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西部省区进入上海找工作的农民工大批涌来。与早几年开春时节连续出现局部性民工荒的窘况不同，今年上海乃至长三角和江浙两省，不但民工荒的阴霾基本清除，反倒因民工潮潮涌高於往年，导致进入长三角部分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一时找不到劳动岗位的“民工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的一份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中西部地区外出找工作的农民工，首选长三角爲落脚地的占到16%。然而，就国内而言，民工荒的问题并未全面缓解。
譬如，珠三角的广州市，目前至少急於引进10万个农民工才能勉强填补劳动力缺口，以至於当地政府不得不召集企业由劳动部门牵头，紧急前往中西部地区“争抢”农民工。
再譬如，国内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尽管一直是农民工第一输出大省，但每年留在当地务农的劳动人口仍然远大於实际需求。令人玩味的是，尽管农业劳动人口仍大量过剩，可本省不少城市今年新春也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民工荒。也就是说，这个省的许多急於进城找工作谋生的农民工，在本省就业岗位富足的情况下，宁可舍近求远、背井离乡到东部地区寻求工作岗位。
既有“民工荒”和“民工慌”，又有“舍近求远”的反常现象出现，非但不奇怪，反倒特别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哪里善待民工哪里就“不慌”。当然，我们也须强调，所谓“善待”只是个相对概念。就数亿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而言，要做到比较到位而普遍的善待农民工，无论是政府抑或社会各界，包括城市市民，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劳动交易市场内，作爲交易个案，待遇、保障、薪酬高低等因素对促进交易是否成交往往是关键性的。就面上的普遍交易而言，因资讯的不对称，促成交易完成的“权利保障因素”一般难以立竿见影。但只须假以时日，譬如两三年时间，个案的效应就能转变爲普遍的效应。这几年出现民工荒之后，长三角的企业和政府都在反思、都在采取不同的改进措施吸引和吸纳农民工。尤其可喜的是，这种改进的原动力派生于增强本城市或本地区投资环境的原动力，具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它所衍生出来的许多具体举措恰好与坚持以人爲本求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契合。
譬如，上海市各级政府这几年抓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力度很大，且持续进行，到去年末，全市98%的外来民工都能按月、按季或按年领到足额工资。这些收实效的努力即便没有媒体的报道，也会以民工特有的资讯扩散方式在民工群体中传播开来，作爲他们来年选择打工城市的参考性依据。
仍以上海举例，从2002年9月起，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就率先在国内推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社保”制度。连续数年，上海不断探索、锲而不舍，到去年末，此项“综合社保”已经覆盖外来从业人员247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爲农民工。
浙江许多城市的做法也颇有创意，除了清欠、试行把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还在农民工群体自主管理层面作了许多制度创新。譬如，浙江乡镇工业发达，许多乡镇民企和産业与外来民工一起呈块状集中，当地治安、劳动、工会和乡镇政府联手，以省籍爲单元，建立起大批由政府引导，以农民工自主民主管理爲职能的外来民工协会，使社会治安、劳资矛盾调和、民工合法权利诉求管道建立、意见沟通等一度被视作农民工管理头痛事情的难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破解。
从新年起，上海和江浙两省业已开始考虑尝试赋予农民工産业工人地位这一更具价值的制度创新（参见2月7日早报社评《赋予农民工産业工人地位越快越好》）。表面看，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长三角的民工荒，而深入探究，其价值要大得多。譬如上海提出构建和谐城市，上述举措恰是现阶段上海构建和谐城市的具体努力。
2006年02月14日 文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