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我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到现在，已经整整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四年间，中国社会从认识到行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一步步深入。然而中国社会至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认识仍然不一致，仍然存在著许多分歧。下面就让我把这四年的经过和变化做一回顾，把中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及行动做一总结和综述。
一、2002年8月内蒙会议的啓蒙性
2002年8月24-25日，世界经济学会议在内蒙呼和浩特内蒙古饭店召开，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名字叫《企业责任、世界经济与西部开发》，由世界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和仕奇综合研究机构联合举办。记的当时参会的学者有侯若石、华民、李向阳、张宇燕、李晓、栾丽英、赵旻、庄宗明、陈健、陈沙、徐文渊、李坤望等。
栾丽英女士当时是联合国国际开发署驻中国的代表，她带给会议的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联合国当时爲什么发起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运动的意图。
安南当上联合国秘书长后，由於他看到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全球化的脆弱性以及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得不公和不平等，於是想对国际商界领袖提出挑战。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南提出了要求企业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协定”，并於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啓动。
这个协定的主要精神和内容是解决资本与公衆的矛盾和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企业要搞清洁生産、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生産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特别是企业要合理合法地对待员工。该协定号召公司要遵守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其内容是：1，企业应支援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爲，3，企业应支援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爲，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当时看了这些材料，使我内心一直潜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一下子豁然开朗。在这之前，我一直感到我国的企业行爲有问题，但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在这个会议之后，我写了《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文，比较全面地对当时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对我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应当算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的研究企业责任的文章。
2002年，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社会内部已经産生了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但整个社会对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内容是什么，还不清楚。而内蒙会议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基本上是由外部引进中国的。这一时期外部的许多理念都对中国産生了影响。
二、ISO8000对我国的短时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能标准化吗？
由於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认识不清，所以对当时传进国内来的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制定的IS8000企业社会责任认定标准给予了过多的重视。许多人误认爲这就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些出口企业情不自禁地对IS8000给予了过多关注。
2003年12月29日，《时事报道》杂志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研究IS8000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北京中达集团董事长宋叔意、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德顺、唐山曙光集团董事长张春来等。大家讨论得比较深入，会议内容详见《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shehuizr.htm）。
当时我国社会对IS8000的引进是有一番争议的，有人认爲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压制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工具，对这项标准有抵制情绪。也有人认爲这项标准有利於规范我国企业行爲，提高劳动者待遇，是值得学习和引进的。但由於IS8000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权威性，在中国吵吵了很短的时间便销声匿迹了。
但是在这一期间，不仅中国国内甚至是连国际社会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可以量化，都搞不清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起草了一个徵求意见稿，要求各个国家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能将企业的社会责任量化后纳入ISO的标准范畴。
我国负责这一讨论的部门是国家质量监督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004年6月10日，我应邀参加了他们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召开的“社会责任标准化专题研讨会”，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徵求意见听证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劳动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生産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商务部科技司、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中心、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识十分不统一，由於参会学者大多数是从事技术工作的的，很多官员和学者带著一种警惕心来看待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建议，大家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劳动标准，是否会降低中国産品的出口及企业竞争力。
我在这个会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学者之一。我认爲中国企业应当借助一些国际标准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待遇和工资标准，这样既不影响我国産品的国际竞争力，又保证了企业利润不至於大量外流。
但是，国家标准化组织的这项研究在讨论过后，便没有了下文。目前国际间的企业标准只有技术标准，没有社会标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环境标准。也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只在环境方面取得了一点共识。在其他社会价值理念方面仍然有许多分歧。
三、理论的深入与突破：2004-2005年的深入讨论
