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夏 燕
当农民工对尊重与认可说“要”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赫然出现在身边：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於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不论他们是第几代。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跟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近四个月来，阿昊一直在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过年可以休息外，整年只能休息五、六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对此，他有点内疚，“过年我都没钱给家里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很窝囊。”
7岁时，阿昊的父亲外出打工。读三年级时，阿昊的母亲也随父亲来到广东，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昊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后，阿昊不仅要帮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水稻收割时还要亲自下田收割稻谷。但由於阿昊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2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昊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他接到了广东。
起初，在一家橡胶厂上班的父亲将阿昊介绍进了厂里上班。每天上10个小时班，工资每月500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昊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昊进入了另一家橡胶厂，工作时间一样，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在新厂工作近一年，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同事发现，阿昊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一段时间后，父母得知阿昊去找在当地做混混的老乡，当即劝导他和那些人“划清界限”。责駡终於让阿昊清醒了过来。
“他们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情为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阿昊看来，他们的生活过得“就跟流浪汉一样”。阿昊记得，到这家织袋厂工作以后，那一批人曾多次来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厂里管得太严了，根本没有办法”，但出於义气，他仍然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请几个人吃了一顿，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
事实上，尽管竭力保持距离，阿昊始终无法摆脱与这些不良老乡的交往。去年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干那些事”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昊在找工作、困难时，除了老乡，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一开始，老乡教他抽烟，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现在心情不好时，已是烟不离手。跟著老乡泡了几次网吧，阿昊又迷上了网路，“我知道很花钱，但那里太吸引人了”。
而他后来伤人的刀，也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干事”的时候用的。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8月7日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那么恨他吗？”“不是，他虽然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是很凶的人吗？”“不是，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理智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都在外面。”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於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22岁的她年轻稚气，紧紧扎在脑后的马尾走路时不停地晃动，两只手随意地插在衣兜里，一如杭州街头的普通女孩。但让记者好奇的是，名叫叶露的她有被老乡叫做“露露”的，也有叫做“晓娟”的。
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的叶晓娟随著一帮姐妹外出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装配。不到半年，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又在郊区，“跟本就不算进到了城里”。於是，经人介绍，叶晓娟在杭州一家火锅店做起了服务生，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她终於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气，想了好几天，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叶露。
变成叶露以后，她又做了一件让老乡们掉眼珠的事情：花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三星翻盖手机，还配上了五颜六色的手机链。那年年底要回家之前，又去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老乡都说，跟著叶露过马路绝对没错—司机一看：红灯停，赶紧慢一慢……后来也不知是便宜的染发剂褪色太快，还是其他原因，叶露又扎回了马尾。但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言谈中，她还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妈非要我介绍村里的一个物件，我一听就烦。有本事的人都出来了，谁还留在家里呢？”现在，叶露的第三任男朋友是从安徽来的一个小青年，在杭州延安路的一家手机卖场做推销，据说看得她“很紧”。“他不喜欢我现在美容店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这种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以后我还打算开一个美容店，做老板。”
叶露转过的地方很多。“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玩遍了，我倒更愿意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去龙翔买点衣服什么的。”其实叶露的朋友也不多，她交往的人不外乎：男朋友、同乡、美容店里的同事、网友。 同乡中，叶露联系上的有四、五个，有的当服务员，有的跟亲戚卖服装，有的呆不下去去了别的地方。“今年就已经走了一个。”
“我想和当地人打交道，对自己的日后会有帮助。”叶露说。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本地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这里比家乡好吗？”“当然啦。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比，但老家的人比较好，大家都熟嘛。”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丰庄西路一家卖菜的小店里，青菜、萝卜、大米杂乱地摆放著，一位中年男人正忙著帮人切猪肉。蕾蕾在小店后面的房间里做著功课，合上作业本的时候，她把比卡丘的闹钟拨到了5点45分，放在用报纸、广告页糊了好几层的“书桌”上。“爸爸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们不想吵醒我。我醒了也会装著睡。”11岁的蕾蕾个头不大，却令人心疼地懂事。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蕾蕾现在的家在上海首批旧城改造动迁人口导入地区—嘉定区真新街道城乡接合部一间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这里租了两间屋子，前面是卖菜的铺子，后面自己住。从小，蕾蕾坐著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去年，蕾蕾被迫离开了曾经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校被勒令拆掉了。同时，上海取消了外籍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借读费。由此，她进了区里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可是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蕾蕾每天6点不到就得起床，一个人坐公车，花费近一个小时到学校，为此她上课常常打瞌睡，精神很难集中。转到新学校后，蕾蕾参加了平生第一次春游，看到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对此她很兴奋。
两个月后，蕾蕾参加了第一次大考，语文95分，是班里的第一名。她很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但同学们好像还是不愿意和她一块玩。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蕾蕾参加，蕾蕾要么一个人去玩单杠，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 在学校里，对於父母是做什么的，蕾蕾一直小心地掩饰著。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还是知道了。
有一天，作为小组长的蕾蕾照例开始收同学的作业本，组里一个男生因为功课没做好，迟迟不肯把作业本拿出来。蕾蕾问他为什么不交，男生反骂道：“臭民工你管得著吗？”“臭民工怎么啦？”伤了自尊的蕾蕾当即一脚踢到了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狠狠推了她一把，两个人差点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在学校里受了委屈，蕾蕾都不愿意告诉父母，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
尽管新学校条件比原先好得多，蕾蕾还是很想念原来的学校。家里附近有一所很有名的民工子弟学校—嘉定行知学校，去年爸爸就有意让她转到这里，但当时人早就已经招满了。“爸爸说，明年再看看能不能让我去那儿上学。”蕾蕾眨巴著眼睛说。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辛苦，爸爸的手总是很脏、还脱皮。我希望他们也有单位。以后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想读大学，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觉得自己是城市人吗？”“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无根”的一代
