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一早，我们带著砖厂里逃出来的南皮打工仔周方亮，直奔河北定州。
劳动监察大队副队长李春生带著我们一起寻找周方亮打工的那个砖厂。由於是在夜里急著逃出来的，周方亮一时无法讲清砖厂的具体位置。我们只能通过他熟悉的地方唤起他的回忆。
一直到11时半左右，远处一个大烟囱扑入我们眼廉时，周方亮才大叫起来：“就是这个砖厂，就是这个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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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午时分，热辣辣的阳光直射在大地上，灰蒙蒙的四合庄村砖厂里，工人们正在光著膀子干活儿，个个汗流浃背，头发上蒙著一层砖灰。
虽然我们是以劳动监察部门的身份要求看一下就业证等证件，但砖厂方面仍不愿配合。最后，砖厂一位负责人这样叙述工人们的生活：“上午从6时干到10时半左右，下午一般从二､三时干到6时多，每年麦收和过年以前发两次工资，挣多少发多少，绝不拖欠。”
然而，当我们要求他出示与劳动者签订的合同及其他手续时，他却只拿出21个就业证（此砖厂共有工人32名），其他的手续拿不出来。
在砖厂，我们看到的情景比周方亮所述更触目惊心：黑乎乎的厨房，铁板上有几个馒头，里面气味难闻。后来才知道，为防止工人逃跑，这里还常常是工人们夜里小便的地方。工人的宿舍更让人目不忍睹：地上搭了两三层砖，坑坑洼洼，上面铺著破草袋和塑料布，再上面就是几床脏乎乎的破被子了。屋顶是用塑料布蒙的，不透气，可以想象这样热的天住在这里会是什么滋味？
已经快12时了，工人还在干活，根本不是他们说的10时多就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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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了解，这里聚集著从陕西､云南､四川､河北､湖北､浙江等省来的打工仔，几乎全部都是被“劳力贩子”从车站等地方骗来的，从每个人头上“劳力贩子”可以拿到100元左右的回扣。
就在我们与砖厂负责人交涉时，更惊心动魄的一幕出现了：从屋里跑出一个头发乱蓬蓬､身材瘦小的打工仔，一下子跪在记者面前，抱住记者的腿，哭著乞求我们把他带走，口中不停地念叨著：“我干不了了，放我走吧。”
他叫张少文，湖北黄岗人，35岁。他因为力气小，在砖厂受的苦最多，挨的打最厉害，曾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与所有最终来到这家砖厂的打工仔一样，张少文也是被骗来的，干了七八天，他就想走，可带工的告诉他，这里只能进不能出。要走，先拿500元钱，理由是给了“劳力贩子”300元的回扣。有一次他头疼，想歇一歇，工头就用铁锹把打他的腿。
一天下午，不堪忍受的他趁别人不注意，跑出砖厂，跑进麦田。但很快七八个人骑著摩托车追上了他。在麦地里，他被这帮人拳打脚踢了一顿。之后这些人又把他拖回吃饭的地方，将他打昏过去，到了晚上又是一顿毒打……张少文右腿肚上至今还有一大片三角皮带抽打留下的青紫色淤痕。
张少文说，难以忍受的肉体摧残都使他起了自杀的念头，他拿起屋角的绳子勒到自己的脖子上，结果被工头发现后又是一顿更加狠毒的拳打脚踢，左脚腕被用砖砸得肿起老高。
在我们和窑主的交涉过程中，定兴23岁的打工仔孙志广也要跟我们走。事后孙志广和张少文说，他们当时是冒著被恶打一顿的危险：他们也没有把握我们一定能带他们走，一旦不成，晚上会有人往死里打他们。
窑主和工头找出种种理由软硬兼施不肯放他们走，一个中年妇女劝说：“在哪里都得干活，都得卖力气才有饭吃呀。”（事后，张少文告诉我们她是工头的妻子）窑主则刁难说，为治二人身上的伤，砖窑还搭上了不少医药费，这钱得先还上才行。
定州劳动局的李青生严厉要求窑主支付二人工钱。迫於压力，窑主最终给了孙志广200元､张少文40元。这个数目远远不够原来口头协议的工资。但二人满足了，能逃出来，钱不钱的，已经无所谓了。据说，砖窑里许多打工仔卖了多半年的苦力，到年头时窑主还用种种理由拒绝支付工钱。
因为急於逃命，张少文和孙志广都没敢向窑主要回被扣下的身份证。坐在车上二人还心有余悸，眼睛一直盯著窗外的砖窑。张少文喃喃地说：“总算逃出来了……”
汽车行驶中，又见有几座烟囱高高矗立，烟囱下依然是一样灰色的砖窑和一样灰头土脸忙碌而又茫然的身影。
北大新青年2001年8月22日（ 转《燕赵都市报》记者陈鹰蔡晓辉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