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裂痕――当代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分歧述评

王志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也越来越触目惊心。一边是少数人在权力 廕庇之下的非法暴富，另一边是生存艰难的失业下岗者不断增多。据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计算，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基尼系数 已达到0.4577；而同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越是贫困阶层所承担的义务反而越重 。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还不到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仅参与者众多，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主要是从 1997年至2000年，余波则持续至今）。一般认为，构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有：甘阳，汪晖，韩毓海，王彬彬，旷新年，崔之 元，王绍光，许宝强，张旭东等；而构成自由主义阵营的则主要是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汪丁丁，任剑涛，秦晖等。需要 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使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只是因为约定俗成､大家都已习惯。实际上，任何概念都有片面 性，难以概括事物的全貌。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加入论战的“自由主义“一方，并不代表自由主义整体或全部，而只是自由 主义中的一支：以哈耶克为旗帜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使在这一支里，也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之分，而在论战中最 活跃的，是政治自由主义那批人。另一方面，在“新左派“中，既有信奉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左派，有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提倡 者，也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在中国的传人。”因此他建议用一个比较欧洲化的､中性的“新左翼”来替代“新左派”这个称号 。 这场论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可以说是关於社会公正的看法。正如刘军宁所说的：“在新左派对自由 主义所发动的全面攻势中，重点是指向自由主义对公正､尤其是分配性公正问题所持的立场。”[注：下面我就围绕这个主题对 双方的分歧展开评述。] 一､公正的地位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关於社会公正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双方对公正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看法上。新左派认为，与自由､效率 相比，公正是第一位的，他们指责自由主义者普遍忽视公正。一些局外人也持此看法。我认为，说自由主义者普遍忽视公正是 不符合事实的。虽然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刘军宁也承认，有些自由主义者“连公正这样的观念都不能容忍，甚至千方百计地用所 谓的‘自由主义’为贫富悬殊和腐败提供合法性解释。”但正如他所指出的，“ 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 。”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抨击社会不公的篇章也是不少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晖发表在《东方》上的论“公正至 上”系列论文。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秦晖反覆强调的是：实施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在中国目前是至上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 民主缺乏的症结不在自由太多，而是没有公正。朱学勤也指出：“自由主义有更多的理由为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集团辩护， 为社会正义辩护，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题中已有之义。” 那么，双方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一是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二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 <blockquote>（一）自由主义者虽然不一定忽视公正，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自由先於公正､高於公正。刘军宁说：“公正 涉及到个人的自由，自由需要包括了公正，但公正并不总是要求和包含自由。”并引用加缪的话：“没有自由，公正将失去意义 ”。而新左派则认为，一味强调自由的结果必然是失去公正。他们认为，在目前这种不公正的环境下，自由只能有利於少数有 钱有势者，即“剥削人的自由”，而对於穷人来说，自由只是意味ぴ“做奴隶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者们奢谈自由是在帮助富人 压迫穷人，穷人需要的是民主与公正。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有些夸大了公正与自由的矛盾。自由与公正，都是人类世世代代所欲求的价值，它们之间虽 然存在著不一致之处，但绝非不可调和。认为自由只有利於强者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说，自由是起点 ，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公正。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两者都还很缺乏，因此还远远谈 不上以公正来纠自由之偏的地步。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也要提防自己不要犯刘军宁所指出的错误：“把所谓的‘自由’理解成少数 人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的‘权利’，强调富人､强人､能人的自由，而无视弱者､不幸者､穷人､雇工､无知识者的权利。 ” （二）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新左派认为，造成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的一个罪魁祸首是“效率优先”的发展主义现代化道 路，而这种发展道路正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他们因此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甚至为了效率而纵容腐败。 应该说，这种指责也不是很能站得住脚的。因为主张“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的只是一部份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他 们提出，经济学是只问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讲“ 道德”的。而参与这场争论的绝大部份自由主义者并不这样看，相反， 他们一般都认为效率与公平（公正）是一致的，没有公正就没有效率。对这个问题，秦晖作了最为透彻的阐述。他认为，效率 与公正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冲突，起点和过程的公正不但不影响效率，而且是最大地促进了效率。 应该说，只要不把公平理解为平均分配，它是有利於经济发展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出於对平均主义的反感，出於对贫穷 落后的担忧，而把发展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相对而言放松了对公平的关注，总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一切都好 办。