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1日至24日，我们在河南郑州、开封进行了社会实践，分别与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开封拖电厂、电缆厂、化肥厂、毛纺织厂的部分工人进行了座谈，因为在岗职工还在上班，所以访谈对象主要是退休工人和下岗工人。访谈内容较多，这里只选取一部分材料与大家交流和探讨。
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部分工人座谈会
时间：2007年1月22日上午
据工人们介绍：过去郑州共有91个汽车厂，轻型汽车制造厂（简称轻汽）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为整个郑州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实行厂长责任制后进行改革，成立日立汽车厂，轻汽的贷款、技术设备、人员等全部转到日立，日立背负的债务全部转到轻汽。工人戏称“轻汽老子，日立儿子”。后来中信原计划给轻汽投资1.7亿元，建立两条生产线，一条年产15万台发动机，一条年产10万辆汽车。当时轻汽总资产为2.4亿，但中信的1.7亿却占了95％的股份。后来生产线也没建成，钱都给卷跑了。日立现在已是私营企业，厂长为原轻汽厂厂长。
下面是几个工人的发言：
工人甲：“你们在北京上学呢，可以给上面反映反映。我们暖气管道费，国家都出台了政策禁止收了，但是下面和中央对著干。‘管网费’不合理，中央2001年就下了文件取消了，我们现在还收。”
工人乙：“关於国企工资的事，有权威的当官的工资都很高。国务院很关心农民，税免了还有新农村建设，就是咱企业的工人，工资涨一点当官的成百上千的涨。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咱心理不平衡。现在的社会就像一条船，已经偏了快沉了。”
工人丙：老百姓的三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以前都不用愁的现在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关键是贪污太严重，就像咱们轻汽厂，领导就是蛀虫，非得把厂子弄垮了，这样国家的财产权便是自己的了。
“调查啊，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太多了，现在社会到了啥程度？过去是工人阶级，现在是啥？‘工商税务两只狼，公检法是大流氓’，现在社会到了啥程度？！（老师傅眼中含著泪花）就像每年工人老百姓纪念毛主席，政府不让 ！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是‘光说人话，不干人事’。很多老党员都想退党，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像佛教，和尚坏了能说佛教坏了吗？共产党是好的，关键是现在的共产党员心坏了。
“关於言论自由，毛主席那时有“四大” ，现在游行你敢去？！毛主席时代大家监督你，揭发你，现在老百姓都骂，是真的言论自由了？！看似自由了，远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思想入侵，社会主义文化没有了！歪风邪气，你顶住了就是个高尚的人，接受了你就堕落了，关键在自己思想。”
与化肥厂退休工人的座谈
时间：2007年1月23日上午
A师傅（化肥厂工人，提前退休，现为九三学社成员）：“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厂的职工代表，希望你们把这次调查工作做好，反映上去。你们的调查很有意义，符合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原汁原味的。
“我1960年到化肥厂参加工作，受到的教育是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拼著命去工作，不顾条件。参加工作时工资为18元，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工人经历了低工资、高就业、多子女的时期，当时工厂看病全报销，家人报销一半，房子家具全是分配，工资虽然低但生活有保障。当然也经历了一些苦难，上山下乡、文革、下岗……我提前退休了，自学拿了个不太高的文凭。开封化肥厂是当时全国八大化肥厂之一，归化工部管，当时的设备很先进，是整个中原地区企业的样板，参观者络绎不绝，效益非常好，很大一部分工人是转业军人，素质非常高，为整个河南省的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开封市上缴利税最多的企业，带动了整个开封市的工业发展。改革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像开封化肥厂这样经历了整个计划经济的工厂和工人。发生了2002年愤怒的职工围攻厂长，堵陇海铁路的事件。”
