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箱包之都的童工现象:孩子每天只睡五小时

2006年06月12日
位於河北省高碑店市的白沟是“中国箱包之都”,这里每年生産箱包超过2亿只。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2亿只箱包有很多出自童工稚嫩的双手——
    今年五一前夕,本报收到了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赵村乡村民贾超民、张麦环发来的一份求救传真。传真上写道:
  “我们的孩子贾小峰(化名)、张小明(化名)和其他13个小孩,於2006年2月18日被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一村民骗到河北省高碑店市张六庄乡的三个村民的家庭作坊里打工。孩子们还小,才十四、五岁,每天被迫工作十多个小时,受不了,偷偷打电话说想回家。我们知道后,从河南找到河北,想把孩子领走。但老板们就是不让孩子走,还对我们恶语相加。作爲家长,我们心急如焚。请救救孩子……”
    这份传真的最后还附有15个孩子(男孩8个,女孩7个)的姓名和年龄。其中13岁的两人,14岁的三人,15岁的五人,16岁的五人。
    爲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本报记者与贾超民、张麦环取得了联系,并将他们敍述的情况反映给河北省高碑店市有关部门,4月29日,在高碑店市委宣传部以及张六庄乡派出所的帮助下,贾超民终於接回了自己的儿子贾小峰,张麦环也领回了儿子张小明。但因种种原因,其他13个孩子仍然留在当地继续打工。
    当日,记者见到了贾小峰和张小明,这两个农村少年头发都是长长的,穿著拖鞋,拎著瘪瘪的行李包,神情茫然而疲惫,见到来接他们的亲人,并没表现出多麽激动和高兴。
  张小明的父亲说:儿子不想读书,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张小明的父亲张麦环对记者说,他儿子的生日是1991年农历7月初三,算来还不满15周岁,但儿子不爱读书,去年上初三,刚上了三天就坚决不去学校了。“我们也没办法。今年春节后,村里来了个商丘人说可以介绍孩子们外出打工,我就让儿子也去了。同去的这些孩子中,还有不少是儿子的同学。”
    张麦环说的那个商丘人叫魏积安,据说他把孩子们带到高碑店市张六庄乡的三个村民家后,以男孩600元、女孩700元的价格向老板们收取了仲介费。
    正因爲爲每个孩子支付了高额的仲介费,当贾超民、张麦环提出接孩子时,三个家庭作坊的老板都非常“气愤”。“除了仲介费、培训费,我们还有买材料、买机器的费用,加起来得几万元,你们要想把孩子领走,得先赔偿我们这些损失。”贾超民和张麦环对记者说,当他们想把孩子领回去的时候,老板们不但不给工资,还让他们赔偿“损失”。
    “爲什麽不让孩子先上个职业学校,学点本事,到了年龄再出来打工呢?”记者问。张麦环说,他们那里只有一所石油职高,但学费太高,要两万元,他们出不起。贾小峰的父亲贾超民说,他们在农村得不到任何有关职业教育的资讯。
    对贾小峰的采访记录:我们只在农历二月二休息过一天
    贾小峰,男,据他自己说是生於1990年3月,刚年满16周岁。
    下面是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在谁家打工?老板家一共有多少个工人?从事什麽工作?
    贾小峰:我们老板姓艾,他家有十几个工人,主要工作是用缝纫机匝包,是那种学生用的书包。
    记者:你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贾小峰:上午7点到12点,下午1点到7点半,晚上8点到10点。后来实行“计件”,每天要匝100个包。
    记者:按照一个正常的熟练工的速度,完成100个包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贾小峰:正常的晚上再多干1个小时就能干完了。
    记者:就是说每天完成正常的“计件”工作量至少也得需要12个小时,那如果不完成呢,不想干那麽多行不行?
    贾小峰:那怎麽行呢,不干这麽多,老板该赔钱了。
    记者:如果你们提前完成“计件”,是不是可以早点休息呢?
    贾小峰:也不可以,还得干到10点。我们老板算不错的了,张小明他们在赵XX家干活,每天差不多都得干到夜里12点。
    记者:每天做工这麽长时间,觉得累吗?
    贾小峰:当然累了,刚开始受不了,现在差不多了。
    记者:有累哭的吗?
    贾小峰:有,有的是做不好被老板说哭的,还有太累了,晚上躺在床上哭的。
    记者:男孩哭的多还是女孩哭的多?你哭过吗?
    贾小峰:都有。我也哭过。(不好意思地说)
    记者:有生过病的吗?
    贾小峰:有。刚来的时候,可能因爲吃不惯这里的饭,有个女孩晕倒过,她一病老板就对她特别好。
    记者:我算了一下,你来这里打工有70多天,有过休息日吗?
    贾小峰:我们只休息过一天,是农历二月二,当地风俗是这一天不能动针线。我们只在这一天没有干活。其他的时候只有生病了才可以请假。我因爲感冒请过一天假。
    记者:你们来以后,老板跟你们签过劳动合同吗?和你们明确说过每月工资是多少了吗?