2004年是个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十分活跃的一年，各种研讨会和研究文章大量出现。早在这一年的2月14日，《经济日报》整版发表了我与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琼女士的对话(见大军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zhaoqiong.htm)。在这篇文章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被探讨得越来越深入。并且，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成爲中国社会和企业的关注事情，也成爲外国社会和跨国公司关注的事情。
2004年6月18日，当开完国家标准化研究院那个会后不几天，由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办、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企业社会责任圆桌会议”在北京嘉里中心九龙厅举行了，我在会上就跨国公司与投资国的关系问题做了发言。
在当时看，企业的社会责任简直就是一柄双刃剑，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利用它降低中国的産品出口竞争力，用来打人权牌，而中国的劳工社会却要利用它来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所以，在中国，凡是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人，大多数是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就最早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於2004年2月在我中心网站上发表了《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一文（见www.dajun.com.cn/zeren.htm），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将是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推向了全球范围，但同时也将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矛盾----劳资矛盾----播向了世界各地。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一矛盾，已经成爲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爲突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作爲缓和协调劳资矛盾手段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从欧美兴起并开始进入中国。如何评价、把握和应对这一运动，是中国入世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此文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起的缘由、性质、社会意义以及我国对於这一运动应该采取的对策等作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
企业的社会责任爲什么引起中国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中国社会爲什么强烈要求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爲什么一大批学者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这是因爲中国有著大量的由企业不良行爲引起的悲惨现实。
就在2004年的6月18-19日，由北京市协作者传播中心和国家安全生産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全国农民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 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这是从农民工角度论证爲什么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的会议。
我於6月19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倾听了参会农民工代表和各界专家学者的发言，并在会后写出《廉价劳动力与中国工业化》一文（见大军观察网站www.dajun.com.cn），这篇文章对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社会背景分析得更加深刻。另有官员、专家学者、NGO成员、农民工代表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各方人士对农民工劳动安全及社会待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通过与会农民工代表声声血、字字泪的述说，使与会者看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关心劳动者的健康已成爲中国社会的最强音。
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随著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进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越来越成爲社会的主要矛盾，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爲我国的新问题。
种种现象表明：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联合国和发达国家发出的进步呼声，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者发出的共同呼声。这一意志和意愿在中国有著深厚的社会基础。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决不仅仅是一两个学者附庸风雅、追赶国际时髦的事情，而是中国社会、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要求。由於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大量呼声，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对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行列中来，他们的研究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影响了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
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对企业産权制度改革産生了意外的影响。譬如，侯若石先生最早从现代企业制度层面上分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要求，从而发现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种种问题。
他於2003年10月份发表的《全球生産组织方式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见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gszeren.htm）一文指出：传统的企业制度过於强调股东的利益，鼓吹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职工的利益，实际上企业有三个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但在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中，过分强调了经营者的权益，严重忽视劳动者的利益。
继侯若石先生之后，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突破性研究的是上海证交所的研究员陆一先生，他于2005年2月翻译了OECD（经合组织国家）新的公司治理准则 （2004版），并撰文指出企业的职责是爲“利益相关者”负责。《OECD公司治理准则》的出现（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企业栏）使中国社会深入认识了企业的本质是一个造福於社会的生産单位，而不仅是爲股东赚钱的机器。