B师傅：“这个我插一句。围攻厂长堵铁路不是没有原因的。厂子倒闭最主要的是人为因素。改革过程中政府向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收钱，将濒临破产的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推给效益好的企业。当时在政府干预下化肥厂兼并了开封树脂厂、开封炼锌厂、开封运输公司等亏损的国有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国有企业没有救活，原本效益很好的化肥厂也给拖垮了。2002年3月全厂职工工资没发一分钱，工人们仍想著把厂子救活，照常上班。直到4月5日，市委组织部派人来宣布将厂长汪欣调往开封市国资委任副主任。工人们被激怒，因而发生群体事件，围殴厂长。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企业负责人调离，厂子咋办工人们咋办？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厂子垮了负责人只能就地贬职不能易地做官，企业干部不能到政府部门任职。愤怒的工人为了施加压力让政府解决问题，第二天在工会组织下堵了陇海铁路，开封市委出动大量武警，放催泪弹，工人与武警用石子对打，几十名工人被抓，关在通许县派出所一天，让每个工人都写了检查，承认企图阻碍交通，晚上把人送了回来。厂长王欣到厂不到两年，融资贷款几个亿，大搞形象工程把钱耗掉了，半拉子工程到现在还在那儿呢。‘开封何时能开封？’都改革20年了，一点改变都没有，好的都给改坏了。就像毛纺厂，一个效益很好的年轻国有企业，交给政府3年就给破产了，设备全被贱卖，一台一百多万的设备不翼而飞……”
C师傅（原化肥厂高级工程师，退休工人）：“你们调查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是具体的还是泛泛的？具体包括哪些方面？课题必须明确，和你们专业也没多大关系。从目的上说，对这个社会现状必须密切关注，校门与社会的大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你们对社会的了解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讲都是很有限的。一方面与老一代的大学生相比，你们应该多向他们学习借鉴，尤其是社会责任感。电视剧《星火》你们看了吧？二三十年代的大学生，名门望族出身的大学生全都投身到革命大潮，投身于农民运动，所以光了解社会是不够的，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了解，而是要有责任感，也就是对底层社会工人农民的呼声要求给与支持，仅仅理解和同情是不够的。选题上既要选一个具体的国企还要注意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要仅限於学术方面。开封由创建、发展、辉煌、没落，说明了什么问题？厂子和人一样，老了就该被淘汰，但化肥厂没有没落没有老啊，它的没落极不正常。化肥厂由一个辉煌的企业突然坍塌，是因为政府采取摊派政策，把政府的包袱甩给企业，用人不正常，政府指派，是一种变相的买官卖官。化肥厂贷款、欠工人工资，破产了，残存的也将很快被处理掉。”
A师傅：“就咱们国家来讲，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两个问题。不和谐在近些年来体现的特别突出，关键是社会的不和谐。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最重要的，主要指党群和干群关系。我是50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干群关系比现在和谐融洽多了。当时是根本利益一致下的差别，现在干群关系不仅是矛盾，有时还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关系不和谐主要是经济分配、民生利益的冲突。以前不用考虑养老、医疗、教育，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拼了命的干，是心甘情愿的甘於奉献。改革这么多年，不管福利也好社会保障也好，全取消了。化肥厂现在医疗费每月17.3元，而且这个医疗费只有极个别企业有。都不敢生病。上学呢，我大孙女中南民族大学四年花了五万，接著小孙女去郑州上大学，不上大学不穷，一上学更穷。要在农村怎么办？担负得了吗？住房是个很大的问题，房价飙涨，我把一辈子的家底才给老三买了套房。这些都是原来企业职工享有的福利，改革全给剥夺了。政府官员的福利优厚的很，他们也顾虑但不用担心，国家给保障啊。计划经济时期恰恰向反，干部工人有福同享。现在把工人的那部分给剥夺了，公务员住房有房补，相当於工人工资的2/3，有能源补贴、物价补贴……什么都有补贴，他们工资又比工人高几倍。为什么社会不和谐这么突出，关键在於分配关系，社会分配不公正是社会和谐的根本问题。退休不敢进医院者，进医院不敢住院者，在家等死者，为减轻家庭负担而自杀者……大有人在！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调整分配关系’是很及时的，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遗留的问题太多了。”
D师傅：“去年调整退休工人工资，可以说调整幅度很大，十几年来上调幅度最大的，涨了一百多块钱。但纵向的与事业单位相比，差距就出来了。事业单位工资本来就是企业的3倍，这次调整不但没有缩小差距，反而使差距加大了。差距越来越大，加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民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公务员福利越来越高，矛盾越来越激化，蕴藏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源于民生问题。改革的成果应该全民共享，但差距为何这么大？难道以人为本的人不包括老百姓吗？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改革的成果不能让所谓的社会精英让政府官员们独享！企业是向国库里装钱的，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根本问题是执政理念，以官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剩余价值交给了国家。”
