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矿难背后:出事前监察大队检查三次

2007年12月27日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山西洪洞)

  这是2006年以来全国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超采”在当地煤矿业是“铁”的赚钱法则

  洪洞县城西40公里,左木乡红光村,群山环抱的谷底。

  12月14日,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已经人去楼空。被风吹起的浮雪,离开破碎的岩壁,打在高耸的传输煤粉的铁塔上。

  9天前的深夜,百米地下的矿井,瓦斯爆炸,105名矿工的生命转瞬逝去。近两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矿难。

  晋中南的这片深山,类似的悲情故事已不是第一次上演。继黑砖窑事件后,洪洞县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幸存者

  12月5日晚上11点,唐宜平的妻子催他早点睡觉。“就来。”唐宜平洗完脸,推门出屋去倒水。

  屋外,矿井坑口依旧灯火通明,矿工陆续下井。唐宜平供职的这个新窑煤矿,属於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深处谷地之中。

  “老唐,还没睡呢?”矿井入口站著一个人,头戴安全帽,朝著唐宜平喊道。唐宜平循声望去,“看不清那人的脸” ,随口应了句:“哎,就睡了,你们换班啦?”老唐说著,将本来卷起的裤脚放下去,“脚上没袜子,夜风一吹,冷得不行。 ”

  事后,唐宜平对《新世纪周刊》说:“那人可能是老董,听著声音像,我手下的人。”唐宜平是个工头,手下的那支矿工队有70多人。“像我这样的工头,矿上多著呢。”

  “还不进屋,魂被勾在外面啦!”妻子的骂声从屋里传出。唐宜平立即推门进去。两人躺在床上,“话还没说两句,就听外面一声炸响。”

  唐宜平一下子从被窝里跳起来,“不好!”他趿上拖鞋就往屋外跑,因为著急,一只脚上趿的是妻子的女式红拖鞋。

  原本亮著灯的井口,已经是黑烟翻滚,唐宜平下意识地念叨:“爆炸了……”

  井下2号煤层里,当班矿工廖康振和董继佩此刻都掩面伏在坑道里。他们头上的安全帽,在刚才的爆炸掀起的气流冲击下,飞落到数米之外。廖康振抓著头发说:“逑的,头还在!”一旁的董继佩说:“怕是瓦斯爆炸了,听这声,是在9号层。”

  廖康振事后对《新世纪周刊》回忆说:“我们在的坑道,离爆炸点远,毒气没那么快过来。”当时,除了他和董继佩,还有22人也在此坑道内,他们都是唐宜平手下的工人。

  “要赶紧走!”廖康振冲著众人吼道。“老唐在上面,刚才我下井时他还没睡,给他打电话。”董继佩的话音刚落,坑道里的那部电话机已经响了,他赶紧去接,“是老唐!”董继佩扭头告诉众人。

  “不要慌,听我安排!”地面上,唐宜平对著话筒喊道。“多亏了这部电话机,直通井下,起了大作用。”唐宜平说。

  “把身边的兄弟们聚到一起,要快。所有人先到第一回风巷道。”唐宜平对井下的矿道结构非常熟悉。

  廖康振等24人,此时分散在1000多米长的矿道的3个作业点上,按照唐的指示,众人迅速聚拢,躲避进第一回风巷道。

  此时,矿工聂明生正在井下用绳子拉矿车,这个50岁的重庆人一下子被气浪掀翻在地,“闻到怪味,怕有毒,就跑,跑不动,烟往鼻子里一呛,我就啥也不知道了。”12月14日,在洪洞县外科医院,聂明生对《新世纪周刊》说:“醒来就在这儿了,听人说,我是在6号早上3点被人抬出井的,也算命大了。”

  聂明生昏倒的那一刻,李忠海正在9#层采煤,这个19岁的小伙子,“看到黑烟不停地冒出来”。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已经被身旁的工友梁春平拽著趴在地上。梁春平说:“看样子瓦斯爆炸,这烟有毒,咱们要赶紧出去!”两人不再说话,起身向井口狂奔。

