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又近年关。在2006年元旦到来之前，50多名从北京通州搬迁的建筑民工蜷缩在河北燕郊小张庄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他们盼望著能够尽快领到劳累大半年之后应该获得的“辛苦钱”。然而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得到的仍然是寒风中无尽的期待。
前天，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走到他们中间；临别，他们却用自己沈重的双腿给记者下跪。他们的讨薪路上，到底发生了什麽……
11月25日下午，50多名因爲贫穷被迫从北京市通州区“转移”的外地民工，迎著寒风，拎著、扛著、掖著红、蓝两种顔色的编织袋、各种破旧的箱包找寻住处。最后，在燕郊小张庄一个残破的简易出租房的院落里住下了。
他们租住的是一排排简易房屋，每间六七平方米，月租60块钱。
■事件的起因
38岁的毛长春是北京通州区宋庄人。今年4月16日，他跟“香港联卡佛（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王笑菊签订了劳务合同，承建位於通州区宋庄小堡村佰富苑工业区画家村欧美工艺坊。凭藉多年的信誉，毛长春通过老熟人，迅速组建了一支由76名民工组成的工程队。
按照事先签订的劳务合同及其他工程协定，甲方王笑菊理应在工程完成后的9月份，支付全部工人工资，但直到现在，承诺迟迟不能兑现。
76名民工走上了艰辛的讨薪路。由於买不起返乡火车票，寒冬里已找不到活儿干，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存濒临绝境。包工头毛长春到处借钱，帮助十几个民工先行返乡，其他50多个民工至今仍寄居在河北燕郊一处由简易房拼成的院子里，饥寒交迫。他们作爲76个民工兄弟的代表，正在将讨薪维权进行到底。
■他们的现状
现场１ 一张单人床，睡3个小伙子
12月16日上午11时，记者迎著寒风来到小张庄。虽然记者穿得厚实，但还是打起了寒战。在包工头毛长春的带领下，拐过弯弯曲曲的巷子，走过一个个垃圾场，来到几十位民工寄居的地方。
得知记者的到来，20多个民工袖著手，憨憨地站在胡同口等待。对於陌生人的到来，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纯朴而善意地迎候、握手，显示著他们的尊严。
工友们领著记者参观他们的住处。推开一扇低矮紧闭的房门，眼前的情景令人震惊。3个小伙子拥在一起，挤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睡觉，衣服没脱，穿著鞋袜的脚搭在床沿上，身上盖著薄薄的被子。
发现有陌生人来访，工友郑宪会连忙下床，叫醒了其他两个同伴杨建申和杨宇。3个人难爲情地坐在床上，观察现场发生了什麽。狭小的屋子陆续走进越来越多的工友，将门口围得严严实实。
郑宪会和杨建申、杨宇以及另外一个小工友住在这个房间。在这个小院子里，工人们总共租下了10间这样的小屋子，平均每间屋子至少要住四到五个人。床，只有一个，10个房间里，没有一张双人床，即使是30多岁的壮年汉子，也被一视同仁。
郑宪会的小老乡、19岁的杨建申低声说，他们住的地方太冷了，窗子缝里直灌风，睡觉不敢脱衣服鞋袜，晚上特别冷。“屋里的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白天还好些，我宁愿在白天睡。”
现场２ 只吃馒头，还欠了馒头钱
“我想我的家人，我回不了家……”来自吉林、跟杨建申同岁、跟郑宪会同乡的杨宇，和记者交谈时，忍不住抽泣起来。尽管穿著破旧的衣服，但还是能看出这个年轻人眉目的清秀。郑宪会说，他年纪小，老爱哭。
杨宇说，今年他是头一回出门打工，往常这个日子，都是在家待著，也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因爲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盼著过新年。可是现在，他很害怕，他说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家人，什麽时候能回家。
“我家穷，爲了供我上学，爹妈种田，苦了半辈子，有时我妈晚上9点都还没回家。她身体也不好，我总想挣钱给她看病，可是现在……我好担心她……她一定也很担心我。”
从11月25日住进来到现在，和其他工友一样，郑宪会几个人没有吃过菜，又脏又旧的小柜子上，放著一个碗，碗里盛著冻结的红色豆瓣酱。
“现在没菜吃，天天吃馒头。卖馒头的人还挺好的，现在都欠人家馒头钱了。”郑宪会告诉记者，跟他一起来的20多个东北老乡绝大多数都回不去了，他们这些老乡都是跟工头老魏到通州宋庄找活儿干的。
现场３ 省吃俭用，却成爲“被欠薪者”