B师傅：“民生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的根本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不以社会舆论和导向为转移，政府的宣传和舆论掩盖不了这个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不是说要绝对平均平等，而是同样是退休的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为何差距这么大？事业单位退休时按职位、学历发退休金，工人的退休金一个标准。这是以人为本吗？具体化就是以官为本，人包括工人？！教育、医疗、社会治安、垄断……这些是问题，但真正的重灾区不是这些问题，是公平问题！误导是掩饰不了的！”
E师傅：“依我看是立场问题，心里有没有群众，有没有群众意识。胡锦涛花大气力解决三农问题，为啥这样做？这叫民心工程。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96年人民日报就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说：收入差距过大，多数人捡芝麻，少数人抱西瓜，不腐败他说啥？分配不公、腐败，芝麻跟西瓜咋比？开封化肥厂在全国化工行业都是重点企业，为了啥？还不是老毛想发展和巩固农业，直接服务农村。当时开封利税1个亿，光化肥厂就上交4500万，后来咋整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是一场革命。’一年就亏损8个亿，哪儿去了？政府官员拿走了，落私人腰包了！上面民心工程弄得好，社会现实为何不给学生知道？在那儿忽悠学生，不让他们起来为老百姓说话。我今年都76岁了，干吗这样？靠的就是一股劲，对社会的责任感。”
F师傅：“老同志都是50年代参加工作的，除了他（A师傅），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就说说计划经济前后自己的感受和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作为老百姓作为人最根本的是生存问题。当时工人和干部相差不大，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相差不大，福利待遇方面事业单位还不如企业。企业中的干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像当时工人加班有加班费，干部没有。当时干部党员就是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们厂当时有一个干部和工人一起加班到很晚，下班的时候他请加班的工人吃饭，自己蹲在一个角落啃馒头，第二天加班的工人放假休息半天，他正常去上班。可以说干群关系相当融洽，老百姓服他啊。一切都是考虑工人、老百姓，工人们也没有后顾之忧，在厂里干活像在自己家里似的，下班都不走争著加班。工人地位也是很高的，国家对工人相当重视。像当时我们厂一个老师傅加班时烧伤了，国家从上海派来专家治疗，后来又动用直升机送往上海手术。现在呢？干了一辈子，老了得了一身病，没了医疗保障，有病不敢看，拖著等死！物价上涨，子女下岗，“儿子不养爹，孙子吃爷爷”，厂子可以不管，儿子不能不管啊，孙子不能不管，就拿点退休金的养著一家三代！
“老百姓有意见有要求向谁反映？向政府。前些年，改革开放初期，矛盾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工人尽量自己解决实在不行找单位，找社保局。中国的老百姓很老实的。但是很多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是国家政策造成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向市政府、社保部、国务院反映，从基层向上级反映，另一方面也从一个单位走向联合，最终发展到群体事件。每年全国都有几千起群体事件，无非是三农问题和工人问题。就拿开封来说，2004年10月28日，十多个单位联合上万人前往市政府请愿；2006年元月，下岗企业改制造成矛盾激化，工人堵高速公路堵铁路。
“现在社会的矛盾在哪儿？民生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说到底是执政理念问题。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国际的警戒线是0.4，中国现在高达0.47，还在进一步增大！构建和谐社会是有条件的，关键是人与人的和谐。”
