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谈判物件逼成自己的掘墓人
韩东方
1989年5月19日，在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路边，飘起了一面红色旗帜，上面写著“北京工人自治会”9个黑色大字。这是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真正的属於工人的工会消失了整整40年后，中国工人举起的第一面不接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独立工会的旗帜。当时，北京每天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而且，势头已经蔓延到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几乎所有城市。
记得“工自联”成立后除了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等政治层面的民主要求外，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人权益方面的诉求。事后看来，这其实正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最害怕的！因爲，1949年前中共夺取政权时所动员的正是政治诉求多於具体权益诉求的工人运动。但不同的是，当初中共动员工人是爲了利用工运夺取政权，而89年的“工自联”的参与者却从没有过这种想法，大家只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到了一些包括结社言论在内的民主权利罢了。当然，“工自联”举起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面真正的独立工会旗帜。但是，当时政府面对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浪潮已经手足无措，突然间，又在政权的心脏北京出现了这麽一个中共领导人们以爲似曾相识的独立的工人组织，不难想象，他们那种失去政权就等於失去一切的恐惧有多深！於是，在“工自联”诞生后仅15天，政府便派出荷枪实弹的军队和坦克开著枪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随后更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至今，天安门和全国各地的镇压到底死伤多少人仍是个谜。
镇压后，曾一度危在旦夕的中共政权的确稳住了阵脚。后来，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那些把专制政权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也许曾经深信：要不是当初果断镇压，党的政权恐怕早就垮了。让我们退一万步，也试著从维护共产党政权高於一切的逻辑，看看17年前的镇压到底是拯救还是摧毁了中共统治的根基彻底毁灭了中共呢？
在过去的17年里，由於中共领导人不敢也不愿意放下对工人和工人组织的政治恐惧和戒备，政府在强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私有化过程中，工人被解雇时就赔偿标准以及今后再就业问题完全没有谈判权，以致短短几年间就有数千万原国有企业工人变得一无所有。据官方统计，仅在1998年至2005年的7年间，国有企业共裁员近3000万人，达到当时企业总人数的十分之六，他们只得到很少解雇工龄补偿，多的每年2000多元（280美元），少的每年只有300多元（45美元）。很多人更只是得到了一个数位承诺而从未拿到过一分钱现金。可与此同时，原企业管理者和地方官员却利用6-4镇压留下的对工人的政治压制权力，毫无顾忌的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许多人在几年间不花一分钱便摇身成了改制或私有化后新企业的老板。回顾自1992年以来的包括住房、教育体制、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改制等各项改革，做法如出一辙，结果是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权贵和一群又一群的社会弱势群体。
其实，6-4镇压后形成的政治惯性造成的后果，比镇压本身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更具破坏性。一方面，镇压的余威转化成了官员们手中的日常权力，他们将所有试图揭露和制约他们腐败滥权的工人行动甚至言论政治化，并给与无情镇压，同时以末日掠夺式心态比89年前更加无度的滥权贪污，其实就是啓动了统治集团内部无法回头的自我败坏程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绝望的一无所有的工人，被一步步推向统治集团的对立面，成了出於自身利益而非理想的义无返顾的反对派。6-4镇压的枪声打开了中共命中注定的潘多拉魔盒，被暴力灌醉了的中共领导人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爲自己制造了掘墓人——一无所有的中国工人。
对工人的政治压制同时也首先使老板们有机可乘，雇主在企业层面对工人权利的侵害直线上升。1987年，据官方数位，全国劳动争议立案0.56万件，2004年达到26.05万件，上升了近45倍；而广东省东莞市2004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者比9年前的1995年更高出了50倍！当工人被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政治压制也就越来越没用了，反抗也再次进入高潮。1979年到1982年4年间，全国上访仅2万多起，可2005年一年里，全国便有3000万起上访，增加了500万倍！其中20人以上的集体上访行动达8万多起，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大多数又都是工人。
掘墓人开始行动了！
其实，中国有《工会法》、《劳动法》、《安全生産法》和《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等一系列保障劳工权利的法律，而且，马克思时代毕竟过去了，曾被马克思称爲“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如果可以在没有政治迫害的情况下合法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依据法律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话，不一定非得埋葬迫害者不可。
问题是，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有此政治远见和智慧吗？
