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7月4日，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我们相信，施害者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
“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駡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摘；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著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斓贾敝磷罡卟愕呐竞痛颖本┑缴轿鞯牟悴愕鞑椤?/P>
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於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做了什么？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做值得玩味。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
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风暴前的预兆
事后看来，风暴的肇始是洪洞一次本来应该“表扬”的行动，但正是这一行动，牵出了背后的“黑砖窑”黑幕，而发现这一黑幕的官员，却受严肃处理。
具体情节在事后的报道中尽人皆知：5月27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执行全省统一布置的民爆物品排查行动时，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31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发现端倪的是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他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
此后山西在6月14日后的大排查中曾解救了数百名被强制劳动的黑砖窑民工，各方质疑，那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而为何发现得这么晚？。
山西省公安厅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背景是，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盘查空挡由此出现。
虽是附带发现，但5月27日的举措确是洪洞县公安局的主动行动。当地不愿透明姓名的官员说，县公安局长4月份刚刚调来洪洞，“很想迅速做出些成绩，所以比之前要求的严格。”而解救这些民工后，县公安局也是以立功的心态准备宣传，没想到的是，“立功惹来了麻烦。”
事实上，在全省范围内，预兆早已出现，最早被报道的临汾市反而是最晚被发现的地区。
本报获得的确证材料显示，早在4月20日，山西运城的临猗警方已接到类似报警，当晚解救了27名民工。5月16日时，两名黑窑主已经被起诉。
5月7号，晋城警方也接到了河南家长的报警，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被介绍到陵川砖窑做工。陵川县公安局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晋城警方后来於5月16日在全市范围内对外来民工进行了排查，先后解救了47个民工。
而就在风暴爆发前的5月底，山西省公安厅也接到了举报材料，称运城和晋城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连琪曾在5月28号批示信访和刑侦部门进行查处。运城警方随后从6月5号到11号，组织了一个星期的打击行动。
山西方面总结说，上述行动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被及时公开，而从5月19日开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经以《罪恶的“黑人”之路》为题，播出河南到山西砖窑寻找亲人的报道。
此后的排查证明，“黑砖窑”的大量存在已是事实，恶性例子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山西事后也认为，如果当时主动揭露这些打击中发现的问题并表明态度，舆论或许未必如此被动。
做过宣传部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6月26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曾严辞指责本省有关部门对这些打击的行为没能及时公开报道，“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
而5月27号，当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正以兴奋的心情认为自己立功的时候，早已积聚的风暴也找到了合适的节点——这是一个另人发指的案件，实际上，曹生村事件是山西已发现的“黑砖窑”事件中最恶劣的例子。
“不是个大事”
虽然出现了这个恶劣例子，但此时政府如能迅速反应，或许还有争取舆论主动权的可能，但基层官员却有另外的表现。
当事人回忆，5月28号前后，洪洞县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许事后对本报记者说记不太清具体时间——告诉他曹生村发生了”黑砖窑“案件，许金铁当时没有表示惊讶。
正如於幼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这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的“麻木”。
事实上，在6月14号后的排查中，广胜寺镇发现了5个砖窑，都没有合法手续。而洪洞县的93个砖窑中，只有两家合法。
当地官员说，山西近几年煤矿产业带动经济繁荣，农村建房热情高涨，这给小砖窑带来了动力，但由於国家对实心黏土砖的生产实行禁止，小砖窑想获得证件基本不可能，由此造成了众多的无证砖窑。如此状况下，基层官员自然都觉得非法砖窑“不是个大事”。
镇长许金铁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煤窑为重点，而对砖窑没太注意，在山西，煤矿是监察重点也是当地经济支柱，而小砖窑相比是微利企业。
可以确定的是，当地官员知道上述曹生村砖窑的存在。事后查明，当地矿管所和环保所也早就知情。
也就是说，一开始知道实情的基层官员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回忆，5月28号，砖窑主王兵兵还跟民工表示，要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随后王跟警察去抓捕逃跑的黑包工头和打手，这个日后受到强烈谴责的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奇怪的是，无论是洪洞警方还是广胜寺镇政府都没有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不过5月28号的时候洪洞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新闻，但没有引起各方注意。
直到8天后，6月4号11点，县劳动局长乔红记才找到了副县长王振俊，王振俊随后跟县长孙延林电话汇报，孙指示去了解下，这是作为县长的孙延林“第一次知道”。
