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思想解放

潘多拉
 
 春节回重庆渝北区老家，欣闻两年多前的一桩民告官官司终於有了结果：经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计委做工作，原告――两个乡镇的数百户农民，与被告――当地电力部门达成妥协，被告退还在农村电网改造过程中向原告多收的钱款（达一百多万元），并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原告依法撤诉。
 
 两年多前，两个镇的农民与电力部门就农网改造的收费问题发生纠纷时，他们曾给我打电话、寄材料，希望我以一个“无冕之王”的身份，在报纸上为家乡的父老呼吁呼吁。惭愧得很，由於种种限制，我竟未能为他们说上一句话。出於对某种官强民弱且官官相卫情形的了解，当时我有一个悲观的预感，认为在那样的传统环境之下，农民的抗争十有八九将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也赶一回民告官的时髦，恐怕只会输得血本无归。不料农民们选出了几个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维权经验的代理人（他们也是农民），由代理人出面与电力部门斗智斗勇，并聘请了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这起诉讼历时近两年，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虽然原被告双方最终没有在法庭上“仇人相见”，但就现在的结果而言，可以认为是农民打赢了官司。
 
 我这次拜见了其中的一位代理人，他的介绍令我备受鼓舞。一开始，农民们正像我估计的那样，大都怀有深深的自卑情绪，认为咱农民是大老粗，祖祖辈辈都受制于人，现在虽然可以肯定电力部门是在借农网改造大捞一把，但“红头文件”在人家手里攥<<著着>>，人家随地吐口痰都是“政策”，咱除了一肚子怨气，什麽证据也没有，能到哪里去告啊？代理人一遍又一遍地给农民打气：第一，电力部门封锁消息，不给我们看“红头文件”，本身就违反了政策，甚至是违法行为，何况我们自己也可以到图书馆或其他部门去查找；第二，我们是原告，不必提供电力部门乱收费的证据，相反，电力部门是被告，他们必须出示合法的“红头文件”，必须提供自己收费行为的合法依据，也就是必须证明自己没有乱收费，否则他们就要败诉。代理人和律师通过查找、比较，证实电力部门引为尚方宝剑的所谓“红头文件”，其实不过是上级电力部门自己制定的内部文件，违反了国家计委的有关规定，以此为依据产生的收费行为，当属典型的乱收费。农民的诉讼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加上市计委的干预，被抓住了“硬伤”的电力部门不得不软了下来。
 
 这场胜诉的民告官官司，给农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维权课。农民代理人好生了得，他们用以给农民打气的两点判断，让更多农民见识了两个重要的现代法治理念。一个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一般的做法是“谁主张，谁举证”，若举证不足，则主张无效。但如果提出主张的一方处於某种信息劣势或话语权劣势，那麽就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举证责任不由提出主张的一方承担，而由相对应的另一方承担。政府部门的收费行为是否有合法依据，农民因为处於信息劣势，故只有怀疑的自由，而不应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应当被倒置到政府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叁>>十二条对此有明确规定：“被告（指政府部门）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性文件。”这个原则还意味<<著着>>，在民与官的关系中，官是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还是在一门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主要应该由民自己做出判断，因为即便那些“一门心思搜刮民脂民膏”的官，也一定会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民只要感觉不对劲，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有权怀疑甚至控告官在“一门心思搜刮民脂民膏”；而官倘若不能很好地履行被倒置同时也是被强化了的举证责任，即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一门心思搜刮民脂民膏”，那麽就将在道义、道统的“法庭”上惨败，从而丧失为政执事的合法性。
 
 农民代理人的判断，还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利天赋”而 “权力法定”的原则。在传统专制社会，以君主为核心的官的权力的无限的，而老百姓的权利则少得可怜，几近于无。官的权力无限，使得他们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可以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而民的权利菲薄，使得老百姓每做一件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惟恐一不小心触犯了王法，招致飞来横祸。历史发展到今天，由“权力社会”转型为“权利社会”乃世界大势，民权（利）与官权（力）的关系应该颠倒过来，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知情权、免于恐惧权、言论出版权、集会结社权……等都是“天赋”之人权，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讲，根本无需宪法或法律规定。相反，政府的权力（官权）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只要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授权，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将因无法定依据而被视为非法。电力部门随便炮制一个内部文件就向农民收费，显然缺乏宪法和法律的支撑，是明目张胆的乱收费行为。农民从以前“你让交费咱就交费，咱不敢不交”，到现在“你让交费没有法定依据，是乱收费，咱就敢不交”，从以前“我干什麽都要你恩准，否则就会有麻烦”，到现在“只要不违法，我干什麽你都管不□”，其间无疑经历了一场了不起的观念更新，称得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对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思想解放有过精彩描述：“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叁>>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叁>>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的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叁>>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4―35页）时代在进步，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农民的思想解放，其深度与威力当比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说，“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同上，第35页）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在农村进行依法治国、依法维权、权利天赋、权力法定等观念的宣传普及，才能大力推动农民的思想解放，有效推进农村的社会经济改革。
 
 2003年02月08日
 搜狐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