    贾小峰:合同没签过。工资说了,我们的保底工资是每月500元。到年底结清。平时有需要可以向老板提前要。
    记者:你要过工资吗?
    贾小峰:要过,老板给了50元。
    记者:你看你们都这麽小,每天工作那麽长时间,还不能按月领到工资,你有没有意识到老板这麽做是违法的?
    贾小峰:没想过。就是觉得太累,想回家。
    (贾小峰的父亲贾超民说,他曾两次接到贾小峰偷偷打来的电话,说想回家。贾超民於是不顾一切地把孩子接回家。记者得知,老板并没有给贾小峰结算工资,贾小峰干了整整70天只拿到了50元钱。)
    张小明说:有时吃不饱饭,因爲饭还没吃完,就到干活时间了。
    相对张小明来说,贾小峰的工作还算“轻松”,所以贾小峰一再对记者说,他们的老板和老板娘“人挺好的”。
    14岁的张小明还是满脸稚气,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吃早饭。上午7点开始干活一直到12点半,下午1点到晚上8点15分,晚上8点半再干到夜里10点半。因爲每天都有匝坏的包,返工、修理还得再加班1-2个小时。“我们最晚加班到夜里两点多。”“平均每天也就睡五六个小时。” “有时吃不饱饭,因爲经常还没吃完饭,就又到干活时间了。”
    即使吃了许多苦,张小明离开老板家的时候还是流了泪,记者问他爲什麽哭,他说:“就这麽走了,觉得挺对不起老板的。”
    “要不,再把你送回去。”张小明的父亲心疼地开玩笑说。
    “不回去。太累了。”
    白沟的箱包与童工的手
    贾小峰和张小明打工的地方临近“中国箱包之都”——白沟,这是隶属於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一个副县级建制镇。在白沟及周边地区,加工箱包的家庭作坊比比皆是。
    一份资料显示:白沟每年生産箱包达2亿只以上,箱包産业带动周边县市50多个乡镇、30多万人走上了致富之路。仅高碑店市就有8个乡镇,184个村街的2.2万个农户,依托白沟市场从事箱包加工及相关服务行业。调查显示:2005年,白沟农民人均纯收入6970元,平均户有电话1.5部、彩电1.5台、摩托车1辆、各种机动车0.8辆,全镇存款余额15亿元,基本达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白沟的经济发展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每年2亿只的箱包又有多少是出自童工稚嫩的双手和雇工们超强度的劳动。贾小峰和张小明说,他们在村子里到处都能看到像他们这样大的外地农村孩子,这些人都是来这里打工的童工。
    高碑店市一位元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坦言,雇用童工不仅在白沟地区,就是在全国都非常普遍。
    对於雇用童工以及家庭作坊老板们种种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当地人已经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张六庄乡一位元政府工作人员竟然对记者这样说:“劳动法是你们城里人的事,在我们农村不能全照著劳动法做,要不老板们还怎麽挣钱。咱们不能只考虑劳动者的利益,更要维护本地老板们的利益,否则地方经济还怎麽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认爲:
    在现代国际社会和文明国家中,雇用童工被认爲是落后野蛮的行爲。禁止雇用童工,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共同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劳动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法律均有禁止雇用童工的规定。我国法律也规定公民的最低就业年龄标准爲16周岁。
    我国於2002年12月1日颁布实施了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该法规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各种职业介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爲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儿童介绍职业。
    然而,近些年来,非法雇用童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一些劳动密集型産业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些童工多来自中部农村地区,如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非法使用童工的企业大多数是家庭式作坊,很多是无证企业,利用自家或租用独门独户的院子作爲劳动场所,生産设备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超长。这些企业大多对童工采取封闭式管理,平时童工无法出门,也没时间出门,更不能和家人取得联系。更爲严重的是,一些在塑胶、化工类小企业工作的孩子,因爲身体没有成熟和缺少抵抗力,有的中毒,有的身体致伤致残,此类童工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现象,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认爲,从立法角度看,我国目前禁止使用童工的法规是健全的。但爲什麽使用童工的现象仍屡禁不止?黄景钧委员说,中国的童工现象反应了当今社会转型期的深刻矛盾,资本家的天性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成本的低廉是童工现象出现的“大环境”,而贫困以及教育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漠则是造成童工现象的根源。
    对於如何整治非法使用童工现象,黄景钧委员指出:首先,要加大法治力度,对非法使用童工行爲坚决打击。劳动、工商、公安、工会、妇联等部门要联合起来,对违法的业主、监护人、“中间人”进行综合整治。其次,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经常化的道德、法制教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强化九年义务教育,完善职业教育。试想,一个生活富足的家庭,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做童工吗?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缺陷和严重的地区性的贫困面貌不能根本改观,不能从源头上消灭“童工”的来源,那麽从工厂里被“解救”出来的儿童又该走向哪里呢?要杜绝童工现象,必须消灭地区性的贫穷,必须还穷人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2006年05月15日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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