2006-05-29
韩东方
1989年5月19日，在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路边，飘起了一面红色旗帜，上面写著“北京工人自治会”9个黑色大字。这是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真正的属於工人的工会消失了整整40年后，中国工人举起的第一面不接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独立工会的旗帜。当时，北京每天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而且，势头已经蔓延到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几乎所有城市。
记得“工自联”成立后除了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等政治层面的民主要求外，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人权益方面的诉求。事后看来，这其实正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最害怕的！因爲，1949年前中共夺取政权时所动员的正是政治诉求多於具体权益诉求的工人运动。但不同的是，当初中共动员工人是爲了利用工运夺取政权，而89年的“工自联”的参与者却从没有过这种想法，大家只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到了一些包括结社言论在内的民主权利罢了。当然，“工自联”举起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面真正的独立工会旗帜。但是，当时政府面对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浪潮已经手足无措，突然间，又在政权的心脏北京出现了这麽一个中共领导人们以爲似曾相识的独立的工人组织，不难想象，他们那种失去政权就等於失去一切的恐惧有多深！於是，在“工自联”诞生后仅15天，政府便派出荷枪实弹的军队和坦克开著枪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随后更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至今，天安门和全国各地的镇压到底死伤多少人仍是个谜。
镇压后，曾一度危在旦夕的中共政权的确稳住了阵脚。后来，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那些把专制政权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也许曾经深信：要不是当初果断镇压，党的政权恐怕早就垮了。让我们退一万步，也试著从维护共产党政权高於一切的逻辑，看看17年前的镇压到底是拯救还是摧毁了中共统治的根基彻底毁灭了中共呢？
在过去的17年里，由於中共领导人不敢也不愿意放下对工人和工人组织的政治恐惧和戒备，政府在强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私有化过程中，工人被解雇时就赔偿标准以及今后再就业问题完全没有谈判权，以致短短几年间就有数千万原国有企业工人变得一无所有。据官方统计，仅在1998年至2005年的7年间，国有企业共裁员近3000万人，达到当时企业总人数的十分之六，他们只得到很少解雇工龄补偿，多的每年2000多元（280美元），少的每年只有300多元（45美元）。很多人更只是得到了一个数位承诺而从未拿到过一分钱现金。可与此同时，原企业管理者和地方官员却利用6-4镇压留下的对工人的政治压制权力，毫无顾忌的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许多人在几年间不花一分钱便摇身成了改制或私有化后新企业的老板。回顾自1992年以来的包括住房、教育体制、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改制等各项改革，做法如出一辙，结果是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权贵和一群又一群的社会弱势群体。
其实，6-4镇压后形成的政治惯性造成的后果，比镇压本身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更具破坏性。一方面，镇压的余威转化成了官员们手中的日常权力，他们将所有试图揭露和制约他们腐败滥权的工人行动甚至言论政治化，并给与无情镇压，同时以末日掠夺式心态比89年前更加无度的滥权贪污，其实就是啓动了统治集团内部无法回头的自我败坏程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绝望的一无所有的工人，被一步步推向统治集团的对立面，成了出於自身利益而非理想的义无返顾的反对派。6-4镇压的枪声打开了中共命中注定的潘多拉魔盒，被暴力灌醉了的中共领导人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爲自己制造了掘墓人——一无所有的中国工人。
对工人的政治压制同时也首先使老板们有机可乘，雇主在企业层面对工人权利的侵害直线上升。1987年，据官方数位，全国劳动争议立案0.56万件，2004年达到26.05万件，上升了近45倍；而广东省东莞市2004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者比9年前的1995年更高出了50倍！当工人被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政治压制也就越来越没用了，反抗也再次进入高潮。1979年到1982年4年间，全国上访仅2万多起，可2005年一年里，全国便有3000万起上访，增加了500万倍！其中20人以上的集体上访行动达8万多起，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大多数又都是工人。
掘墓人开始行动了！
其实，中国有《工会法》、《劳动法》、《安全生産法》和《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等一系列保障劳工权利的法律，而且，马克思时代毕竟过去了，曾被马克思称爲“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如果可以在没有政治迫害的情况下合法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依据法律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话，不一定非得埋葬迫害者不可。
问题是，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有此政治远见和智慧吗？
2006-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