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过於乐观与片面的看法。贫穷落后会影响社会稳定，严重的社会不公则更会影响稳定。现在，是到了 对“效率优先”的单纯经济发展观进行反省的时候了（参见何清涟〈什么样的“ 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一 文）。但我们也要提防某些新左派人士重新陷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blockquote> 二､公正的内涵 如果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跟新左派一样也很重视公正的话，那么在何为公正的问题上，双方则表现出了严重的分歧。 虽然公正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追求，但对於什么是公正人们却众说纷纭。按照约翰.穆勒的定义，公正就是“给每个人他 所应得的”。但每个人所应得的是什么，仍然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还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与贡献？ 或者是根据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每个人所应得的完全相同吗？如果有差别，差别应根据什么来决定？每个人所应得的 是由国家给予还是通过自己努力得来？这些都是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思想史的老问题。 本文不打算也无力对上述问题作系统的解答，而旨在通过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有关观点的评述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社会公正可分解为起点公正､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等几个方面。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他们对过程公正（程序公正 ､规则公正）都是没有异议的，分歧主要在於起点与结果的公正上。参与论战的自由主义者多数信奉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 代以哈耶克为代表），他们有的只重视过程公正，有的虽然同时也强调起点的公正（如秦晖），但几乎都对结果的平等表示警 惕。而新左派则认为，离开了结果的平等，所谓的程序公正是没有意义的､虚伪的。 在这里，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对平等的看法。在新左派看来，公正主要就是指平等，尤其是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而在 自由主义看来，公正虽然包括平等的要求，但不能违背自由的原则，否则就是不公正。刘军宁指出：“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观 与新左派的结果平等观之间的对立是十分鲜明的。”“自由主义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在自由主义看来，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并不意味著机会的绝对平 等，而只是意味著享有机会的同等自由。平等不意味著政府应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著人们有权平等地占 有政府提供的物品（法律所提供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待遇不在此列）。” 而新左派认为，只强调自由而忽视平等，就会使大部份群众“自由得一无所有”，从而重新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这样一来， 自由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具体来说，在起点方面，新左派认为，如果没有起点的平等，而只提倡自由竞争，那就象叫一个重 量级拳击选手和一个轻量级选手同台竞技一样，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结果方面，由於目前的收入差距过於悬殊的结果是由於 不公正的竞争过程造成的，因此也有必要对结果进行矫正。 在自由主义者中，也有一些主张起点平等的学者。比如说秦晖，他借用诺齐克的有关理论，主张对起点平等进行追溯。他 说：“诺齐克肯定对於历史上的非正义应当追溯，并加之以“矫正的正义”……在由公有制向产权明晰化演进的社会里，私有产权 的“最初获得”是现实状态，而不是历史状态，因而“获得的正义”与其说是“历史原则”不如说是现实原则；“起点平等”不仅可 以操作，而且在产权初始配置问题上它与规则平等几乎是一回事； “矫正的正义”更不能说是无法追溯､无法实行。从这点来看，他倒是更接近於新左派的立场的。但刘军宁认为：“在制度 问题未解决以前，追究各级官员非法财产是做不到的，即使局部试行了也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充其量只是为新上台的特权 者提供一次分得一杯羹的天赐良机。”许纪霖也指出：“关於起点的公正，如果早十年谈，这一问题还有意义，如今在中国资本 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如果还要重新落实起点公正，落实诺齐克所说的矫正的‘追溯原则’，在中国现实下只能引发一场民粹 主义的社会革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公正问题上的分歧在於一方坚持形式公正（程序公正）的原则而另一方则强调实 质正义。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就象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一 样：“允许穷人也允许富人沿街乞讨､在桥洞下睡觉。”韩毓海说：“‘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 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 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他引用马 克思的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 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不能离开程序公正来谈实质公正。刘军宁指出：“竞争的方式有公 正､不公正之分，凡通过正当､公正的竞争方式产生的分配结果则并无公正､不公正之分：‘公正’的原则是发现的，而不是被 制定的，根本不存在公认的､公正分配的普遍性原则。”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对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不同看法在长江读书奖风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身为《读 书》杂志主编及长江读书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获得专著奖，这是完全违背程序的，就象裁判员给自己颁奖一样的荒谬。 而新左派人士则认为，一方面，以汪晖的水平获奖是当之无愧，另一方面，评奖时汪晖正在国外，他并未参与评奖，也没有对 此施加影响，当评奖结果出来后，他也对自己的获奖再三表示了谢绝，所以这实质上并未违背公正原则。 我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有关何为公正的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通过一方的绝对胜利来解决的，因为它涉及的是自由与 平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这样的古老问题。我的看法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著矛盾，但只有在将其中的一方推向极端 的时候才能凸显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是一致的。失去自由的奴隶间的平等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没有基本的平等，自由也 不可能实现。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指出：“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於优越地位，他 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於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自由与平等还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都还很缺乏的时候，我们更应将其作为统一的目标来追 求，而不是过於超前地把尚未到来的危险当作现实的危险来对待从而人为地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想想看，当前我国已经是自 由过多从而威胁到了平等了吗？