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改变了以往中国理论界对企业性质过时的和陈旧的认识，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産权改革模式産生了影响。譬如对国企産权的MBO式的改革，就在一片质疑问被叫停。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仅影响著企业的外部行爲，也影响著企业内部的自身变革。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不仅是爲股东（stockholder）负责，也应该爲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负责，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要考虑经营者的利益，更要考虑广大职工及社会环境的利益。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
正是有了对现代企业性质的深刻认识，国有企业过分向经营者利益倾向的産权改革才得到了适当的矫正。
五、媒体和管理部门进入行动阶段
由於理论和社会舆论层面的推进，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进一步升级，从学者撰写文章到媒体和管理部门进行行动，譬如，《中外管理》杂志在2004年年终举行的大型官産学恳谈会上，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作爲一个分论坛。我在这个论坛上作爲学者代表与企业家代表潘石屹（北京SOHO房産公司董事长）、王建明（广西玉柴集团董事长）等进行了对话。
这场对话辩论的火药味十分浓烈，辩论主要是在我和潘世屹之间，用潘石屹的话说，再辩下去就要打起来了。由於小潘和我是一批下海闯荡市场的小兄弟，因此我对他说话也毫不客气。尽管这样，我还是发现小潘头脑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识十分淡薄。这表现出在那一时期，在我国很多企业家的头脑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都十分淡薄。但不管怎样，企业界从这一年开始从各个方面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2005年早些时候，《中外管理》杂志甚至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比活动，但这一计划由於标准问题以及操作难度最终流産。但是从此之后，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成了一些杂志年终论坛的常设话题。
2005年底，我又被邀请到《当代经理人》杂志举办的“中国企业成长论坛”做嘉宾演讲。这次讲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效率至上和恶性竞争的后果是资源廉价外流》一文（见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zltfayan.htm）。由於经过几年对企业行爲的宏观观察，我认爲如果一个国家过於强调竞争和效率，便可能导致国内资源廉价外流。表面上看，这个国家的産品和企业很有竞争力，但其实质是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廉价外流。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影响到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如果企业将劳动工资压到极低，那么，宏观经济便会出现长期的消费疲软，最终还会引发社会政治问题。
但是，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影响甚微。2005年是个矿难频发年，煤矿工人成批成批地死去。在急功近利的赚钱大潮影响下，微弱的社会呼声根本影响不到企业家的行爲，大量的企业还是我行我素，死人、环境污染、职业病、克扣工资、欠薪层出不穷。
人们在疑问：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到底在哪里？谁来规范企业的行爲？
在这个时候，政府管理部门突然开始发挥作用。以王志乐先生爲首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这个中心於2006年2月16日发布了《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社会突然发现：不仅本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连在华的跨国公司也在做著一些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情，其表现主要集中这几个方面：
1， 少数跨国公司人员在华行贿。由德普和朗讯公司等案件暴露出商业贿赂对中国经济肌体的侵蚀日益深入，由此也引起中央政府在2006年发起了一场治理商业贿赂行动风暴。
2，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非法避税。2004年，我国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达51－55％，其中很大部分是不合理的亏损。按此推算，跨国公司在国内避税超过了300亿元。而美国企业盈利面高达90－95％，平均亏损面才10％。
3，少数跨国公司在华涉嫌垄断。
4，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沃尔玛公司拒不配合成立中国工会，并大量地使用每小时只有3元工资的低薪临时工(几乎占到总员工的一半)。
5，一些外企産品安全不达标。比如，深圳市有关部门就发现著名冰激淩品牌哈根达斯在深圳的正规“厨房”竟然没有卫生许可证。还有个别企业在原材料选取上存在双重标准，卡夫公司的乐之三明治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雀巢公司明知原料奶存在碘含量波动，仍然使奶粉进入中国市场。
商务部研究院负责外国企业研究的部门开始有所作爲，然而谁来对国内的不法企业进行开刀呢？就在2006年春天，在一系列三令五申下，仍然发生了山西一家煤矿透水事件，导致50多名矿工遇难。事后调查，这家企业私自开挖4号井和5 号井，导致上方水库的水灌入巷道。出现这种事情完全是矿主利欲熏心、良心泯灭的结果。
六、希望：中国企业开始行动
到2006年，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酝酿，我国政府和社会始终没能拿出一部统一的被社会和企业能接受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就使整个社会没有目标，没有标准，没有行动的准则。
这么多年了，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行动。这么多年里，充斥中国社会的是如何赚钱的资本论坛，风靡社会的是研习老板管理术的MBA，惟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政府部门出面进行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我国的工作中心是放在哪里。在一个追求效率和效率至上的历史阶段，企业责任在一定程度被置於次要的地位。
然而，尽管政府没有明确的规定，某些企业却在行动。2006年3月10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我国企业发布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因此，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份《报告》共52页，2.9万余字，分十六节，主要阐述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价值观、核心业务运作的基本理念、对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定位和具体行动、以及公司重要的“六个角色定位”和“十个方面的社会责任”。
报告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国家电网公司作爲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承担著一般企业难以比拟的广泛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公司期望通过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客观展示公司价值观与长远追求以及具体的行动，在公司与社会之间架起新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期望通过一己之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国有企业中的普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报告》从十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坚持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价值取向，坚持一切工作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争当优秀企业公民。
由於这分报告出自我国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因此报告的内容可被视爲国家样板性的企业行爲规范。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将会使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成熟。如果这份报告是一个十分可取的报告，它将成爲中国企业的模仿标本。