B师傅：“我们的意见渠道不畅，力量有限。有些媒体敢直言，你们应该多看看，像《中国青年报》、《生活文摘报》，焦点访谈等。‘让人民知情，让人民说话’，根本目的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A师傅：“我是九三学社开封的信息员，我们把工人们反映的问题整理后寄给中央九三学社，他们接到我们的材料整理了专门的报告，递交温家宝总理，总理第二天就批示物（？）部委要重视企业工人工资低问题。去年我们涨工资可以说和我们的反映不无关系。‘限高、扩中、保低’，这是中央的政策，实际上执行没有？没有！只不过是为事业单位涨工资立了法，没有体现这个原则。‘双轨制’ 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C师傅：“你们关注社会，ХХ大学的学生关注社会，这就是社会的希望。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何企业单位退休由社保部管，而事业单位归人事部管？工人按在职时徵收的养老金发退休金，而事业单位不是。不能双轨制，而应该单位制，单位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第二，国企改革的结果是大部分国有财产变成了私有制，用工制度也变了，‘合同制’‘雇用制’，在职工人也面临著下岗的风险。问题这么大，政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制问题。”
（我们提问题：你们的下一代怎么看待你们的斗争？）
F师傅：“我们退休工人的呼声高，反映强烈，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很支持，但他们有自己的顾虑，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得生存啊。尽管支持我们，但不能表现出来，不能站出来，我们自己已经对政府没有奢求，没有什么忧虑的，只要不违法，我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你也拿我们没办法，有养老金，低点生活差点，没钱看病死就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他（指B师傅），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死都不怕，我们怕啥？”
A师傅：“工人阶级不存在了，被分化了，现在叫阶层不叫阶级了，工会也成了摆设。不管怎样，工人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劳动者的阶层。老一代工人的贡献说否定就给否定了！”
“我们就希望啊，政府从政策上调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口号人人都会喊，关键还是要行动。中国老百姓希望中国稳定，和谐发展。但社会发展不是老百姓的愿望所能决定的。”
一名全国劳模的经历和看法
时间：2007年1月23日下午
王师傅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是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曾受过毛主席的接见。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小时候给日本人厂子里当童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执政，我还在日本这个厂里，一直干到开封解放。一解放就好了，自己的国家，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时期我们都是奴隶，到了共产党执政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别人解决不了的工厂都给解决了。日本人、国民党也关心生活啊，但他们解决不了政治地位，你不能当主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可能让你翻身做主人。
“给日本人干那会儿苦啊，劳动强度很大，大冬天的都整天流汗，衣服湿透了。晚上两个人挤在一起，就一个被子，虱子很多，有一天休息的时候想补补被子，就用笤帚往下扫，然后用纸把虱子烧掉，太困了那么多虱子也不觉得痒。白天干一天晚上还不让睡，困得不行了脑子‘不当家’，他们就用棍子抽，疼得惊醒，不疼了又不当家了，他们再狠狠地抽。那个时候难受，拼死拼活的干挣的钱全是资本家的，还不给饭吃，现在想想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王师傅流著眼泪说）！直到解放，解放军打进来了，打了五天五夜，老百姓死的很少。
“解放后首先得恢复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开封有个面粉厂，政府号召大家去工厂，让工厂恢复生产，抢救面粉厂。面粉厂被炸坏了，当时用蒸汽发动机，一个很大的轮子坏了。一部分人想办法修机器，一部分人用土磨磨面，我到了土磨那边。磨面、卖面，都由政府安排。后来又到了油厂，当时油厂榨油采用的是土办法，工艺落后一天只能生产150斤花生油。我采用螺旋式千斤顶，通过革新，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后来又采用粉粹机技术，到1953年，一个班就能生产75000斤花生油（每天三班），此时油厂已有一定的规模，铁路也修到厂子里了。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且因此也获得了去上学的机会。由於是全国劳模，又上过学校，开封市委组织部让我到组织部人事处当干部，我说我不能当干部，我学的是理科是技术，我得当工人，当工人对国家贡献大，我说你叫我当干部你眼瞎啊。后来还是没办法，调到粮食局当干部，一到那儿我跟副局长说我不当干部当工人，副局长带我去见局长，我向他说了，他同意。我又回到了组织部，说当工人的该去劳动局，我就到了劳动局，安排我去当工人。首先安排我到技校（河南省第五技校）学习，不久技校关了。我就被安排到了托电厂（中央办的工厂）当工人，当时我已是六级工了，开封市让我到面粉厂，部里不同意。就这样，我在托电厂一直干到六十岁退休。刚去托电厂那会儿，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厂子正在修建。