还是相反？我想二者都不是。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是找出那些既妨害自由又妨害平等的因素 来，然后尽力消除之。 三､社会不公的原因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分歧还体现在他们各自对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的认识上。新左派认为，当前中国社 会不公的主要根源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诸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大规模地参与世界市场体系等。 韩毓海说：“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 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 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他还说：“尽管某些人士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加入”的前提是 接受单方面的“结构调整”，其中重要的是接受庞大的失业并以国家力量杜绝罢工，以维护“投资安全”和保证还债，即另一种意 义上的“赔款”。”汪晖也说：“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於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 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对外，它未 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在这里，他所说的“新启蒙主义”实际上 指的是自由主义。 而自由主义则认为，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引进市场机制后，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 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的空前尖锐。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 制的头上，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 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 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那些被新左派谴责的人间不公，更多地是应归咎於那只蛮横的‘脚’（即权力――引者注）， 而不是归咎於那只肮脏的‘手’（即市场――引者注）”。“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总根? 　　 简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於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新左派认为，中国已全面进入了自由主义主 导的时代､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勾结的时代，因此已应该著力提防市场的副作用以及外资的副作用。一些新 左派人士甚至已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化本身提出了反思。而自由主义派则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左派所指 责的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不应该由自由主义负责，而应该由旧体制负责。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由 於自由得过度了，恰恰相反，是自由得还不够，只要继续深化改革，把权力逐出市场，建立起一个彻底的､完善的市场体制， 社会不公就会大大减少。他们指责新左派是把外国的问题当成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在这里 大谈什么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过於夸大了前进中的问题，而无视改革已取得的进步，结果只能是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 并倒掉了。 我认为，新左派出於对现状的担忧从而对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提出了质疑，这本身是值得担忧的。虽然他们所揭示的问 题确实存在，值得改革者好好反思，但他们把帐算到自由主义的头上，似乎自由主义者正是国内特权阶层､非法暴富阶层及跨 国资本在思想上的代表。虽然许纪霖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公共思想界，“自由主义”所依据的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思 潮，拥有相对的强势，且有形成“自由主义”拜物教的趋势。”但正如刘军宁所说的：自由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是极其边缘的 ，并倍受压抑､排挤和攻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属少数派，是个弱势群体。”从现实来看，自由主义者的发言空间确实还非 常有限。另一方面，如果说当代中国确实在向新左派所批判的那种发展方向发展的话，那么这是否就是自由主义的“功劳”？是 否就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呢？我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会予以否认吧？ 那么，自由主义者是否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了呢？我认为，他们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尤其是某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 以前是过於乐观了。虽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目前这种不健康的市场经济，但他们应该想到任何理想都 会遇到现实的阻碍，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也会承认目前中国的市场存在著非常大的问题， 同时他们往往会有一个预设――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市场，但这样一个市场如何才能建立起来？至今为止还未看到有人作出令人信 服的解答。 四､如何解决 应该说，面对目前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局面，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关切。然而在如何杜绝或减少社会 不公的问题上，双方仍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总的说来，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公应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加速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 制来解决。如朱学勤认为：“20年经济改革却无相应的权力制衡，由此积累的社会正义问题，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 民主的法治形式，而不是倒退回过去的群众性动员来解决。”刘军宁说：“自由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争执的焦点不是应不应该帮 助穷困者，而是究竟用哪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自由主义认为，没有一种手段能够比市场体制更有效地改善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活 动的效率，而建立有效的制度才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财产的适当转移来帮助穷人，但反对政府用 强制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财富的再分配只能诉诸自愿行善和民间的慈善，这一点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立场是一致的， 即任何善行都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基於强制。