗子怕猫，耗子和猫感情能好吗？父亲教训儿子的方式通常是，一脚踹去，被踹的两个小时站不起来。
谁也没想到身上活跃著文艺细胞的父亲暴力的一面，母亲私下里给我讲了几件体现父亲暴力的事：还念初中时，儿子老旷课，一次在家做作业，父亲在厨房做饭，一边做事一边骂儿子，越说就越冒火，冲出厨房，手拿电工刀，冲著里里正在茶几上做作业的手狠命地插下去。亏得里里缩手快，刀插在茶几上里里左手的位置，没进去一半。儿子脸都吓白了，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工作上的不顺心带到家庭里来了。康瑞莲说。
"17岁那年通知里里去当兵，招兵的来通知他几次，他不愿去，说帽徽领子一脱，啥都不是。他爸爸脾气来了，两句话不对头，就一耳光打过去。单位里也这样，还在车队时，领导骂了一句‘你妈的B'，他冲上去就是两耳巴。被罚了20块钱，这还是1993年的事。就这性格，你说工作上能如意吗？”
段辉发有一天找妻子商量，说干脆把儿子捆在床上，通上电，狠狠地打上一顿，死死地打，总比在外学坏强。话被里里听到了，儿子背了书包，吃住在网吧，几天不回家。
父子两年时间不说话了，母亲不在家时，儿子就不会回家。一次儿子被打得实在无奈，冲著父亲喊：“你再打我，我叫社会上的人来搞你，看哪个利害。”父亲瞠目结舌。
只要不和那些"粉仔"搞在一起，儿子理不理自己段辉发也无所谓，“我明确告诉过他，要是抽上了，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最见不得这些粉仔，有厌恶感。”
因"汞矿破产造成的分配不公”，矿区上访不断。让康瑞莲宽心的是，丈夫没参与过任何一次上访。“我想的是，有点钱，能把日子过下去，身体不垮就行了，不能搞到家破人亡。”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
松岩工谢国斌
10月15-17日，小雨。
"记者来了，工作要做得保密一点，大家出去不要乱说，别让他们正事都干不成。”
下著小雨。十来个老工人在二坑一位矿工家中集会，研究上访、诉讼的对策，这样的会是经常但不定期的。我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集会，这是10月15日上午9时许。
一个著黑西装的中年男子打断了别人的发言，一再叮嘱大家要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
中年男子叫谢国斌，48岁，长脸，面黑，端重，坚毅；他西装里的衬衫领子白得让人发慌；嗓音嘶哑，说是井下炮烟中毒，但话语锵铿，有沁人心脾的力量。
"我们现在要解决三大问题：一，贵州汞矿关闭破产遗留问题；二，贵州汞矿2.44亿的固定资产的去向问题；三，24个部委已经形成的方案和预算，地方政府在处理时是否有越轨行为？我还要强调的是，贵阳一定要去，北京也要跑，要把集会进行下去。”
他们的集会和上访从2002年就开始了。今年9月5日，谢国斌和其他8名矿工又去了北京，这是他们第6次进京上访，贵阳更是去了无数次。在北京10天，9人每天只吃10碗饭，没一天饱过，睡北京南站某地下室，16块钱一晚。天天想著的是，问题严重且棘手，若得不到国家有关部委的接见，如何向矿上5000人交待？每个人的心头都“沈甸甸”的。
四万的保命钱
谢国斌还住在1960年代建的老平房里，三间房，两个孩子一间，夫妻一间，另一间是厨房，显得很局促。妻子外出打工，女儿上了大学，岳父住在另一处，只吃饭时过来，儿子复读，平日里，就谢国斌一人。
谢国斌的父亲是长征干部，“与贺龙一起，在沿河、思南一带活动”，朝鲜战争回来后，“带了一个连的部队进驻贵州汞矿，驻扎在黑洞子，他们叫他谢排长”。1959年饿饭年月，老乡给了谢排长一个南瓜，就为了这个南瓜，地方领导整他，过不了粮食关，远走他乡。
临走前，父亲怕连累母亲，办了离婚。那年谢国斌两岁，母亲改嫁后又育三子一女，而父亲终身未娶，1989年去世。
1980知青返城，谢国斌作为松岩工下井工作，放了炮后把矿石松下来。井下三大工种有毒有害，凿岩、松岩、掘进运输，汞毒对身体危害表现在：手抖，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脑血管硬化、血脂高、血脂浓。谢国斌的嘶哑嗓子就是长年井下工作的后遗症。
谢国斌1985年结婚，爱人杨秋菊在一坑当会计，2003年4月从汞矿退休，每月470.30元的退休金，谢国斌则在2001年买断工龄，一次性获得补偿44657元。
这笔钱谢国斌“一直不敢动”，女儿今年上四川大学，学费4000元，儿子复读高三，学费600元，"不存著哪付得起”？岳父靠谢国斌赡养，他不享受低保，只能靠这四万块的“保命钱”。
10月11日(重阳)是杨秋菊的生日，谢国斌给妻子打了十来分钟的电话(通常是，响两声，挂断，妻子回过来，她有300块钱话费可报销)，身体好不好？儿女乖不乖？殷殷嘱咐，恋恋不舍。
退休不到半年，杨秋菊就去了安顺一个锑矿当会计，老板是谢国斌的朋友，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把锑矿卖给了一个福建商人。福建老板留下了杨秋菊，并让她去温州的卷闸门厂做财会，浙江贵州两头跑，每月收入1800元，一年回来一次。
两个孩子是龙凤胎(孪生姐弟)，从小听话，学习上从不用谢国斌操心。姐弟俩在铜仁黔东念的高中，三年里，全年级第一姐弟俩轮换拿。因成绩优异，学校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给谢国斌减了三年负担，“省了不少心”。