当天下午，王振俊到镇上了解情况，并在第二天跟孙延林汇报。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
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基层速度
此时另一个节点也“按时”到达，洪洞警方一直准备对这个案件进行宣传，本省的山西晚报记者也对案件进行了采访。
洪洞警方后来不太承认是自己希望宣传，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官员并不相信。
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6月6日晚10点左右，洪洞县委宣传部知道了要发的稿子，通过熟人跟山西晚报联系撤稿，“但人家说已经就要开始印刷了。”县委宣传部部长说。
山西晚报的稿子在6月7号刊出，这是一个和之前的帖子可以配合的真实例子。
这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注意到，题为《400个孩子被卖山西砖窑 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已被转贴到“天涯杂谈”的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帖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到了一些网站的头条。
不过洪洞县县长、广胜寺镇镇长都没注意这个新闻，他们说自己没订山西晚报，而且当时很忙，也没能上网。当天，县政府例行安排有关部门对没离开的6名受伤民工进行了慰问。而县委宣传部官员虽然在6月6号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事件，但并没有进一步反应。
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舆论风暴高涨，甚至形成“狂潮”。6月8号早八点半，刚上班的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站上发现了关於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他随即给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打了电话，“王书记有些吃惊，问，有这种事？”
当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张克强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临汾市工会主席梁崇太率领工会干部赶往洪洞县广胜寺镇，但广胜寺镇和派出所对农民工补发工资的数额和到位情况、农民工现在何处、农民工如何回家等问题都不清楚。
而这天中午，副县长王振俊正布置“三晋环保行”的工作，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跟他说，6个受伤的民工已经出院，王振俊得知后觉得处理的还比较到位，此后并没多问。
随后的两天，王振俊一直陪“三晋环保行”工作组，而6月10日，县长孙延林赴京参加一个经济会议。
孙延林离开洪洞的当天，赶回临汾的市委书记王国正和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此时事件已经在工会系统升级，6月11日，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出批示，但临汾方面还未知道。
这天上午，一直在临汾养病的洪洞县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的紧急电话，张言辞很焦急，“一听就知道出事了。”紧张的高洪元随后给县委副书记打电话让布置开会。
当晚县委书记高洪元赶回洪洞，6月12号上午听了相关汇报，“很恼火，汇报时公安局还很自豪自己办了这个案子，我说破案是应该表扬的，但另外的问题是，这么恶劣的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
那几天
地方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要赶紧作出反应，但事件已进入舆论旋涡。
6月13号上午9点，县委书记高洪元主持会议，研究对策。
此时，在太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康继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消息，“很震惊，里面也提到有劳动监察人员倒卖童工的事。”
康随后安排纪检组长下去调查，劳动厅厅长张健晚上也知道了情况。事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道的比较晚，是个教训，”不过他说下面并没有一个报告制度，“劳动部门不是个强势部门。”
这一天上午，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话，“知道事情闹大了。”高赶紧改变之前安排好的部署，把6个常委调进了县委工作组。下午，全总调查组到达洪洞。
此时县公安局才感觉情况有变，“本来觉得破案了很光荣，现在怎么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压力了，特别内疚。”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但舆论浪潮已经无法控制，并被最高层关注。
6月13号，正要上飞机去北京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先后接到了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
由於已经和国家的两个部委约好汇报工作，无法改变行程，於幼军只能在路上不停打电话，先和省委书记张宝顺沟通情况。随后，於幼军在电话中与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和常务副省长薛延忠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犯罪的黑窑主、解救受困被伤害的农民工。
14号下午，正准备跟省里汇报的劳动厅厅长张健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去省委开会，“当时会场上气氛已经很紧张。”张健说。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主持的这个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打击“黑砖窑”行动，进行劳动用工大排查。
此时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
当天晚上，在劳动厅，张健一晚未睡，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
在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亲自给临汾，运城，晋城三地的市长打电话要求连夜开始打击行动。从15号淩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
6月15号上午11点代拟的通知稿已到於幼军手里，后者亲自修改定稿，当天中午签发。为了改变之前舆论报道的被动，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赶紧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省里同时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