从世界范围看，大企业都是履行和实践社会责任的标兵，譬如IBM、英代尔、思科、耐克、沃尔玛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采取“三重底线”的资讯披露方式，不仅披露公司经营情况，还披露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2005年初，耐克的《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了曾被公司视爲商业机密的700个供应商的具体情况。长达108页的报告中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应商中存在著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会建立特别小组保障雇员们的权益。美国著名制衣公司GAP去年发表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其工厂中的恶劣工作条件，表示共有136个合同工厂中存在违反社会责任的情况，并终止与这些工厂的合同。
从国外企业的报告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报告的差距，那就是：企业报告不仅要表明自己的社会责任，更要检查自己的工作做得怎样，责任遵守和执行得怎样。
总之，良好的企业文化都首先来自大型企业，大型企业首先要当好标兵和做好表率。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已达4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达20多万家， 全球跨国公司生産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已经发展爲控制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它们的举动对整个世界构成了重大影响。
中国的社会责任规范看来也要从大型企业做起，逐渐影响小企业。2006 年5月，中国的房地産巨头们会集上海，针对高涨的房价，以王石爲首的企业家终於谈到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从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意识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这种进步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取得的，并且这一矛盾至今仍然十分尖锐。2005年春天，浙江省东阳县等地爆发了上万村民围攻当地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的事件。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恶性事件是由於企业污染环境导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履行企业责任的重担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多么沈重。
在3月23日世界水日这一天，许多报纸这样报道说：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有一多半严重枯竭或被污染，我国2万多家石化企业布置在七大流域，重点排污企业有5379家，年排废水26亿吨，一批数量惊人每年以数十亿元爲治污代价甚至永久性破坏环境的污染机器，却因爲那当地几百万的财政收入而还在继续运转。
这一切表明，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不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内部矛盾，更有与外部消费者以及自然环境的尖锐矛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要想解决好这些矛盾是十分不容易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还任重道远，四年间只是迈开了一小步，万里长征还在后面。这一切都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社会制度配合。如果不从经济政策甚至政治目标层面入手，收效不会很大。可喜的是，在这四年间，我国改变了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模式，最近又在纠正单纯追求效率的做法。如果下一步社会的政治思想再发生一些改变，企业的残酷性就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2006年7月18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作者：仲大军
一、2002年8月内蒙会议的啓蒙性
2002年8月24-25日，世界经济学会议在内蒙呼和浩特内蒙古饭店召开，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名字叫《企业责任、世界经济与西部开发》，由世界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和仕奇综合研究机构联合举办。记的当时参会的学者有侯若石、华民、李向阳、张宇燕、李晓、栾丽英、赵旻、庄宗明、陈健、陈沙、徐文渊、李坤望等。
栾丽英女士当时是联合国国际开发署驻中国的代表，她带给会议的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联合国当时爲什么发起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运动的意图。
安南当上联合国秘书长后，由於他看到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全球化的脆弱性以及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分配得不公和不平等，於是想对国际商界领袖提出挑战。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南提出了要求企业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协定”，并於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啓动。
这个协定的主要精神和内容是解决资本与公衆的矛盾和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企业要搞清洁生産、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生産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特别是企业要合理合法地对待员工。该协定号召公司要遵守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其内容是：1，企业应支援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爲，3，企业应支援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爲，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当时看了这些材料，使我内心一直潜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一下子豁然开朗。在这之前，我一直感到我国的企业行爲有问题，但并没有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在这个会议之后，我写了《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文，比较全面地对当时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对我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应当算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的研究企业责任的文章。
2002年，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社会内部已经産生了大量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但整个社会对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内容是什么，还不清楚。而内蒙会议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基本上是由外部引进中国的。这一时期外部的许多理念都对中国産生了影响。
二、ISO8000对我国的短时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能标准化吗？