谢国斌的教育从姐弟俩懂事开始，他的方法：娃娃有天性，摸不得要摸，摸了要拿，不行；我们从不给钱，要吃什么家里都有；弟弟犯了错，姐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罚站，姐姐错了，弟弟画圈，不打不骂；生活上不攀比，学习上争上游。
两姐弟著实给这个清贫的矿工家庭争了气，今年高考双双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弟弟588分，姐姐584分，离录取线分别差4分和8分。
姐姐被四川大学录取，弟弟拿到了江西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放弃了，他选择复读，他的目标，还是同济。姐姐很委屈，父亲做了十几天的工作，她才打起了去成都的背包。
姐姐杨华，随母姓，弟弟叫谢振，取“中华振兴”之意。夫妻至今20年，没真正吵过一次架，妻子在工作上遇到问题，领导乱报吃喝账、让她做假账，她解决不了，回家撒气，谢国斌背上儿女出门散步，待她气消了，再沟通。妻子生产时子宫大出血，身体受损，一直恢复不过来，谢国斌比她长5岁，懂得照顾人，家务活全包，“连冷水都不让她碰”。
谢国斌说：“我是50年代过来的人，通过粮食关，大难不死，遭遇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日子刚刚好过点，又碰上企业倒闭……既然是个男子汉，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责任，不能让妻儿受苦受累。”
妻子是会计，一家人竟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工资甫一发下来，就记入账本。谢国斌从柜子里翻出四册成年账本，谢家的第一笔账始於1986年4月(见下表)。
女儿杨华独自去的成都，临走的前夜，谢国斌拿出账本给姐弟俩看，父亲说：我不要你们还的，只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花了多少钱？值不值？要搞清楚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父亲的带动下，姐弟都有一本自己的账，杨华每月的生活费是400元，父亲让她“合理利用这笔开支”。
谢国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凭著家传的行医手艺，他并不为吃穿愁。作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每个月总会有四五个病人求医上门，“挣个八百千来块不是难事，比外出打工强吧。”
他的专长是骨科，结石、高烧不退、半身不遂也能帮助解决，治不了的他从不强行施药，他会说，“另请高明”。
夫妻俩目前的计划是，苦心孤诣把一对儿女盘出来，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就算完成任务，毋须他们的回报。“然后我们买套房子，终老。”
67岁的岳父得到谢国斌很好的照料——谢说他要做给儿女们看，因为“爱是可以传承的”。老人在1981年失去伴侣，1989年再婚。后娘长得漂亮，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一天到黑在外面飘”，谢国斌夫妻俩都反对这桩姻缘。但老人执拗，便由了他。
后来，后娘把谢国斌21岁的大姨妹卖到了河南给人做媳妇，具体卖到何处，卖了多少钱，全家人一无所知。岳父气倒了，天天喝酒，喝了睡，醒了再喝。1992年的一个淩晨3时，岳父从井下出来，回家便看到自己床上躺著一个陌生男人，后娘一惊，提起酒瓶往地上砸，说吵了她睡觉。岳父自顾喝酒，喝著喝著忽然气从心来，从床下提了斧子，一斧砍向后娘，后娘倒在地上，岳父连下21斧......
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坐了五年牢，2000年保外就医。每个季度，谢国斌都要督促他写份思想汇报寄往监狱，他还叮嘱儿女，要尊敬外公，“父母能做到的，你们也要做到”。
回忆20多年的矿工生活，谢国斌认为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一对不用操太多心的儿女，和一个温情和睦的家庭。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是高中毕业生，工人里的秀才，各种报告、上访材料多出自其手。不怕报复吗？我问他。“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没人敢动我。”这回答多少有些率真。屡次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何还要去？“不去更解决不了问题，去了总会有希望。”
这位坚毅有力、矿工出身的汉子，这位《沙家寨》里唱胡传奎、《红灯记》里唱鸠山、《智取威虎山》里唱二爷的汉子，爱好文艺，柔情似水。
受父亲影响，杨华开朗外向热爱文艺，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可让谢国斌一直遗憾的是，父女俩从没同时演过一出戏。
2005年11月10日14:2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