在这些头一回到北京打工的年轻人眼里，40岁的老魏无疑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的“偶像”。老魏，就是魏忠文，是个瓦匠，一个出门闯荡有4个年头的“汉子”。去年他带了9000块钱回老家，让同村人羡慕极了。但如今，40岁的老魏一脸焦虑。在听到几个小老乡夸自己时，站在记者身后的老魏，脸上洋溢著短暂的幸福的光芒。让老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今年年初带著东北老乡进京，在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之后，竟然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一起，成爲“被欠薪者”——由於发包方拒绝给工钱，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其他76位民工感到了危机。
“在北京的日子啊，我是既有快乐，又有悲伤。快乐的是，北京建设得非常美丽，悲伤的是有时工钱太难要了。”老魏说。
■讨薪的苦旅
冲突 去要钱，手心扎出个大窟窿
工友王顺连和其他工友一起领教了发包方的厉害。王顺连说，他亲眼见到讨要工钱的毛长春手心被扎了个血窟窿。记者见到，毛长春右手手心有个大小约1厘米的疤痕，疤痕只有一处。
那一次讨要工钱的经历，让在场做工的所有工友记忆犹新。“那时工地没撤出来呢，在工地上等工钱等了一个月，实在等不下来了，我们70多个人就在老毛（指毛长春）的带领下找发包方讨要工钱。”魏忠文说。
魏忠文清楚地记得，那是11月23日上午10点，毛长春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几十名民工。
毛长春回忆，那天他跟工人们去了王笑菊住的房屋，进屋后就提出工钱的事。但作爲女性的王笑菊却对他们说，自己要脱裤子，吓得毛长春等人连忙退了出去。王笑菊随手把门关上。
按照工人们的回忆，碰壁后的毛长春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再次硬著头皮壮著胆子去推门。结果，突然从虚掩的门缝里插出一把尖刀，扎在毛长春的右手心上，鲜血顺著手指流了下来。毛长春后来向宋庄派出所报了案。记者在12月16日下午4点，到宋庄派出所求证时，负责接待毛长春的民警张永已外出值勤。记者通过派出所一位元民警用电话跟张永取得了联系，张永说：“法医鉴定报告将在最近几天内出来。”
交锋 欠款，因爲工程质量不过关
12月18日下午3点，记者同王笑菊本人取得了联系，今年64岁的王笑菊告诉记者，毛长春的手不是她戳破的，是毛自己用手拍她家窗户玻璃时受伤的。“我一个老太太，见那麽多人上来，真是很害怕。”王笑菊说，她本应该付给工人约54万元，目前只给了30万元。主要是因爲包工头请的施工队不是她想要的，工程质量不过关，停工整改了好几次。
对此，包工头毛长春说：“如果认爲工人们资质不过关，爲什麽在开工前和我们签定劳务合同，在施工中遇到质量问题，该罚的都罚了，我们都没意见。现在，房子都能入住了，欠我们的工钱爲什麽还不给我们？”
起诉 交不起那1万多元的诉讼费
在之后的日子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76名民工开始了他们的艰难的求援行动。10月18日，工程甲乙双方到通州区宋庄镇司法所进行了协商。
饶宝卫说自己始终有个担忧，怕司法所解决不了问题，就对接待人员说，如果实在调节不了，就请帮忙出个手续，我们可以拿这手续向上反映情况，他们说，这手续出不了。
按照毛长春等人的说法，司法所先是承诺能够调解，但最后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司法所的调解最终“失败”。“结果发包方还是不给钱。”
11月24日，70多位民工又一起去了通州区政府。郑宪会回忆说，那天在出发之前，老魏要求工友们无论遇到什麽事，不起哄、不要做出过激行爲。
当时接待他们的是通州区政府信访办，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应该到法院起诉去。“我们后来去法院问了问，法院说年终的案子多，一时还立不了案，另外一个是要起诉就要交起诉费1万多，我们哪儿有时间和钱啊。没办法，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北京市政府信访办。”毛长春说。
11月25日早上6点，50多个民工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集合。他们从工地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向位於东城区正义路的北京市政府信访办进发。
求助 法律援助中心认爲法院会审理此案
“信访办的同志在询问我们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去法院。我们都快绝望了，在这时，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好心警官爲我们指了一条生路，他叫我们去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并告诉我们应该怎麽走。”毛长春说，“我现在都后悔当时没记下这位警官的名字。”