由於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认识不清，所以对当时传进国内来的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制定的IS8000企业社会责任认定标准给予了过多的重视。许多人误认爲这就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些出口企业情不自禁地对IS8000给予了过多关注。
2003年12月29日，《时事报道》杂志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研究IS8000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北京中达集团董事长宋叔意、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德顺、唐山曙光集团董事长张春来等。大家讨论得比较深入，会议内容详见《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shehuizr.htm）。
当时我国社会对IS8000的引进是有一番争议的，有人认爲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压制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工具，对这项标准有抵制情绪。也有人认爲这项标准有利於规范我国企业行爲，提高劳动者待遇，是值得学习和引进的。但由於IS8000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权威性，在中国吵吵了很短的时间便销声匿迹了。
但是在这一期间，不仅中国国内甚至是连国际社会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可以量化，都搞不清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起草了一个徵求意见稿，要求各个国家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能将企业的社会责任量化后纳入ISO的标准范畴。
我国负责这一讨论的部门是国家质量监督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2004年6月10日，我应邀参加了他们在北京应物会议中心召开的“社会责任标准化专题研讨会”，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徵求意见听证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劳动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生産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商务部科技司、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质量认证中心、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识十分不统一，由於参会学者大多数是从事技术工作的的，很多官员和学者带著一种警惕心来看待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建议，大家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劳动标准，是否会降低中国産品的出口及企业竞争力。
我在这个会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学者之一。我认爲中国企业应当借助一些国际标准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待遇和工资标准，这样既不影响我国産品的国际竞争力，又保证了企业利润不至於大量外流。
但是，国家标准化组织的这项研究在讨论过后，便没有了下文。目前国际间的企业标准只有技术标准，没有社会标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环境标准。也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只在环境方面取得了一点共识。在其他社会价值理念方面仍然有许多分歧。
三、理论的深入与突破：2004-2005年的深入讨论
2004年是个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十分活跃的一年，各种研讨会和研究文章大量出现。早在这一年的2月14日，《经济日报》整版发表了我与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琼女士的对话(见大军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zhaoqiong.htm)。在这篇文章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被探讨得越来越深入。并且，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成爲中国社会和企业的关注事情，也成爲外国社会和跨国公司关注的事情。
2004年6月18日，当开完国家标准化研究院那个会后不几天，由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办、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企业社会责任圆桌会议”在北京嘉里中心九龙厅举行了，我在会上就跨国公司与投资国的关系问题做了发言。
在当时看，企业的社会责任简直就是一柄双刃剑，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利用它降低中国的産品出口竞争力，用来打人权牌，而中国的劳工社会却要利用它来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所以，在中国，凡是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人，大多数是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就最早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於2004年2月在我中心网站上发表了《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一文（见www.dajun.com.cn/zeren.htm），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将是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推向了全球范围，但同时也将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矛盾----劳资矛盾----播向了世界各地。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一矛盾，已经成爲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爲突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作爲缓和协调劳资矛盾手段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从欧美兴起并开始进入中国。如何评价、把握和应对这一运动，是中国入世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此文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起的缘由、性质、社会意义以及我国对於这一运动应该采取的对策等作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
企业的社会责任爲什么引起中国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中国社会爲什么强烈要求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爲什么一大批学者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这是因爲中国有著大量的由企业不良行爲引起的悲惨现实。
就在2004年的6月18-19日，由北京市协作者传播中心和国家安全生産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全国农民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 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这是从农民工角度论证爲什么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的会议。
我於6月19日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倾听了参会农民工代表和各界专家学者的发言，并在会后写出《廉价劳动力与中国工业化》一文（见大军观察网站www.dajun.com.cn），这篇文章对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社会背景分析得更加深刻。另有官员、专家学者、NGO成员、农民工代表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各方人士对农民工劳动安全及社会待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通过与会农民工代表声声血、字字泪的述说，使与会者看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关心劳动者的健康已成爲中国社会的最强音。