  两人跑出井口时,看到2号采煤区的封顶班工人杨英才,正和4名工友手牵手跪爬在巷道中。此时黑烟已经漫出井口。

  “那时,接班的工人已经下井,我们下了班的人向外走,突然烟就涌过来了,臭鸡蛋的味道,我估计有毒,就拿衣服堵著嘴。”杨英才对《新世纪周刊》回忆。“黑烟很快灌满坑道,啥也看不清,我就摸著往外爬。”爬出井口,闻了口清新的空气,杨英才就昏了过去。“我醒来人家告诉我,就200米的巷道,我走了一个半小时。”

  12月6日淩晨1点20分,廖康振等24人在第一回风巷道里已经躲了近2个小时,“臭臭的黑烟”已经漫过来。 “有几个人嚷著头昏,不停地吐。”廖康振摸著巷壁,找到被黑烟罩住的电话机,打给唐宜平:“老唐啊,这里进烟了,不行!”

  唐宜开立即说:“你们快去第二回风巷,那儿靠近山对面的柳沟煤矿的坑道,不会有烟。”

  第二回风巷道只有不到8平方米,24个人挤在一起。毒烟很快迫近。廖康振提议,砸开与柳沟煤矿相连的那堵墙。众人一起上手,很快岩壁上被掏出一个矿眼,柳家沟煤矿那头的新鲜空气一下子涌进来了。“我们24个人,就靠著这口气活了下来。”廖康振对说。

  当唐宜平拿著电话指挥井下的矿工躲避毒气时,孔会平、秦三顺、高建民、任天会等4个矿井负责人聚在了一起,他们在调度室里开会,商讨报不报警。这个会议一直开到淩晨5点左右。“只要咱们保住了老板,咱们就都保住了。如果报警的话,会影响到老板。”孔会平的意见最终得到另外几人的认可,会议决定“不报警”。

  唐宜平不想等,他将自己的矿工队伍聚在一起,从中选出21人组成临时救援队。

  “我让他们在我宿舍门口的地方挖土,从那挖进去,能砸开一个巷眼,通到第二回风巷。”唐宜平说,“我对这片矿地下的构造太熟悉了。”最终,他的救援队成功救出廖康振等24人。

  但是,更多的矿工被困井下,另外37名先后下井救人的矿工,也都没能走出毒气汹涌的矿井。

  神秘的幕后老板

  12月14日,记者驱车来到事发煤矿,一路上,在破碎的山体岩壁上,不时露出或大或小的窑洞,随行的司机说,那是被关闭的若干小煤窑。此前,为了保证煤矿生产的安全,山西省曾下令整治省内煤矿,在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的这片山林之中,瑞之源、红光、柳沟、万红等几家煤矿作为较大煤矿予以保留。

  在红光村,一位村民指著废弃的小煤窑说:“小矿出小事故,大矿出大事故。”在村民身后,那些废弃的煤窑矿井的井口,红漆刷成的“永久关闭”“彻底关闭”的字样甚为醒目。

  据国务院调查组披露,从去年开始,瑞之源在开采2号煤层的同时,就非法越层开采9号煤层。

  新窑矿核定生产能力为年产21万吨,但调查组查知,该矿去年实际出煤50多万吨。按省煤管部门规定,年产21 万吨的矿井,井下作业人员每班不得超过61人,事故发生时,全矿井下工人多达447人,发生事故时,井下作业人员多达 128人。

  “当时9号煤层里有10个包工队,各有一个掘进头出煤。”一位不愿具名的矿工说。“老板要多出煤,就用机动三轮车来拉,谁不知道危险?我们给人家打工的,没办法!只能照著做,每天都提心吊胆。”

  调查组披露,矿方非法使用的非防爆机动三轮车多达54辆。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对此非常愤怒:“坑道里是瓦斯聚集的地方,每个机动三轮车就是一个点火器。简直不要命!”

