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发生一千多防暴警殴打抗议职工的成都江华机械厂，有消息指11 人被关押在派出所，其中两人是刑事拘留。职工反映至今有多人被打伤住院，有家庭两口子都受伤在医院，家里盲人老母亲无人照顾。而政府不提赔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说：“六十多岁的韩开村被警察打断了手，头上也缝了１８针， 自己去医院包扎的，给了280块钱。（政府）根本不可能提出赔偿。”
该厂的上级国防科工委属下的中国兵器设备集团爲了平息民愤，２1日派了一位副总与厂内中高层及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开会，决定不再将工厂拍卖，转爲由内部优势企业进行重组。
一位厂里干部表示该命令刚传达，暂时没有具体措施，春节后会有总公司派工作组到厂。他说：“ 致于职工是什麽态度暂时还不知道，刚经历完一场红色恐怖，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但是感觉反正比卖给私人好。私人肯定是用来发展房地産，我们都丢了饭碗，那一点点钱就完了。重组，大家还能在家门口重操旧业，很多人都是做了一辈子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爲卖给私人的影响未必比重组差，但前提是政府要承担起保护职工利益的社会责任：“企业应该是怎样一个産权结构，还是要完全遵从市场的规律，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强制，而且过程中要最大程度保护工人的利益。”
职工指除了担心个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次抗争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接受官商勾结，侵吞大量国有资産。职工反映厂长何发03 年上任后实施减産，把一些原本有利益的生産企业拖垮，再廉价变卖给私人公司，而这次的全盘买断更是内定了卖给一间叫“职动”（音）公司的本地清洁企业。一位退休职工说：“9 月6号工作组才宣布江华破産，8 月12号职动公司的简报都出来了，顺利收购江华厂， 各界政府大力支持。爲什麽要把厂必须指给职动公司， 应该要公开拍卖，爲什麽只让他一家来投？”
然而，这个唯一的竞投者屡屡压价， 两次拍卖都不能成交，同时职工准备集资回购公司的计划也遭厂长阻挠。一位厂内干部说：“不把安置费发给大家，职工就不能有钱注册公司，也就不能享有拍卖权。他就把你的路封死了。” 直到近期，厂方要价降到4000 多万再进行暗箱拍卖，职工强烈不满，要求与厂长对话，何发竟翻围墙逃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据厂内干部透露，上级单位及当地政府在镇压后到厂传达解决问题的政策时，只字不提这个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的“贪官”。
胡星斗教授表示，在中国的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往往牵涉官商勾结，黑箱作业的情况，他认爲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 中央政府要不断加强体制改革的力度，更多地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扩大公民对政府的问责，监督的权利，扩大新闻媒体监督的权利；有效帮助工人成立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以集体的方式来跟厂长，私营企业的老板谈判。我想这样的局面就能逐渐改观。”
2006.01.24 自由亚洲电台
该厂的上级国防科工委属下的中国兵器设备集团爲了平息民愤，２1日派了一位副总与厂内中高层及成都政府有关部门开会，决定不再将工厂拍卖，转爲由内部优势企业进行重组。
一位厂里干部表示该命令刚传达，暂时没有具体措施，春节后会有总公司派工作组到厂。他说：“ 致于职工是什麽态度暂时还不知道，刚经历完一场红色恐怖，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但是感觉反正比卖给私人好。私人肯定是用来发展房地産，我们都丢了饭碗，那一点点钱就完了。重组，大家还能在家门口重操旧业，很多人都是做了一辈子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爲卖给私人的影响未必比重组差，但前提是政府要承担起保护职工利益的社会责任：“企业应该是怎样一个産权结构，还是要完全遵从市场的规律，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强制，而且过程中要最大程度保护工人的利益。”
职工指除了担心个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次抗争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接受官商勾结，侵吞大量国有资産。职工反映厂长何发03 年上任后实施减産，把一些原本有利益的生産企业拖垮，再廉价变卖给私人公司，而这次的全盘买断更是内定了卖给一间叫“职动”（音）公司的本地清洁企业。一位退休职工说：“9 月6号工作组才宣布江华破産，8 月12号职动公司的简报都出来了，顺利收购江华厂， 各界政府大力支持。爲什麽要把厂必须指给职动公司， 应该要公开拍卖，爲什麽只让他一家来投？”
然而，这个唯一的竞投者屡屡压价， 两次拍卖都不能成交，同时职工准备集资回购公司的计划也遭厂长阻挠。一位厂内干部说：“不把安置费发给大家，职工就不能有钱注册公司，也就不能享有拍卖权。他就把你的路封死了。” 直到近期，厂方要价降到4000 多万再进行暗箱拍卖，职工强烈不满，要求与厂长对话，何发竟翻围墙逃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据厂内干部透露，上级单位及当地政府在镇压后到厂传达解决问题的政策时，只字不提这个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的“贪官”。
胡星斗教授表示，在中国的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往往牵涉官商勾结，黑箱作业的情况，他认爲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 中央政府要不断加强体制改革的力度，更多地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扩大公民对政府的问责，监督的权利，扩大新闻媒体监督的权利；有效帮助工人成立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以集体的方式来跟厂长，私营企业的老板谈判。我想这样的局面就能逐渐改观。”
2006.01.24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