11月25日上午，50多位民工又从正义路出发，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了位於前门西大街43号的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有个主任姓常，还有个韩大姐。”饶宝卫和魏忠文在是常主任还是王主任的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最终魏忠文同意了饶宝卫的说法。
“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让我们所有的民工都进屋里说话，我们感觉很温暖。他们详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爲我们找到了一名‘义务律师’——北京达实律师事务所的王莉律师”。魏忠文对记者说。
几天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来到河北燕郊76名民工寄居地，和每个民工分别进行了谈话。12月17日下午，王莉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是在11月底接到这个案子的。她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去过燕郊小张庄调查，那天上午9点多就到了，一直工作到下午1点多。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冷，冻得直哆嗦。现在法律援助中心已经跟通州区法院协商过了，通州区法院的同志对这个案子也很重视。目前得知的事实经过，主要就是发包商不给包工头劳务费。由於涉及到民工，所以相信法院会在6个月内审理案子。”王莉律师说。
■尾声
他们建设的高楼拔地而起
6个月的时间对於仍然寄居在河北燕郊的几十名民工——那些生存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又将意味著什麽呢？
12月16日下午5点，记者来到通州区宋庄镇小堡乡——76名民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公路旁边，一栋欧式风格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红色的尖顶，显示著其特殊的身份。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后院，一个打杂的老人正在铲土，他告诉记者，房屋的主人不在家。
“你的工钱能按时领吗？”记者问。
“老说没钱，现在还没给。”老人甩下这句话后，便接著铲土。
■解释
“恶意讨薪”已有界定
对於什麽是“恶意讨薪”，本报曾做过报道。据北京市建委委员张农科介绍，当前出现的一些“恶意讨薪”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如开发商与施工总承包企业或总包企业与劳务企业因结算发生争议，未能达成一致，有的企业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爲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张农科表示，对上述问题，市建委一经发现，调查核实之后，将立刻会同公安、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严厉制裁，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及安宁稳定。
■记者手记
谁来帮助寒风中的民工
在河北燕郊小张庄这个特殊的外来群落里，50多名民工从入住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去乞讨、没有一个人做过危害社会秩序的事。人的行爲被朴素的道德规范维系著，尽管他们已经处在生存的边缘，但他们始终保持著人之爲人的那种良心和尊严。
结束采访，记者准备离开民工寄居地，但推开屋门时，民工们自发地跪在院子中央，似乎在努力寻求记者的帮助。记者强忍泪水，将他们一一搀扶起来。在记者离去的时候，大约有30多位元民工将记者送到了村口，他们什麽都没说，只是目送著记者远去。
笔者想，当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当你送老父亲或老母亲上医院的时候，当你和恋人欢快地准备圣诞礼物、新年礼物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在河北燕郊小张庄，几十位建设北京的民工——那些孩子的父亲母亲、多病老人的儿女、远在他乡的丈夫妻子，正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如果公共权力机构不能爲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如果正常的法律渠道难以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帮他们“讨回”属於自己的生活资料，那麽，你、我、我们这些善良的旁观者，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捐助，我们的每一分钱，每一件衣服，爲他们换来充饥的馒头，换来必要的温暖，换回他们生存的权利呢？
2005年12月19日 博讯