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困扰著蕾蕾，同样令“颇有一些阅历”的阿昊和叶露不知所措。而现在，更多的人称呼他们为“农民工‘第二代’”—出生於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或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20多年来，农民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他们承载著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重任，一方面又逐渐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特殊阶层”。如今，随著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2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著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著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於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於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对於这个问题，阿昊、叶露、蕾蕾的答案同样惊人地一致。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是包含著对亲人的感情，而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我不敢去那里，虫子特别多，吓死我了。我心里直哆嗦，生怕掉下去。”蕾蕾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回老家，硬是不肯上那里的厕所，最后还是跑到田地里解决了。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著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於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著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雷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著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的渴求。
2007年2月28日晚9时，在无锡打工的贵州人陈宏、李君等人酗酒后又到歌舞厅，发生纠纷后购买刀具俟机报复，女友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即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并对素昧平生的王渊连戳多刀—在一系列差距的冲击下，越来越多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资料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未来在哪里？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更明白民主和平等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比如，按照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民工子女是被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校门之外的。对和蕾蕾一样随著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来说，能进一所较好的公办学校上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很多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一个小女孩这样讲述她离开公办学校的故事：“做操的时候我先回到教室。他们回来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心里特别难受，谁也没说，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民工子弟学校来了。”
然而，即便是这类为他们特别开设的学校，也常常处於“饱和”状态。杭州市天成教育集团是当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创者，社会影响力颇大。“每年招生额满后还是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但我们实在解决不了。”副校长倪建巨集告诉记者。今年8月底，江干区仍有500多名即将读一年级的民工子女找不到学校，区里只能将其分流，最终仍不能解决的，只能选择回老家上学。
在杭州，类似于天成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30多所，但仍远远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在它们当中，更不乏一些管理不甚规范的学校。即使像天成这样声誉不错的民工子弟学校，也面临著校区规模萎缩的境况。今年，天成教育集团的一个校区因为城市建设拆迁而被撤销，学生只能被安置到新塘、常青、黎明其他3个校区。有关部门也想过异地重建，但考虑到与学生家庭的“就近原则”，想法又被取消。
从更广的层面看，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体设施、师资力量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明显薄弱许多，也更具有“特殊性”。在天成学校副校长倪建宏的一周安排里，家访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许多家长觉得只要把孩子放到学校就可以了，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倪建宏说，“比如，学校4、5点放学，学生到家却已经晚上7、8点了，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和谁打交道，谁也不清楚。这个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来教育。”
正如倪建宏所说，对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而言，与学校教育同样缺失的，还有家庭教育。这也是存在於他们身上的“共性”：他们跟用工单位除工作以外的联系很少，跟父母的交流也很有限。他们多有“留守子女”的经历，即使成年后外出和父母在同一城市打工，也多因父母自身素质所限或工作、住宿上的原因，相互间缺乏交流、沟通。这种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使他们几乎处於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
而在一些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这种状态更愈恶化。1995年北京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条款中表明：“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全市有100多个工种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
事实上，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的遭遇和他们的父辈并无太大差异。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选择珠海、中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一次专项调研活动，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的制约使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不能实现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同工不同酬、欠薪问题时有发生，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户籍制度使他们彷徨於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如今，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中，农民工“第一代”已经被定格，但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的群体却是刺眼的。
一个“刺眼”的群体影响会有多大？启示来自两年前。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为了躲避员警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不幸触电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整个法国陷入“二战以来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漩涡之中。分析人士介绍，参加骚乱的大都为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虽然有法国国籍，但并不能真正享受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
“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他们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农民工“第二代”提供心理辅导；法律“绿色通道”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等等。
2007年7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一些长期在城里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将有望落户城里—尽管居住证到底会惠及多少人，目前的测算还没有开始，而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将优先予以落户的条款也决定了这一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普惠。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领域。但这也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
12月1日这天，来自河南新乡原阳镇的杨建军领到了嘉兴市嘉善县新居民管理局颁发的第一批《专业人员居住证》。按规定，持证15年以后，他可以被准予落实当地城镇户口。但对於25岁的杨建军来说，这个绿本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兴奋。
“只是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里，在留下的那边加重了砝码，让已经开始不安定的心有了一点点安稳的感觉。”杨建军说。 -
来源: 2008年01月04日 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