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随著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进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越来越成爲社会的主要矛盾，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爲我国的新问题。
种种现象表明：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联合国和发达国家发出的进步呼声，更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者发出的共同呼声。这一意志和意愿在中国有著深厚的社会基础。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决不仅仅是一两个学者附庸风雅、追赶国际时髦的事情，而是中国社会、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要求。由於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大量呼声，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对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行列中来，他们的研究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
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影响了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
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对企业産权制度改革産生了意外的影响。譬如，侯若石先生最早从现代企业制度层面上分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要求，从而发现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种种问题。
他於2003年10月份发表的《全球生産组织方式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见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gszeren.htm）一文指出：传统的企业制度过於强调股东的利益，鼓吹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职工的利益，实际上企业有三个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但在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中，过分强调了经营者的权益，严重忽视劳动者的利益。
继侯若石先生之后，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突破性研究的是上海证交所的研究员陆一先生，他于2005年2月翻译了OECD（经合组织国家）新的公司治理准则 （2004版），并撰文指出企业的职责是爲“利益相关者”负责。《OECD公司治理准则》的出现（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企业栏）使中国社会深入认识了企业的本质是一个造福於社会的生産单位，而不仅是爲股东赚钱的机器。
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改变了以往中国理论界对企业性质过时的和陈旧的认识，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産权改革模式産生了影响。譬如对国企産权的MBO式的改革，就在一片质疑问被叫停。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仅影响著企业的外部行爲，也影响著企业内部的自身变革。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不仅是爲股东（stockholder）负责，也应该爲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负责，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要考虑经营者的利益，更要考虑广大职工及社会环境的利益。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
正是有了对现代企业性质的深刻认识，国有企业过分向经营者利益倾向的産权改革才得到了适当的矫正。
五、媒体和管理部门进入行动阶段
由於理论和社会舆论层面的推进，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进一步升级，从学者撰写文章到媒体和管理部门进行行动，譬如，《中外管理》杂志在2004年年终举行的大型官産学恳谈会上，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作爲一个分论坛。我在这个论坛上作爲学者代表与企业家代表潘石屹（北京SOHO房産公司董事长）、王建明（广西玉柴集团董事长）等进行了对话。
这场对话辩论的火药味十分浓烈，辩论主要是在我和潘世屹之间，用潘石屹的话说，再辩下去就要打起来了。由於小潘和我是一批下海闯荡市场的小兄弟，因此我对他说话也毫不客气。尽管这样，我还是发现小潘头脑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识十分淡薄。这表现出在那一时期，在我国很多企业家的头脑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都十分淡薄。但不管怎样，企业界从这一年开始从各个方面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2005年早些时候，《中外管理》杂志甚至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比活动，但这一计划由於标准问题以及操作难度最终流産。但是从此之后，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成了一些杂志年终论坛的常设话题。
2005年底，我又被邀请到《当代经理人》杂志举办的“中国企业成长论坛”做嘉宾演讲。这次讲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效率至上和恶性竞争的后果是资源廉价外流》一文（见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zltfayan.htm）。由於经过几年对企业行爲的宏观观察，我认爲如果一个国家过於强调竞争和效率，便可能导致国内资源廉价外流。表面上看，这个国家的産品和企业很有竞争力，但其实质是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廉价外流。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影响到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如果企业将劳动工资压到极低，那么，宏观经济便会出现长期的消费疲软，最终还会引发社会政治问题。
但是，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影响甚微。2005年是个矿难频发年，煤矿工人成批成批地死去。在急功近利的赚钱大潮影响下，微弱的社会呼声根本影响不到企业家的行爲，大量的企业还是我行我素，死人、环境污染、职业病、克扣工资、欠薪层出不穷。
人们在疑问：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到底在哪里？谁来规范企业的行爲？
在这个时候，政府管理部门突然开始发挥作用。以王志乐先生爲首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这个中心於2006年2月16日发布了《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社会突然发现：不仅本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连在华的跨国公司也在做著一些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情，其表现主要集中这几个方面：
1， 少数跨国公司人员在华行贿。由德普和朗讯公司等案件暴露出商业贿赂对中国经济肌体的侵蚀日益深入，由此也引起中央政府在2006年发起了一场治理商业贿赂行动风暴。
2，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非法避税。2004年，我国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达51－55％，其中很大部分是不合理的亏损。按此推算，跨国公司在国内避税超过了300亿元。而美国企业盈利面高达90－95％，平均亏损面才10％。
3，少数跨国公司在华涉嫌垄断。