舆论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开始高速增长，包括总书记和总理都对此事件给予批示，当天下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到达太原。
所有相关官员都感觉到了压力，劳动厅办公室人员说，厅长张健忙的有10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叟味。”而公安厅厅长嘴上也上了火。
县委书记高洪元已经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他接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的电话，高之前已经对下属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并打电话让县长从北京赶回洪洞。
真正紧张起来的洪洞布置了全县的用工大排查，为了防止隐瞒，高组织另一部分人秘密检查。“一旦再有一个没被排查到的民工，再有举报，那就没法交代了。”高洪元说，“洪洞不能再出事了。”高事后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下面各个局，“从没有过的迅速。”
各方的目光都投向了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从15号开始就一直忙这个事情。此时衡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身价”两万。全总调查组曾问高洪元何时能有结论，高为难地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能抓住衡。
6月16号当天晚上，衡庭汉在湖北省丹江口被十堰警方抓获，山西各方都松了口气。包括在永济市调查的国家三部委联合工作组中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接到报告后，在会场兴奋地喊，“衡庭汉被抓住了。”
舆论之重
所有压力最终呈现在省长身上，在整个反应链中，他是需要最多勇气的官员。
6月20日上午，国务院第181次会议听取了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初步汇报，山西省长于幼军做了汇报和检查。
6月22日，国家三部委调查组和山西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会上，山西省长于幼军再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
但网上舆论依然高涨，“主要还是说400个父亲找孩子的事情。”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网上的舆论说，那些孩子被转移了。
6月23日，国务院领导在有关部门呈送的这个帖子上做了新的批示。
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他们正在设法寻找第一个发帖子的人，以便和这400个父亲进一步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找孩子。”但事后他们没有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一个人。
6月23日晚，山西省公安厅在深夜发出了一个举报通告，到29号，有1883个举报说家人失踪了。“但多数不能确定在山西。”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说。
这1800多个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135人，60岁以上的53人，年龄最大的86岁，“一个东北的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很早之前被日本人抓到山西去修铁路了，一直没回来，问能不能找到。”上述公安厅官员说。
在之前的排查中，山西警方登记了排查到的29万民工的信息，“现在我们正把逐一核对是否有这1800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不到10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 权志高说，山西警方正在当地的暂住和流动人员中继续查找。
“经常有人在举报电话中责駡。”相关负责民警说，有时候一些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山西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山西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
权志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电视中“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那句话，他解释说，“当地公安说‘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是因为确实不是他的孩子，当然不能带走，回头丢了怎么办？父母找来怎么办？不是我们警察包庇。”
事实上，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山西各地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已不算经济帐。”
6月18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阮袖荣的陕西民工打电话说自己在晋中市榆次区的一个砖窑中被关了20多天。公安厅厅长杜玉林进行了接待，刑侦总队副队长刘芬萍当天晚上就去了榆次区。
“80多个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76个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都是自愿来的。其中有12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刘芬萍找到与阮袖荣同屋的几个民工问情况，“别人说这个屋子从没锁过，他就是之前跟一个人有纠纷打闹起来，就跑了。”
虽然如此，当地警方依然对包工头和窑主拘留并罚款。阮袖荣说要结算工钱，算下来有600块钱。“他说，600太少了能不能多给点？我们问你要多少？他说给1000吧。我说再多给你200，临上车，地方公安局又多给了200。”
阮袖荣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陕西民工陈世彪等三人，“阮袖荣说，可以找我帮助要工钱，结果他们三个又返回太原找到我，我们跟汾阳当地公安局联系好了找当地砖窑结清欠的工钱。”
回头当地警方帮助结算了工钱后，又让当地补偿了800元，然后给了200元的路费。
那些官员
就在衡庭汉被抓的第二天，随同去抓捕的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被扣押审查，虽然曹生村黑砖窑案件是李定首先发现，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
包括李定在内，已经有6名相关渎职人员被拘。
县委书记高洪元说，包括最高检、省检和市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已在洪洞当地督察县检察院处理相关责任人。洪洞县各级官员已经被要求写出事件前后每天的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
来源：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