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获益者集团的人数在减少利益受损集团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如何增加中间阶层的人数是关键问题。
经济学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平问题。经济学强调提高效率，但效率提高的同时産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样社会学就来解决这些问题，核心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本身也与效率有关。社会资源分配如果太不公平，就会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时代我们讲“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干部 " 这些基本社会群体，如果今天还用这个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有很大问题，因爲现在每个群体都大大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百万富翁，知识份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也很厉害。所以笔者试著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群体分成这样 4 个利益集团:
第一个集团 : 特殊获利者集团
这个集团在改革 20 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
改革早期的那些“万元户 " 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利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利最大，本应在改革中动力最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
当然这也与産权明晰有关，産权不明晰时，他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爲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这个集团本来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
第二个集团 : 普通获益者集团
过去的研究证明，这个集团非常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笔者在 1996 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让被调查者比较从1986 年到 1996 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城市居民中 83.6 ％的人填答“上升很多 " 和“上升一些 " ，农村居民中 88.7 ％的人填答“上升很多”和“上升一些”，填答“下降 " 和“较大下降”的比例很低。与此同时，在东欧做同样的调查，所得资料却完全相反。可见那时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普通获益者集团。
1995 、 1996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收入增长开始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退出去。本人 1994 年的调查还能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於普通获益者集团的，但是 1995 、 1996 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一个集团 :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因爲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著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三个集团，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0 年代中期以前，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是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他们从城镇或单位获得各种票证，手持票证到市场上积极地购买各种消费品，特别是大件耐用消费品。而今天，这个集团由於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消费了，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普通获益者集团应该说是有消费能力的，但他们就是不消费，这主要是因爲他们对前途的忧虑。 1995 、 1996 年以后，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元、四位元数位，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元数的支出，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笔者过去的研究将职工层称爲中国社会的“类中産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於中间阶级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第三个集团 :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
1995 年以前，这个集团的数量不是很大， 1995 年以后由於大量失业下岗职工进入，这个集团的数量就比较大了。
1998 年笔者调查过下岗职工问题，资料证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仅占实际失业、下岗总数的1/3 。目前，国家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是 3.3 ％。如果以登记失业率乘以 3 ，实际失业率就超过 10 ％了。最近一些单位爲了压低下岗人数，又将一些人改称“离岗”，这样报上来的失业下岗人数又被大大压低了。所以对这个集团的人数不可低估。
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目前的一些调研表明，很多人的失业是长期性的。笔者 1998 年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证明，有 66 ％的被调查者是 6 个月以上的失业，严重的还有 3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
最近，笔者在《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一文中写过，这个利益受损集团不是由各个年龄段的人员组成的，它主要是由 45 岁以上年龄的人组成的，而这个年龄的人下岗以后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个集团利益受损的时间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但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下，一个特殊年龄段群体的衰落，也可能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爲，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可以在家庭内部实现经济互补。换句话说，父母这一代失业了，但孩子起来了。
80 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是孩子给父母钱。据调查，中国大城市中，现在是 20 － 35 岁的人收入高 ,45 岁以上的人收入低。过去我国是年功制 ,20 岁刚参加工作时收入低，在单位干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所以那时老人收入高。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年人收入高，老年人收入低。但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 ,20 － 35 岁收入高 ,45 岁左右收入反而低。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 45 岁以上的国企职工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损伤。但既然是一代同龄群体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代年轻人，中老年人在家庭内部可以得到补偿，所以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不会太严重。
第四个集团 : 社会底层集团
1949 年以后，中国就打破阶级了。从 1949 年－ 1979 年，中国并没有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 " 之类的现象。现在倒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
底层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有社会仇恨情绪。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啓发作用，所有的人都懂得基本的政治道理。这种反社会倾向和社会暴力倾向对改革威胁很大，已成爲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损害很大，这是比较可怕的。
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该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根据全国总工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只有 1.7 ％的失业工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 ,25 ％－ 35 ％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余下的人就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 1998 年的调查发现，拿到社会保障金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生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大。
在上述四个利益集团中，第二个集团的人数在减少，第三个集团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所以如何增加第二个集团 ( 中间阶层 ) 的人数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2005年12月19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