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死亡人数高达140多人的河南大平矿难受伤最重的矿工,他已在医院治疗了400多天。
谭传军,410天没有回大平煤矿的家了。但他却像在湖北恩施老家的农村一样,在郑州煤矿总医院附近拄著拐杖到处乱逛,不太容易找到他。
“这个四条腿的王八蛋!”工友给他打手机不回,笑駡道。
大家一起到街道上他经常出没的餐馆和店铺找他。“就看拄拐的。”矿工老孙、河南大平矿难的幸存者之一,指示我说。
这是一个因煤矿而造就了数不清有多少富翁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因爲2004年在地下失去140多条健壮的生命而出名的城市。
两个小时后,我们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找到谭传军。他几乎变成了河南人。谈话间几乎听不到湖北恩施的口音。
从2004年10月20日发生矿难到现在,医院成爲他的家,他已经住了410天。
故事无法从那次惨烈的爆炸和140多人丧生的灾难开始。几个幸存者拥挤在谭的病房,开著玩笑、互相发并不是很黄、但足以让他们哈哈大笑的段子取乐。你只能从这些矿工灿烂的笑容和平静的敍述里,挖掘出沈淀在心里的关於井下发生强烈爆炸的瞬间记忆。
去年矿难中存活的30多个矿工中,一部分已经又在井下干活了。其中的19个人仍然住在医院里,他们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而那些在矿难中受伤较轻的工友,早已在曾经充满血腥味的巷道里挖煤。
谭传军手上扎著吊针,笑著看发牢骚的工友,一边不耐烦地把控制输液的阀门速度调大。
他是去年矿难中,受伤最重、记忆最模糊的一个人。
爆炸
谭本来要在馆子里吃一碗2元钱的面条,他去和相熟悉的老板打了招呼,辞去面条,吃豪华的大餐——也就是极其平常的馆子,火锅,羊肉、青菜。
采访当天很冷,大家还要了比较贵的酒,20多元一瓶的那种。平常每天,他只是去买两三块钱的小瓶装的白酒喝。
当天中午,几个矿工喝得扭扭歪歪地回到医院,这些长期的病号,就像住在旅馆里。
在狭小的病房里,10多个矿工穿著干净的衣服,带著时髦的手机。他们不停地抽烟。说起自己经历的时候,似乎讲述在一个和自己无关的生死故事。
谭的脸上有许多蓝色的斑纹,这是在地下400米左右的爆炸中给他留下的“文身”,瓦斯爆炸的瞬间,冲击波、石块和煤块,把谭传军英俊的脸撕开,黑色的煤灰镶嵌在皮肉里,变成了蓝色的文身。
“本来我很帅,现在没法见人了。”谭甚至爲矿难夺去他的英俊而遗憾。
他的老婆刚刚回到矿上的家去照顾一下他们的两个儿子。“我也想回去,但是这条路太艰难。”走近一步,他就难受一步,他会想起那天下井的工友。
2004年10月20日下午,谭照常下矿。他说没有任何徵兆,他和老婆既没有做爱,也没有任何的留言。人们传说的任何迷信的徵兆,根本没有出现。
他的妻子,从他下午离开家,到淩晨1点没有他的消息。这和平常有些异样,妻子向银香就打电话到离家几百米的矿井上,矿上的人告诉她:矿上没事。
事实上,在将近午夜零点的时候,他的丈夫已经躺在血腥的井下。
当时矿上值班的安全检查员突然发现井下的瓦斯不对劲,就给井下的安检员打电话,刚开始通话,电话突然就没有声音。就在电话断的瞬间,井下的140多个工人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
“我记不清当时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是一个礼拜后在医院里苏醒之后,人们陆续讲给我听的。”谭说。
其他的幸存者冷静的回忆显示了他们当时的镇静和勇气。50多岁的老孙等轻伤者一路逃生,脚下踩了人,看看是死是活;一路踏著工友零散的胳膊、腿向地面走去。“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停下来,坐在地上不走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爆炸,怕死,是没有用的。”