只有用自愿的手段才能把好事办成好事，若用强制的手段，就会把好事办成坏 事。” 新左派则认为，应依靠直接民主尤其是经济民主､增加劳动群众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来解决，同时国家应在解决分配不公 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开徵利息税､高额遗产税､股票交易所得税､累进所得税等，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 如王绍光认为：“调整收入不平等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是削弱中央实现再分配能力的重要原因。”旷 新年引用霍布豪斯的话说：“要维持个人自由和平等，就必须扩大社会控制的范围。……我们决不可把任何财产权利看作不言自 明。”甘阳则总结整个“自由左派”的观点说：“自由左派高度重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 量的制约和调节；”“与此同时，中国自由左派明确拒绝‘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 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中国自由左派在实践上的首要关切，是避免中国的改 革走上俄国东欧式的‘掠夺性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一些新左派人士甚至提出了借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如鞍钢宪法､ 大民主等，或对当时的一些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用来矫正新时代的一些弊端。 简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如何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上的分歧在於：前者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后者强调国家的干预 ；前者主张通过建立间接的宪政民主来渐进地化解社会冲突，后者主张通过激进的直接民主来解决社会不公。有意思的是，他 们都认为对方提出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依赖国家，势必会侵犯个人自由。刘军宁认为：“没 有一个政府有能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经济的保障；而政府一旦作出这方面的承诺，通常是为了让人们放弃自由，其结果是个人 为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却失去了自由。政府对个人提供的帮助越多，对受助者的命运的操控也就越多；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也 越小，会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最终导致生存能力的退化。”他认为，对富有者实行高税收政策实际上只能打击那些合法致 富者，而对那些依靠特权非法致富的人则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的财富根本不会曝光。而在权力缺乏约束､腐败横行的情况下， 政府的扶贫措施效率必然是十分低下的。（我们都知道，国家下拨的资金往往要在中途流失一半以上）所以他认为：“社会民 主主义也许可以唤起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关注，但在中国目前具体的国情下，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措施，将使贪 官们如虎添翼。”而新左派则批评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市场主义拜物教，使一部份人重新陷入奴役之中。他们认为，事实上，市 场经济从来就不是自发形成的，相反，它与权力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韩毓海批评说：“当代新右派自由主义所谓的“最低限度 的国家”概念，实际上是与某种强烈的干预思想相联系的，这种干预就是要抑制那些向所谓“自由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挑战的 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民主国家”必然是强制性的或强力国家。新右派已经把国家当作了经济利益 集团的统治工具。这些人的确是要歪曲和限制国家，但是，他们限制的是对国家的民主性的理解和运用，并以这样的方式促进 他们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大业。” 诚然，市场本身并不能提供它所许诺的那种理想化的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要谋求交易的公正，我们就不能不使用市场 以外的力量，如公共舆论的监督､公民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参与等等这样一些手段来保证市场的运作趋於公正。也就是说离 开了政治民主，市场公正是不可能的。其实在这里两派倒没有太大的分歧，分歧在於如何干预､依靠什么样的民主。新左派更 强调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直接民主，而自由主义者强调体制内解决，认为靠宪政､靠法治､靠舆论监督等体制力量是最可取 的抑制市场不公正的方式。刘军宁认为：“一旦市场经济到位，有限政府到位，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他们认为，新左派所提倡 的直接民主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危险的。朱学勤指出：“直接民主制适用於古代城邦，不适用於近代民族国家。二者之间有ぴ 一个美国学者萨托利所命名的‘规模障碍’，如果将前者强行复活於后者，只会出现以民主始以专制终的闹剧。”他认为，新左 派的主张是“图一时之快，大规模动员群众”，这样会“刺激起百年中国以暴易暴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 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 但新左派则另有说法。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与民主只是少数人的自由与民主，这样的自由主义是“ 贵族的自由主义”､“反民主的自由主义”。比如说，自由主义主张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特别是财产权。而新左 派则认为，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对少数权贵才有意义，而与广大民众无涉。在他们看来，对於一个根本没有什么财产 的穷人来说，谈论所谓的产权保护有什么意义呢？此外，自由主义提倡法治基础上的间接民主而提防“多数人的暴政”，甘阳对 此批评道：“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 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旷新年也说：“一方面是少数人无耻地掠夺多数人的财产，一方面是整个知识界滔滔不绝 地高谈‘多数人的暴政’。我们想要问：到底是中国知识界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现实感觉能力，还是他们在有意地制造谎言和欺 骗？”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双方各有道理，分歧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正如许纪霖所指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所争 论的“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是西方宪政民主内部的分歧，而不是自由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民主之间的分歧。从性质而言 ，双方在民主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余地，如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一样。