  调查组发现,该矿六证齐全,为合法煤矿。“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12月9日上午,在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李毅中气愤地说:“105个人死了,这是2006年以来全国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

  专家发现,9号煤层没有进行过瓦斯等级鉴定,没有安装瓦斯监测系统。没有正规采煤工作面,完全以掘代采。没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属无风微风作业。井下矿工大多数没有配备自救器。

  “在老板眼里,我们就不是人,一把铲子,一包煤粉都比我们值钱!”12月14日,洪洞县的一家医院里,幸免于难的矿工姚品贵说。

  实际上,在事发煤矿,一些井中遇难的矿工背著自救器。“他们都不会用。”河北邯郸的矿工白志林曾经下井参与救援,他看到那些死去的矿工背著的自救器根本没有打开。老板没有教过他们如何在井下自救的专业技能。

  事发后,警方控制了33名主要负责人,实际上,这些人都只是包工头,真正的幕后老板只有两个人,那就是王东海和王宏亮兄弟俩,哥哥王东海是实际出资人,弟弟王宏亮是法人代表。事发后两人逃逸。

  “这里的煤矿大多这样,老板只管出钱,到政府那边办证件,具体的挖煤都包给包工头。”一位矿工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工曾透露,王东海分别以64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采煤的包工头,以40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三轮运输的包工头。包工头的价格里,含有矿工的工资、仓库材料费、医疗治伤费、生活补助等其他所有费用。工程队再按照工种层层转包。吨煤实际卖价是570元,老板一年利润几个亿。

  已经曝光的资料显示,在山西,除了30%左右的煤矿采取自营外。其他都采取承包方式经营,方式大体分为“大包 ”、“中包”和“小包”三种。

  所谓“大包”,是指煤矿所有人将整个煤矿转包出去,煤矿所有者向承包人抽取承包金,通常是依照产量每年收取一次,每吨收取50元左右。如果出事,责任由承包商人负责。而“中包”的包工头负责生产和安全。煤炭的销售与经营及财务与承包人没有关系,该形式在山西约占六成。另外“小包”中,包工头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挖煤,其实就是包活干,然后在煤矿赚工钱。“如果出现安全事故,费用通常由其与矿主三七开或四六开。煤矿其他的经营管理及销售、财务均与包工头无关。

  煤矿承包给包工头以后,如果出现矿难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赔偿费用。但这在暗中进行,所有“明面”工作都由煤矿投资人的亲信,即煤矿的法定代表人(矿长)来操作,“被抓的是矿长”。

  “基本来说,王东海这样的真正幕后老板,最轻松,守在家里赚钱。”一位矿工说。

  据警方的B级通缉令显示:王东海和王洪亮兄弟都是洪洞县大槐树镇人,住在该镇古槐北路20号。12月13日,记者寻访该处,未见到王家人。相邻的几位居民都不了解王氏二兄弟。一位坐在土墙下晒太阳的老人说:“他们家啊,有钱著呢,很少看他们回来,外地有房子住。”一位矿工则说,两个王老板都很少到矿山,“去年好像来过一次,今年就没见著。”

  12月15、16日,公安部发出消息,王宏亮、王东海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出事前监察大队进行三次检查

  “我们之前的检查是认真的”

  “这次事故反映出该地区监管执法不力、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不力的问题,触目惊心。”李毅中说。

  资料显示,洪洞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其前身是乡办煤矿,1998年建成投产,批准的开采煤层是2号煤层。20 00年新窑煤矿改扩建时,就在矿井设置中把煤仓布置到9号煤层,并将主斜井打到9号煤层。2004年,该煤矿改制,改为现在的瑞之源公司。9号煤层从2005年开始掘进,2006年2月开始生产。

  据临汾市负责人介绍,县煤管局、市煤管局、市煤炭监察大队左木小队分别於11月21日、26日、29日对这个煤矿进行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距出事故只有6天。

  目前,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介入调查,了解矿难背后是否存在官员违纪违法、侵权渎职犯罪。

  “从2006年2月开始非法偷采9号煤层,时间如此之久,生产人员众多,监管部门怎么就发现不了?”调查组副组长、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说。

  记者联系到洪洞县安监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事情都发生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我们之前的检查是认真的。只能说,他们矿上伪装得太深。”

