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李剑阁近日提出，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低收入者工资上涨是趋势
李剑阁不过是在重复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贯的论调———以低工资换高投资，以避免国外资本流向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国家。低工资固然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是否低得合理，却是一个必须仔细研究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的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供过於求决定的。但是，在真实的经济世界，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应当是平等谈判和自由缔约的产物，而这种平等的谈判和自由的缔约只能发生在力量大体相当的博弈主体之间。而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是：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企业处於绝对的强势，工人处於绝对的弱势。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格局中，市场机制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当然，工资提得太高，弊端也不小———李剑阁所言不虚。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水平被人为抬高到市场水平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外投资相继抽走，最后企业关门、工人失业。不过，“工资提得过高”似乎是发达国家特有的“富贵病”，而在工人普遍处於弱势的今天，大谈工资过高的坏处，恰恰好像面对一群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饿汉大谈糖尿病的危害。
难道鼓吹降工资才合理
乍一看，李剑阁的观点很正确，高屋建瓴，是在从根本上维护工人的利益。从境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就可得到注脚。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固然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同时更是看中了中国广大的市场潜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大量欧美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而不是越南这样的小国，因为后者市场有限。二，工资低，固然可以留住投资者，但是如果长期保持这种低工资，无形中就会给投资者这样一种印象———大量的低廉劳动力可以抵消高科技，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外来投资者或者说本国企业主投资高科技，提高管理效率、更新设备和人力资本培育的动力。这样一来，消耗的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的是我们的环境，工人安全和健康无保障，工人固然可以得到赖以糊口的工资，而大头却被投资者拿走了。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高福利还不现实，留住企业确实有必要性，但是如果无视低工资带来的种种弊端，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遗毒无穷。
需要警惕的不是平均主义
在居民收入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警告防止“平均主义”，单就这一点而论，李剑阁的理论不能不让人怀疑。
体制改革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於谁来承担这笔成本？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应该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轮流来承担成本。
正是由於中国普通工人、农民这些年来对改革的坚决拥护，才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一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惊人，因此，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使改革获得新的动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先富起来的阶层都应该分担一些后继改革的成本———也无非是多交一点税，为普通工人提高一点工资罢了。
继续让这些承担能力已经相当脆弱的阶层承担改革成本，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而是可能会诱发社会动荡，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这也是对改革大业极不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和“和谐社会”的构想，才是真正对历史、对改革负责的态度。
经济学家不要人云亦云
9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其中一点值得关注：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
税收零增长，可以说外商投资是零增长，或者说收入增长的同时，成本在增加。而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给外资更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外商不是来行使政府职能，帮困扶贫的，也不是来行善施乐的，而是来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所有者从其自身立场出发，哪里成本低，就到哪里投资。在自己赚钱的同时，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当地的社会稳定。
面对现实，既不能伤心，又不能泄气，更不能赌气，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要提高收入、保障权益没错，要在适当机会提出。在我们经济、综合国力提升时，能重新公平、合理地分配我国、乃至全球资源时，再要求提高收入，方能达到目的，又能解决眼前就业问题。
经济学家要敢於讲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敢於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句话用在这可能合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2005年11月10日 湖北省襄樊市刘世均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