问题在於，“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似乎都 相信自己所信奉的民主是唯一正确的不二法门，既对自身民主观的幽暗面缺乏足够的反思，也不愿正视对方民主观所蕴含的积 极意义。他们不约而同作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造成了争论中某种虚构的对立。”但理论一旦走向极端，就难免出现种种 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此，我认为甘阳的下述批评是值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视的：“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 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确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然是危险的，但目前的中国 人们正普遍缺乏政治热情，远不到因直接民主过度而要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宪政意义上的间接民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许纪霖正确地指出：“倘若对这一幽暗面（即广大群众安於消极自由而放弃了对公 共事务的责任､过度私人化――引者注）缺乏足够的认知，自由主义民主在其实践的过程中，很可能蜕变为一种隐蔽化的技术官 僚威权主义统治。”“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迁，令我逐渐感觉以以英国经验主义为知识背景的洛克､哈耶克 那一路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无法面对和处理当代中国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朱学勤也指出：“在自由主义还没有实 现的地方，片面鼓吹消极自由，至少有一部份则会为犬儒思潮所用。” 当然，新左派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离开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和法治，而一味谈论积极自由和大众参与，无疑潜伏 著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及导致极权主义的危险。所以，正确的态度也许应该是这样：“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 由又以消极自由为界限。” 那么具体说来，应该如何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呢？我认为，从政治上说，应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加强权力机关之间 的相互制衡､实行法治外，还应扩大群众参与，尤其是应落实基层民主自治､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结社自由等。经济上，应通 过公正的法律程序来明晰产权，在这个过程中，适当的追溯是必要的，但彻底的追溯是不现实的；除了通过法治来维护自由竞 争与交易的公正外，也应根据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结果进行适当的矫正，以避免两极分化。公正作为一种理想，是不容忽视 的，但我们也要提防那种过於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态度。我想，公正意味著不偏不倚，这就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妥协 。最后实现的公正必然是相对的､不完美的。凭借先验的价值理性来对现实进行批判是容易的，但如何才能使之化为切实可行 的实践而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批判与建设结合起来，这是论争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余论 综观这场论战，我认为它提出了一些真正的问题，虽然几乎一个也没有真正解决，但争论绝非无用功。正如章海陵所说：“ 在唇枪舌剑的硝烟中，倒看到中国希望的火种，从「五四」､三十年代到跨世纪的思考旅程，这场论战表明，中国思想界在世 纪末拒绝交白卷。”但遗憾的是，此次论争感情的因素要多於学理的探讨，因此尽管双方在“自由”与“民主”､“平等”与“公正 ”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反而演变成了一场令人遗憾的口水战。对此，连参战者自己也感到 遗憾。 我认为，这场争论是一场被人为扩大了的争论，按理说双方应该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分歧本不该如此严重。比如说双方都 对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感到愤怒与担忧，都希望扩大民主，等等。但由於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 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其实在当前的中国，无论是新左派 还是自由主义都属於民间思想界，他们面临ぴ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抗争对象，本来是应该团结合作的。 好在已经有一些参战者开始了自我反思。比如说朱学勤就指出：无论是洛克，还是海耶克•伯林，或者是罗尔斯•萨托利 ，“他们都是在与中国不同的环境中写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避免自己橘淮而枳。这一点，是新左派朋友在引进西方左 派批判理论时已经出现的教训，但在自由主义这一边，也未必不会发生。”而甘阳在宣布退出有关争论的时候，也语重心长地 建议道：“笔者个人因此在这篇文章后将退出所有争论，这里仅对自由左派的朋友提出三点建议：坚持温和稳健的立场，防止 过度激进的立场；坚持知识场域的理论工作，避免过多诉诸社会情绪的煽情之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 自由主义立场，谨防滑向‘非自由’左派。”正如李扬所指出的：“在论争双方的主张都有某种合理性，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片面 “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比如说秦晖､许纪霖等。我认为秦晖的下述论断值得两派共 同记取：“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 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 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旷新年在《风与旗：九十年代的阅读》中曾不无伤感地说：“80年代的启蒙主义确实具有忘我的､悲壮的英雄气概。启蒙 主义包括今天被所谓自由主义视为“新左派”的批判知识分子，曾几何时他们曾经面对“共同的敌人”，面对“共同的目标””。那 么在今天，难道就真有什么令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的理由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 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的话，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两者有ぴ直接的继承关系？ 自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浮出水面以来，一道裂痕，一道危险的裂痕，横贯在了两派之间。随著争论的深入，裂痕 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如今尘埃落定，检视论争的结果，虽不能说是两败俱伤，但它确实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不过我相信，这场论争的意义将在以后的日子日益显露出来。“吹尽狂沙始见金”，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必 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只要双方本著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精神，抛开意气及面子之类的考虑，那么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达成一种“重叠共识”是完全可能的。果如此，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北大三角地 2003-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