又近年关。在2006年元旦到来之前，50多名从北京通州搬迁的建筑民工蜷缩在河北燕郊小张庄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他们盼望著能够尽快领到劳累大半年之后应该获得的“辛苦钱”。然而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得到的仍然是寒风中无尽的期待。
前天，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走到他们中间；临别，他们却用自己沈重的双腿给记者下跪。他们的讨薪路上，到底发生了什麽……
11月25日下午，50多名因爲贫穷被迫从北京市通州区“转移”的外地民工，迎著寒风，拎著、扛著、掖著红、蓝两种顔色的编织袋、各种破旧的箱包找寻住处。最后，在燕郊小张庄一个残破的简易出租房的院落里住下了。
他们租住的是一排排简易房屋，每间六七平方米，月租60块钱。
■事件的起因
38岁的毛长春是北京通州区宋庄人。今年4月16日，他跟“香港联卡佛（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王笑菊签订了劳务合同，承建位於通州区宋庄小堡村佰富苑工业区画家村欧美工艺坊。凭藉多年的信誉，毛长春通过老熟人，迅速组建了一支由76名民工组成的工程队。
按照事先签订的劳务合同及其他工程协定，甲方王笑菊理应在工程完成后的9月份，支付全部工人工资，但直到现在，承诺迟迟不能兑现。
76名民工走上了艰辛的讨薪路。由於买不起返乡火车票，寒冬里已找不到活儿干，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存濒临绝境。包工头毛长春到处借钱，帮助十几个民工先行返乡，其他50多个民工至今仍寄居在河北燕郊一处由简易房拼成的院子里，饥寒交迫。他们作爲76个民工兄弟的代表，正在将讨薪维权进行到底。
■他们的现状
现场１ 一张单人床，睡3个小伙子
12月16日上午11时，记者迎著寒风来到小张庄。虽然记者穿得厚实，但还是打起了寒战。在包工头毛长春的带领下，拐过弯弯曲曲的巷子，走过一个个垃圾场，来到几十位民工寄居的地方。
得知记者的到来，20多个民工袖著手，憨憨地站在胡同口等待。对於陌生人的到来，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纯朴而善意地迎候、握手，显示著他们的尊严。
工友们领著记者参观他们的住处。推开一扇低矮紧闭的房门，眼前的情景令人震惊。3个小伙子拥在一起，挤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睡觉，衣服没脱，穿著鞋袜的脚搭在床沿上，身上盖著薄薄的被子。
发现有陌生人来访，工友郑宪会连忙下床，叫醒了其他两个同伴杨建申和杨宇。3个人难爲情地坐在床上，观察现场发生了什麽。狭小的屋子陆续走进越来越多的工友，将门口围得严严实实。
郑宪会和杨建申、杨宇以及另外一个小工友住在这个房间。在这个小院子里，工人们总共租下了10间这样的小屋子，平均每间屋子至少要住四到五个人。床，只有一个，10个房间里，没有一张双人床，即使是30多岁的壮年汉子，也被一视同仁。
郑宪会的小老乡、19岁的杨建申低声说，他们住的地方太冷了，窗子缝里直灌风，睡觉不敢脱衣服鞋袜，晚上特别冷。“屋里的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白天还好些，我宁愿在白天睡。”
现场２ 只吃馒头，还欠了馒头钱
“我想我的家人，我回不了家……”来自吉林、跟杨建申同岁、跟郑宪会同乡的杨宇，和记者交谈时，忍不住抽泣起来。尽管穿著破旧的衣服，但还是能看出这个年轻人眉目的清秀。郑宪会说，他年纪小，老爱哭。
杨宇说，今年他是头一回出门打工，往常这个日子，都是在家待著，也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因爲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盼著过新年。可是现在，他很害怕，他说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家人，什麽时候能回家。
“我家穷，爲了供我上学，爹妈种田，苦了半辈子，有时我妈晚上9点都还没回家。她身体也不好，我总想挣钱给她看病，可是现在……我好担心她……她一定也很担心我。”
从11月25日住进来到现在，和其他工友一样，郑宪会几个人没有吃过菜，又脏又旧的小柜子上，放著一个碗，碗里盛著冻结的红色豆瓣酱。
“现在没菜吃，天天吃馒头。卖馒头的人还挺好的，现在都欠人家馒头钱了。”郑宪会告诉记者，跟他一起来的20多个东北老乡绝大多数都回不去了，他们这些老乡都是跟工头老魏到通州宋庄找活儿干的。
现场３ 省吃俭用，却成爲“被欠薪者”