爆炸发生的时候,谭连爆炸声都没有听见,就被冲击波裹挟的石头等扔出去,像一块大石头一样砸在坑道里。“我想我身上就像中了无数的子弹和炮弹的碎片。”
谭距离爆炸中心有100多米。
病房床头上的医疗卡片还是2004年10月20日送来医院的日子,至今没有换,不过护理级别逐渐因爲他的好转而降低。
他被诊断爲重度脑颅损伤,至今,他的脑袋上,有7颗钉子;他的膝盖粉碎了,里面扎著钢钉。
“我现在是四条腿的动物,真的植物人。或者说,就像一条虫子。”谭的话语,冷静得如这个北方城市第一次寒流降临时刻的空气。
“本来我还可以支撑这个家,现在整个家塌下了。本来出路就不多,这下我的路被全部堵死。”
两块石头夹著你,像肉夹馍
谭传军今年44岁,在他6岁的时候,因爲父亲有病母亲上吊自杀。父亲把他们三个孩子拉扯大。2003年父亲因癌症去世。“也好,我出事了。父母不操心,好赖他们都管不了了。”
谭成家后让妻子不高兴的是,他经常赌博。在老家的时候,在县城水泥厂做工,工作很累,工资也低。“并不比下煤窑得劲。”
他的几个老乡在大平煤矿当矿工,他联系了他们,知道在井下有自己可以接受的工资。1999年4月,谭来到河南新密,开始了矿工的生涯。之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湖北,最远一次出行,也就是去过一次湖北的咸宁。
“在下面,就是两块石头夹著你,像肉夹馍。”
老婆不同意他去挖煤,但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当时家里欠了3000元的债,家里盖房的时候,只有250元种烟草挣的钱。谭对老婆说:“挖煤工资高一些,我不出去咋弄?”
老婆还是给了个条件放行了。就是不要赌博。向银香说:“你不休息好,怎麽有力气去挖煤呢?”
来的第二天,谭传军就开始下井。平生第一次在远离阳光和地面的地下工作。
1999年,谭拿到了一生中第一笔最大的收入,当时他的工资是900多元,比在湖北多几百元。到了2004年,工资1080元加上其他矿工生活补贴,差不多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
这些收入让家里喘了口气,“家里自己都能顾著了。”煤矿在山里,“这里几乎没有什麽消费,因此比在南方城里打工划算多了。”
2002年6月20日,谭在井下受第一次工伤,工字钢把他的腿给砸坏了。休息半年后再次下井。
“家里的形势逼著,井下会死人谁都知道,但是也要去,你不上一天的班,这一天你就没有钱。”
平常他们也看新闻,看到矿难的报道,也害怕。
“我老婆说我们一下井,就是死人在干活人的活,这话说得真好。”
谭没有精确的统计,他估计一个月摊到自己身上的采煤産量应该有30吨。平均一天一吨。如果按照煤块离开煤矿以300元一吨计算的话,他一个月爲煤矿挣9000元。其中归他自己的只有1000多元,只是几吨煤的价格。
“已经不错了。如果去广东打工,租房、开销,这些钱我怎麽能养活一家?”
妻子一直没有工作,出事后就在医院陪护丈夫。他们目前的日常食谱和开销是这样的:
早餐:面条,两人共2元;
中饭:两人4元;
晚饭:4元。
“这是最低的消费,但是不能老这样。经常要超出来许多。你总得吃点肉吧?”许多矿工都喝酒,谭每天也要喝点。
而两个孩子的开销要比夫妻两个大得多。因爲无法照顾孩子,两个在大平上学的孩子只能买著吃。
“现在我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我的。对家庭我们没有任何计划,如果有计划,那就是——今天!”
生存和幸福
关於是否回家看看,谭犹豫了两天。他始终认爲在河南的这个家不值得一回。“你无法想象它有多破败。”房子是矿上废弃不用的一个仓库,谭就这样住了进去。
而不回矿上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爲要经过去年那个充满血腥的现场。
快到大平的时候,谭指著远处的一个小山说,“就那儿!”