“我1953年左右的工资很高，400多块钱，比毛主席工资还要高。1953年工资改革，工人政府干部都是每月40斤小麦，后来涨到70斤每月，再后来实行计件工资制，‘生产涨一寸，部里长一分’作为标准，你发展了革新了，你工资就高，那时可不是我一个人，很多工人都比毛主席工资高。工人积极性都很高，400多块钱很多的，吃不完用不完。后来工资由计件工资制改为八级工资制，很多工人都想不通。工资改革时来了个副市长孙绍明带个工作组来搞工资改革，大家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当时我就想，遇到啥事都要开动脑筋结合实际去考虑问题，我就想到了过去给资本家干是受苦挨打还不给饭吃。想想旧社会，再想想现在，当家作主人了。现在工资是降了很多，但这钱资本家捞不到，干部也捞不到，给国家了，我们又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拿钱干啥用？还不是建设我们的国家，国家好了我们的下一代会生活得更好。先人们的牺牲换来我们当家作主，才不受压迫，他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就不能牺牲几个钱吗？想通了，后来开会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发言，向大家说我是怎么想的。市长问：“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党员啊？”他要发展我做党员，厂长说已经是党员了，很多工人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很多工人都和我一样，过去旧社会受压迫。革命前辈们命都不要了，他们享福了吗？没有。像北大有个李大钊，枷锁都套到了脖子上，就说了一句话‘相信赤旗将插遍天下’。在北京开会时我在英雄纪念碑前就发誓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才拿400，我们拿那么多也不合适啊。
“厂里面公开选举，我被推选为厂长。我不愿意干啊，我觉得自己干不了，有另外一个工人喜欢当厂长，我不当他就当了。大家选，民主的很，真民主。
“温家宝来郑州作调查，到工人李环章家里调查谈话，我知道后跟李接触，跟他说：‘你既然有这个机会跟中央领导说上话，你要给他们讲，不要让他们无所作为。当领导的不能只考虑自己，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不好领导，要想领导好就必须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只要依靠人民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如果不相信人民那就不行。’
“上班的时候成天想著革新，怎么样使产量高质量好，退休了开始开动脑筋想一些问题，也看了一些书。
“工资退休金不在高低。现在好多人都迷钱了，钱迷心窍了，没有灵魂了，没有灵魂问题就大了。中国有个鲁迅，就是专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提高政治灵魂的。最主要的是人的思想，有个鲁迅学院，学生都是敬仰鲁迅精神立志做鲁迅的人，改革开放后鲁迅学院的学生也不行了。有本书叫《中国的底层》，就是一位老作家探讨鲁迅学院的毕业生只要给钱啥都写的现象的。
“对文革，我的看法和好多人都不一样，尤其是后来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的一无是处，我对文化大革命不这么看。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生命有限，他要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中国人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上台实行整党，这个整党和毛泽东时期的整党不一样。过去是民主大家讲，群众讲，公开进行争论，徵求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整党时不开大会不作报告，党委派两个人进行谈话，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没有搞完，要进行完的话老百姓的思想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文革要触及的是每个人的灵魂。文化大革命可厉害啊，我是保守派，差点给造反派打死了，跟造反派有矛盾。造反派把我弄到开封市河南大学‘受教育’。正看著就打起来了，打干部打得厉害，后来就打我了，要我把造反派巴尔斯叫‘巴爷’，我不干，就开打了。打得眼前发昏都站不住了，后来造反派一个头头看不行了叫别打了，说他是工人以后还要生产呢。就把我搀回来了。文革时有人说只批斗不生产这是不对的，当时两派斗争那边胜那边抓生产，积极完成国家任务，也有很多工人是顾大局的，不管哪派掌权都好好干。现在三座大山又回来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在澡堂里就听到一个老头儿说，邓小平不该留是后患。另一个说，谁都不怨怨毛主席没再活几年。文革期间教育是主要的，教育面大打击面小。武斗只能接触皮毛，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文革就是要洗礼每个人的灵魂。