  据了解,在2号煤层和9号煤层上下之间有一个通道,有人检查时,矿上就用钢板盖住通道口,上面再堆上煤,而且用栅栏围著,远远看像一个煤仓。检查人员走了,就开栅、铲煤打开通道,马上恢复生产。

  此前,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多名矿工遇难,当地政府向每个煤矿派出两名安监人员以监督煤矿的安全生产。但知情者说,“很多煤矿都通过政府安插自己的亲信做安监员。”

  在红光村许多村民看来,瑞之源煤矿“的确不简单,能摆平事”。附近一位跑运输的司机说,去年夏天,该矿2号煤层塌方冒顶,井里死了2个人,“矿上赔了钱就了了。”

  今年5月,因“黑砖窑”事件,当时的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和县长孙延林於今年7月先后被免职。全县政务由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主任临时代管。该县至今没有县长,前不久刚任命了县委书记,但这位书记还没有到岗,“12•5”矿难就发生了。

  瑞之源煤矿存在的“五毒”现象,在煤窑遍地开花的山西省内并非个案。今年3月以来,仅临汾就发生了3起煤矿特大事故。其非法盗采行为、作假手法以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如出一辙。

  “超采”在山西煤矿业内是“铁”的赚钱法则。“超采”的一个好处是偷税漏税,交足核定产量的税款后,“剩下的都是老板的。现金交易,很难查。”

  “儿子以后要比我有出息”

  新窑煤矿的矿工多来自河北、湖南、四川、重庆等地,其中四川、重庆两地人员最多。据报导,2002年以前,当地煤矿工的组成基本维持在山西籍矿工与外省矿工1:1的比重。近年来矿难频发,“目前外省矿工约占山西矿工总数的90 %”。

  “危险谁不知道,但为了赚钱,顾不了那么多。”来自四川的矿工赵玉成对《新世纪周刊》说。12月13日,这个 30多岁的男子,蹲在红光村小卖店旁的一处崖壁下,与另外几名工友抽著烟,“不出来挖煤,守在家里,连烟都抽不上。”

  赵玉成说,在矿上干,一天8个小时,3班倒,一天的工钱有一两百,“一个月下来就是好几千,厚厚的一遝票子,谁不想要?”

  “在老家,刨一年的田也赚不到个零头钱。实在倒楣,真的把命丢在矿里,也能给家里那口子留下一笔赔偿款。”他抽了口烟继续说。

  此次矿难中,每位遇难矿工的家属可以得到20万元的经济补偿金、1万元的往返路费和埋葬费、5000元的殡仪费用,共计21.5万元。

  41岁的矿工刘华胜是重庆合川镇人,12月5日的矿难中,他不幸遇难。

  18年前的10月6日,刘华胜与小他两岁的杨英珍结了婚。结婚前,刘华胜已经在河北的一家煤矿打工了,“炸矿拉煤,一干就是10多年。”12月13日,提起丈夫,杨英珍哭成泪人。去年5月份,刘华胜跟著老乡来到洪洞县红光村的新窑煤矿打工。“他跟我讲,来这赚得多,大矿,更安全。……结果把命丢在这了……”杨英珍泣不成声。

  12月5日事发时,刘华胜和矿工张一举、杨英才在做回阻作业。毒气袭来时,他让张一举和杨英才快跑,张、杨二人一口气跑出井口时,回头去看,却看到刘华胜倒在黑烟之中。

  “出事前一天,他还给家里打电话,问了两个孩子的成绩。”杨英珍哭著说,“当时我跟他讲,大儿子英语还好,全年级排在60名,语文和数学差了点,排到150多名了。他一听,就不停地说:‘孩子上学我也没有管过,对不住他们啊,我挖一辈子煤,儿子以后要比我有出息……’。”

  李毅中指出事故煤矿存在五大严重违法违规问题。

  1/超层越界,非法盗采。

  2/违规作业,以掘代采。

  3/管理混乱,严重超员。

  4/盲目施救,蓄意迟报。

  5/打击非法不力,疏於监督管理。

来源: 2007年12月21日 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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