那是多少年来,煤矿工人挖煤带出来的副産品,煤矸石。日积月累,竟然成了一座山。山下面,就是谭和工友们每天挖掘不止的地下世界,“我们脚下面,都空了”。
妻子站在台阶前等丈夫回来。
几个打麻将的妇女,矿工的家属,随意地和这个410天没有回来的男人打招呼,没有看出来有久别的激动或者亲切。
两个孩子搀扶著爸爸回家。空旷的两大间,潮湿阴冷。向银香从墙边几百块煤球里,拿一块煤球填进煤火炉里,这些煤是从大平煤矿买的 ,也就是说,是丈夫的工友们从地下挖出来,她再买回来,取暖。
炉火红红的,泛著橘色。一家四口围坐在火炉边,没有人说话。
这个家真不像样,如果城里人买了新房,是毛坯房,那麽这就是如此家徒四壁。不同的是,城里人要扔掉的房子里的垃圾,正是谭传军一家所必需使用的。除了床,和单薄的被子,没有别的。
让这个屋子充满生气的,是大儿子在墙上的书法和画。这个清秀的孩子已经学会了独立。自从爸爸出事后,他已经知道他谁也依靠不了了。因此,照顾弟弟的生活和学习成了他过早承担的责任。
“我不会像我爸爸一样,长大后去挖煤,我宁肯穷也不去。”这个腼腆的孩子说。
这个家庭现在所有的重担都给了妻子,谭有些歉疚:“她身上背了我们三个人。”
妻子看著丈夫,双手在火炉上的热空气里不停地搓著。脸上对丈夫露出了一些微笑。
丈夫出事后第二天早上,妻子才知道。她和其他100多个矿工的妻子知道得一样晚。当一个星期后丈夫苏醒,夫妻俩相见的时候,两个人流著泪。谭破碎的头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破碎的膝盖也被固定著。“那真是天上与地下的相见啊!”
“别哭,哭也没用。”这是谭苏醒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
谭传军在2004年10月20日终结了自己长达6年的矿工生涯,他永远不能再进入曾经给家庭制造过欢乐和简单幸福的地下,爲这个家庭挖掘出可以看到的前景。
“我家里现在有几千块的存款,一分也不敢动,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很多事情需要钱。”
这个因煤矿改变了生活质量,而又因矿难再次改变了生活质量的家庭,仍然存在著一些希望:夫妻俩希望两个孩子能够有文化。
“生活再艰难,也不能蒙著眼睛瞎过,要有亮。”谭说。
他的大儿子,从小到现在15岁,没拥有过任何一件玩具。“即使想要,也不能买,他不如不要。”爸爸说。
小儿子还好,目前上小学的他,拥有了一个7元多的赛车和一个5元钱买的小手枪。
“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矿井下的老鼠和蛇怎麽生存吗?井下有什麽?矿工的屎尿、树皮和水,它们长得很肥,尽管顔色和地面上的老鼠和蛇不一样。”
“这就是生存,我要向它们学习。”
他现在期待的是,痊愈出院。煤矿似乎已经给他一个承诺,让这个6年里挖了大约2000多吨煤的湖北汉子有个念想。
谭传军要回医院的时候,和一直双手插在裤兜里不说话的弟弟,他的亲弟弟,告别。
他的弟弟在三年前,执意要求哥哥让他到矿上来挖煤。哥哥始终没有同意。后来考虑弟弟的情况和煤矿的收入,哥哥说,你想来就来吧。
去年哥哥在爆炸中幸存的时候,弟弟已经在这里挖了两年的煤。当时他们不在一个班次。
哥哥出事后的一年里,弟弟一如既往,轮到自己的班次,就和工友一起,开著玩笑,下井。
在上车的时候,哥哥摇下车窗,对弟弟说:“老二,我走了啊!老二,我走了啊。”
弟弟看著哥哥,一句话也没有说。
时间快到了2005年12月5日的下午四点。弟弟今天要下井,是下午四点的班。2004年10月20日下午四点,哥哥谭传军也是这个班。
弟弟这天走过的路,是那些死难的100多个工友走过的路。井下黑暗,矿灯一点点像星星。
弟弟下井的路上,有哥哥染过鲜血的地方。
哥哥他们那天挖的煤,带血带肉的煤,已经在中国的城市或者农村燃烧。也许变成你头顶的灯光,也许变成厨房煤气蓝蓝的火苗,也许变成你身上衣服的纤维………
他们离我们很远,却在我们身边。
他的弟弟继续著哥哥的工作,爲了自己,他们没有想那麽多。
谭感到现在很幸福,他比那些一起在下午四点领了矿灯、互相说著粗鲁的笑话、唱著歌下井后没有回来的140多个兄弟幸福。
“我再也回不到地下,他们再也上不来。”
2005年12月27日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