“改革，这个词没错，什么时候都适用，改革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与我们工厂里搞革新一样，不能光看产量还要看质量有没有下降，要是质量下降了，这种就不能改。既要提高产量又要保证质量。有人说‘中国改革产生的弊端就是贪污腐败，无药可治，要反腐败就要亡党，要不反腐败就要亡国’。我觉得这话不对。最近中央做了，只要真正来做，而不是欺骗人民，反腐败不是一反就要亡党了。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愚民政策，终究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党要真正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办事，以人为本才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错误的，你们在学校不能这样。外面天翻地覆，分分分，要分啊。青年人怎么样呢？现在很多人钻到钱眼里了，迷了。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蒸蒸日上。’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青年人要多走走多看看，了解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知道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才行！
“农民比工人还要苦，还要受压迫。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农民没出力吗？干了一辈子到老了啥都没有，问题怎么解决，凭什么农民出力不讨好？！毛主席喊：‘人民万岁！’说明毛主席的根扎得深，扎在人民的内心深处。”
谈了接近四个小时，王师傅始终很激动，我们都坐不住了，但七十多岁的他一直正襟危坐，每一句话都没有停顿。那是发自内心的，是他想了几十年的东西。屋子里虽有暖气片但还是很冷，我们的脚坐时间长了都感觉麻木了。天暗下来了，王师傅还得回家去，我们提醒他时间不早了，他站起来，就那样站著又讲了半个多小时。送王师傅出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六点了，他始终恋恋不舍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青年人多思考思考，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我们的希望……看著他骑著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几个小时，我们却像经历了半个世纪。
一位旅店老板的看法
我们所住的旅店老板姓刘，是一位开封毛纺厂下岗工人，今年45岁。他2000年下岗，下岗后利用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2万元以及从亲友借来的几万元和自家的房屋开了旅店，效益比较好。后来又买了周围的一些地盖了2层楼房，旅店规模变大，聘用了开封郊区的一位妇女帮忙。他的妻子为开封市电影院售票员，现在已经退休，每月退休金400元，大儿子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在深圳参加工作，小儿子现在读高三。刘旅店现有客房15间，每月交各种税收400多元，年纯收入为2~3万元。2007年前政府扶植下岗工人创业不用交税。目前所有借贷的钱均已还清，日子过得很好。刘老板说：“改革好，中国要改革，不改革发展太慢，你看看改革以来中国发展多快呀，不改真不行。国有企业要改革，不改不行，我是过来人，感受很深。”
这次实践对我们的震撼很大，以前只知道国企改革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改革才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我们所见的情况不是这样，企业多以破产告终。郑州和开封都是国家的工业基地，企业改制中大批职工下岗，再就业困难，退休工人的工资和事业单位差距很大，他们还需要这点工资养活儿子和孙子，所以这里矛盾很多，工人也一直想通过上访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争取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我们遇到的老工人基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对毛主席时代明显的流露出留恋和向往的情绪，他们对文革的理解也使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目瞪口呆，连文革中受到身体伤害的王师傅也说文革是好的，也许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来源：中国工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