在这些头一回到北京打工的年轻人眼里，40岁的老魏无疑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的“偶像”。老魏，就是魏忠文，是个瓦匠，一个出门闯荡有4个年头的“汉子”。去年他带了9000块钱回老家，让同村人羡慕极了。但如今，40岁的老魏一脸焦虑。在听到几个小老乡夸自己时，站在记者身后的老魏，脸上洋溢著短暂的幸福的光芒。让老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今年年初带著东北老乡进京，在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之后，竟然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一起，成爲“被欠薪者”——由於发包方拒绝给工钱，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其他76位民工感到了危机。
“在北京的日子啊，我是既有快乐，又有悲伤。快乐的是，北京建设得非常美丽，悲伤的是有时工钱太难要了。”老魏说。
■讨薪的苦旅
冲突 去要钱，手心扎出个大窟窿
工友王顺连和其他工友一起领教了发包方的厉害。王顺连说，他亲眼见到讨要工钱的毛长春手心被扎了个血窟窿。记者见到，毛长春右手手心有个大小约1厘米的疤痕，疤痕只有一处。
那一次讨要工钱的经历，让在场做工的所有工友记忆犹新。“那时工地没撤出来呢，在工地上等工钱等了一个月，实在等不下来了，我们70多个人就在老毛（指毛长春）的带领下找发包方讨要工钱。”魏忠文说。
魏忠文清楚地记得，那是11月23日上午10点，毛长春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几十名民工。
毛长春回忆，那天他跟工人们去了王笑菊住的房屋，进屋后就提出工钱的事。但作爲女性的王笑菊却对他们说，自己要脱裤子，吓得毛长春等人连忙退了出去。王笑菊随手把门关上。
按照工人们的回忆，碰壁后的毛长春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再次硬著头皮壮著胆子去推门。结果，突然从虚掩的门缝里插出一把尖刀，扎在毛长春的右手心上，鲜血顺著手指流了下来。毛长春后来向宋庄派出所报了案。记者在12月16日下午4点，到宋庄派出所求证时，负责接待毛长春的民警张永已外出值勤。记者通过派出所一位元民警用电话跟张永取得了联系，张永说：“法医鉴定报告将在最近几天内出来。”
交锋 欠款，因爲工程质量不过关
12月18日下午3点，记者同王笑菊本人取得了联系，今年64岁的王笑菊告诉记者，毛长春的手不是她戳破的，是毛自己用手拍她家窗户玻璃时受伤的。“我一个老太太，见那麽多人上来，真是很害怕。”王笑菊说，她本应该付给工人约54万元，目前只给了30万元。主要是因爲包工头请的施工队不是她想要的，工程质量不过关，停工整改了好几次。
对此，包工头毛长春说：“如果认爲工人们资质不过关，爲什麽在开工前和我们签定劳务合同，在施工中遇到质量问题，该罚的都罚了，我们都没意见。现在，房子都能入住了，欠我们的工钱爲什麽还不给我们？”
起诉 交不起那1万多元的诉讼费
在之后的日子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76名民工开始了他们的艰难的求援行动。10月18日，工程甲乙双方到通州区宋庄镇司法所进行了协商。
饶宝卫说自己始终有个担忧，怕司法所解决不了问题，就对接待人员说，如果实在调节不了，就请帮忙出个手续，我们可以拿这手续向上反映情况，他们说，这手续出不了。
按照毛长春等人的说法，司法所先是承诺能够调解，但最后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司法所的调解最终“失败”。“结果发包方还是不给钱。”
11月24日，70多位民工又一起去了通州区政府。郑宪会回忆说，那天在出发之前，老魏要求工友们无论遇到什麽事，不起哄、不要做出过激行爲。
当时接待他们的是通州区政府信访办，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应该到法院起诉去。“我们后来去法院问了问，法院说年终的案子多，一时还立不了案，另外一个是要起诉就要交起诉费1万多，我们哪儿有时间和钱啊。没办法，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北京市政府信访办。”毛长春说。
11月25日早上6点，50多个民工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集合。他们从工地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向位於东城区正义路的北京市政府信访办进发。
求助 法律援助中心认爲法院会审理此案
“信访办的同志在询问我们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去法院。我们都快绝望了，在这时，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好心警官爲我们指了一条生路，他叫我们去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并告诉我们应该怎麽走。”毛长春说，“我现在都后悔当时没记下这位警官的名字。”
11月25日上午，50多位民工又从正义路出发，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了位於前门西大街43号的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有个主任姓常，还有个韩大姐。”饶宝卫和魏忠文在是常主任还是王主任的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最终魏忠文同意了饶宝卫的说法。
