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昱
矿工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治权威的死亡。我们并非没有制度，但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物件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它们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
至少从2001年开始，矿难在中国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这是中国能源行业最残酷的一面：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因矿难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
让人难堪的是，矿难尤其是特大矿难事故的频发，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 是同步的。除了领导们不断地批示，国务院不断发布类似《关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之类的明码通知，2001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挂 牌成立，也被认为是安全监管走向正规化轨道的不二法门。此后我们每年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数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煤矿“坚决取 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进入200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担任过中石化董事长和国资委副主任的能吏李毅中出任 国家安监总局第一任局长，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
然而，这期间不间断发生的爆炸和矿难表明，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背 离。即使不算7月15日新疆阜康致83人死亡的矿难，不算7月14日广东兴宁第一次矿难死亡的16名矿工，和“8•7”兴宁大兴事故中生机渺茫的123 人，李毅中称，仅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就死亡2672人，同比上升3.3%。其中特大事故死亡704人，上升114.6%。
对业内人士来说，绝对的死亡数字说明不了问题，一个国家煤矿安全状况的衡量标准是百 万吨死亡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9.4亿吨，同比增长9.7%，与3.3%的死亡人数上升相比较，安全状况其实是在好转。然而对不懂专业辞汇的 民众来说，最直观的印象则是煤矿重大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再三再四再五再六，频率之高已经让人对发生在山西、新疆、广东那些陌生城镇的死亡感到麻木。
更让人麻木的，是领导们对矿难“监管工作不扎实，没认真落实，执法不严格，责任不落 实”等愤怒的谴责之词。2001年11月14-22日，山西省曾在9天之内连续发生了5起特大瓦斯爆炸矿难，100名矿工死亡。在此期间，笔者正在山西采 访，目睹了这厢矿难一个挨著一个，那厢领导们一边疲于奔波於各出事现场，一边下令撤职和逮捕，一边继续三令五申，召开各种会议痛斥和流泪。笔者还有幸记录 下了当时山西省政府曾发出的4条紧急指示：第一，对已经发生的事故追究地方领导干部和矿主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第二，对全省所有煤矿停产整顿。第三，全省抽 调1100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煤矿安全整治和整顿验收大检查，省成立督查领导组，11个地市设督查组，由省、市长和分管领导任正副组长。第四条，建议省委 尽快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追究责任，停产整顿，领导亲任组长的大检查，开会研究，批示，下发档，流泪。事实证明，这些领导们行之有效的措施都换不来此后越来越多失去的生命。2672人也好，123人也好，在档里都不过是个数字，没有人知道，这些数字留下多少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
3月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爆炸，72名矿工遇难，李毅中责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如果被贴上封条无人敢於如此倡狂，今天的矿主却撕封条、砸锁，敢於藐视国法、无视监管？”7月15日新疆阜康矿难，李毅中又责问：“这么长时间的超能力生产，为什么不查？”
报纸上描述说，官员们无言以对。领导们的责问和痛斥很有力量，但他们早已不是第一个发出类似质问的领导。自国家安监局在世纪初成立以来，现实已经用越堆越高的罹难者尸体证明：领导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
矿工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治权威的死亡。对於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 最严重的问题。在计画体制下，行政手段保证著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而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多元化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刻意追求——包括 对资源的产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一个权威死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另一个新的权威。我们并非没有制度，但现在哪怕安 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物件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它们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也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今天移植过来的相当多的制度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法治，它们仍然是“人治的法制”。
来源: 商务周刊 (200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