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农民工博物馆，回避不了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谁对一座城市起了多大的贡献只是一种修辞。实际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剩余价值而生存，无限夸大或者贬抑一个群体都有悖中庸之道。微博上每日都有人用自己的手机对外地人在当地赖屎赖尿立此存照，跟帖者群情汹涌喊打喊杀甚至扬言进行种族清洗。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一个城市的容量已经越过临界点了，本地与外地人开始正面冲突贴身肉搏了。
在北京，你看不到有违公德的极端现象，虽然北京地铁比广州地铁挤逼数倍，我不止一次因中年大婶上下其手飞擒大咬无处躲闪而留下屈辱的泪水，但我真的未见过有人在地铁上凑仔赖屎。无他，北京虽挤，但予以外地人的公共资源比广州要多。
权利与义务向来都是如影随形，因为每一位外地人享有的权利都相对充足，因此每一位外地人对社会公德也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下，排队上车让座给大肚婆的美德自然润物细无声般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只限于个体而不会上升到群体。
因此，解决好城市的容量问题，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公平充足的公共资源，比建十座农民工博物馆要管用。农民工博物馆听上去很美，但超越纯粹艺术表现的是真实的权益，啖啖到肉的权益是更有质感的社会细节。
所谓谁对一座城市起了多大的贡献只是一种修辞。实际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剩余价值而生存，无限夸大或者贬抑一个群体都有悖中庸之道。微博上每日都有人用自己的手机对外地人在当地赖屎赖尿立此存照，跟帖者群情汹涌喊打喊杀甚至扬言进行种族清洗。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一个城市的容量已经越过临界点了，本地与外地人开始正面冲突贴身肉搏了。
在北京，你看不到有违公德的极端现象，虽然北京地铁比广州地铁挤逼数倍，我不止一次因中年大婶上下其手飞擒大咬无处躲闪而留下屈辱的泪水，但我真的未见过有人在地铁上凑仔赖屎。无他，北京虽挤，但予以外地人的公共资源比广州要多。
权利与义务向来都是如影随形，因为每一位外地人享有的权利都相对充足，因此每一位外地人对社会公德也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下，排队上车让座给大肚婆的美德自然润物细无声般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只限于个体而不会上升到群体。
因此，解决好城市的容量问题，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公平充足的公共资源，比建十座农民工博物馆要管用。农民工博物馆听上去很美，但超越纯粹艺术表现的是真实的权益，啖啖到肉的权益是更有质感的社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