4，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沃尔玛公司拒不配合成立中国工会，并大量地使用每小时只有3元工资的低薪临时工(几乎占到总员工的一半)。
5，一些外企産品安全不达标。比如，深圳市有关部门就发现著名冰激淩品牌哈根达斯在深圳的正规“厨房”竟然没有卫生许可证。还有个别企业在原材料选取上存在双重标准，卡夫公司的乐之三明治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雀巢公司明知原料奶存在碘含量波动，仍然使奶粉进入中国市场。
商务部研究院负责外国企业研究的部门开始有所作爲，然而谁来对国内的不法企业进行开刀呢？就在2006年春天，在一系列三令五申下，仍然发生了山西一家煤矿透水事件，导致50多名矿工遇难。事后调查，这家企业私自开挖4号井和5 号井，导致上方水库的水灌入巷道。出现这种事情完全是矿主利欲熏心、良心泯灭的结果。
六、希望：中国企业开始行动
到2006年，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酝酿，我国政府和社会始终没能拿出一部统一的被社会和企业能接受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就使整个社会没有目标，没有标准，没有行动的准则。
这么多年了，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行动。这么多年里，充斥中国社会的是如何赚钱的资本论坛，风靡社会的是研习老板管理术的MBA，惟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政府部门出面进行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我国的工作中心是放在哪里。在一个追求效率和效率至上的历史阶段，企业责任在一定程度被置於次要的地位。
然而，尽管政府没有明确的规定，某些企业却在行动。2006年3月10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我国企业发布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因此，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份《报告》共52页，2.9万余字，分十六节，主要阐述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价值观、核心业务运作的基本理念、对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定位和具体行动、以及公司重要的“六个角色定位”和“十个方面的社会责任”。
报告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国家电网公司作爲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承担著一般企业难以比拟的广泛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公司期望通过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客观展示公司价值观与长远追求以及具体的行动，在公司与社会之间架起新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期望通过一己之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国有企业中的普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报告》从十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坚持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价值取向，坚持一切工作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争当优秀企业公民。
由於这分报告出自我国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因此报告的内容可被视爲国家样板性的企业行爲规范。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将会使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成熟。如果这份报告是一个十分可取的报告，它将成爲中国企业的模仿标本。
从世界范围看，大企业都是履行和实践社会责任的标兵，譬如IBM、英代尔、思科、耐克、沃尔玛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采取“三重底线”的资讯披露方式，不仅披露公司经营情况，还披露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2005年初，耐克的《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了曾被公司视爲商业机密的700个供应商的具体情况。长达108页的报告中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应商中存在著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会建立特别小组保障雇员们的权益。美国著名制衣公司GAP去年发表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其工厂中的恶劣工作条件，表示共有136个合同工厂中存在违反社会责任的情况，并终止与这些工厂的合同。
从国外企业的报告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报告的差距，那就是：企业报告不仅要表明自己的社会责任，更要检查自己的工作做得怎样，责任遵守和执行得怎样。
总之，良好的企业文化都首先来自大型企业，大型企业首先要当好标兵和做好表率。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已达4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达20多万家， 全球跨国公司生産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已经发展爲控制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它们的举动对整个世界构成了重大影响。
中国的社会责任规范看来也要从大型企业做起，逐渐影响小企业。2006 年5月，中国的房地産巨头们会集上海，针对高涨的房价，以王石爲首的企业家终於谈到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从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意识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这种进步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取得的，并且这一矛盾至今仍然十分尖锐。2005年春天，浙江省东阳县等地爆发了上万村民围攻当地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的事件。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恶性事件是由於企业污染环境导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履行企业责任的重担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多么沈重。
在3月23日世界水日这一天，许多报纸这样报道说：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有一多半严重枯竭或被污染，我国2万多家石化企业布置在七大流域，重点排污企业有5379家，年排废水26亿吨，一批数量惊人每年以数十亿元爲治污代价甚至永久性破坏环境的污染机器，却因爲那当地几百万的财政收入而还在继续运转。
这一切表明，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不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内部矛盾，更有与外部消费者以及自然环境的尖锐矛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要想解决好这些矛盾是十分不容易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还任重道远，四年间只是迈开了一小步，万里长征还在后面。这一切都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社会制度配合。如果不从经济政策甚至政治目标层面入手，收效不会很大。可喜的是，在这四年间，我国改变了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模式，最近又在纠正单纯追求效率的做法。如果下一步社会的政治思想再发生一些改变，企业的残酷性就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2006年7月18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作者：仲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