“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让我们所有的民工都进屋里说话，我们感觉很温暖。他们详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爲我们找到了一名‘义务律师’——北京达实律师事务所的王莉律师”。魏忠文对记者说。
几天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来到河北燕郊76名民工寄居地，和每个民工分别进行了谈话。12月17日下午，王莉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是在11月底接到这个案子的。她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去过燕郊小张庄调查，那天上午9点多就到了，一直工作到下午1点多。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冷，冻得直哆嗦。现在法律援助中心已经跟通州区法院协商过了，通州区法院的同志对这个案子也很重视。目前得知的事实经过，主要就是发包商不给包工头劳务费。由於涉及到民工，所以相信法院会在6个月内审理案子。”王莉律师说。
■尾声
他们建设的高楼拔地而起
6个月的时间对於仍然寄居在河北燕郊的几十名民工——那些生存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又将意味著什麽呢？
12月16日下午5点，记者来到通州区宋庄镇小堡乡——76名民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公路旁边，一栋欧式风格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红色的尖顶，显示著其特殊的身份。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后院，一个打杂的老人正在铲土，他告诉记者，房屋的主人不在家。
“你的工钱能按时领吗？”记者问。
“老说没钱，现在还没给。”老人甩下这句话后，便接著铲土。
■解释
“恶意讨薪”已有界定
对於什麽是“恶意讨薪”，本报曾做过报道。据北京市建委委员张农科介绍，当前出现的一些“恶意讨薪”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如开发商与施工总承包企业或总包企业与劳务企业因结算发生争议，未能达成一致，有的企业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爲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张农科表示，对上述问题，市建委一经发现，调查核实之后，将立刻会同公安、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严厉制裁，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及安宁稳定。
■记者手记
谁来帮助寒风中的民工
在河北燕郊小张庄这个特殊的外来群落里，50多名民工从入住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去乞讨、没有一个人做过危害社会秩序的事。人的行爲被朴素的道德规范维系著，尽管他们已经处在生存的边缘，但他们始终保持著人之爲人的那种良心和尊严。
结束采访，记者准备离开民工寄居地，但推开屋门时，民工们自发地跪在院子中央，似乎在努力寻求记者的帮助。记者强忍泪水，将他们一一搀扶起来。在记者离去的时候，大约有30多位元民工将记者送到了村口，他们什麽都没说，只是目送著记者远去。
笔者想，当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当你送老父亲或老母亲上医院的时候，当你和恋人欢快地准备圣诞礼物、新年礼物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在河北燕郊小张庄，几十位建设北京的民工——那些孩子的父亲母亲、多病老人的儿女、远在他乡的丈夫妻子，正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如果公共权力机构不能爲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如果正常的法律渠道难以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帮他们“讨回”属於自己的生活资料，那麽，你、我、我们这些善良的旁观者，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捐助，我们的每一分钱，每一件衣服，爲他们换来充饥的馒头，换来必要的温暖，换回他们生存的权利呢？
2005年12月19日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