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已经十八年了。然而，中国政府似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在近年频繁发生的群体事件和大量的工人罢工、静坐抗议等社会冲突中，在少量的官方报刊发表的报道里，我们经常看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这种歪曲事实、激化冲突、推卸政府责任的字眼；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拒绝与群众或工人的真正代表谈判对话。面对民众的不满，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制造恐惧：调动军警，调查并逮捕群众和工人的代表。这样，某一事件即使暂时地平息了，但，社会的不满、恐惧演变成怨恨并逐渐积累，它经常酝酿著更大规模，更为暴烈的群体事件。
我们知道，从1989年4月15日开始，大学生发起，各界民众参加的游行示威的规模迅速扩大，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以人民日报4.26社论为典型的官方报刊，不断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因此，为了使政府理解并善意地回应自己的要求，大学生要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跳过官方媒体和下属的汇报，直接与大学生推选出的代表进行谈判和对话。但是，政府先是拒绝了这种要求，拒绝承认大学生们自己的组织及自己推选的代表的合法性，随后，在1989年4月底，政府的动作更愚蠢的，它和完全不为学生所信任的官方的学生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有电视转播的“公开的对话”。这种挑衅和蔑视使大学生们更为气愤，更团结一致，民众的支持更为广泛。政府就是这样在历史的最重要的一刻，丧失著信誉，激化著冲突。面对这声势浩大的抗议，政府的恐惧使其失去了基本的理智，陷入疯狂，最后出动军队和坦克，血腥镇压了曾对其信任，只是要求对话的青年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恐惧和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恐惧的产生、发展过程。政府开始是自以为是，拒绝对话，拒绝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接著是抗议规模的扩大。这种大规模的抗议一下子使政府的自以为是变成惊恐万状，它因惊恐而决定镇压，以期在使人民因镇压而产生更大的惊恐。它拒绝对话，因此就不得不用恐惧来平息抗争，用恐惧来迫使人民服从。这样，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它的以恐惧治国的历史。上行下优，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2002年，中国政府指责辽阳的工人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挑动”工人上街游行，并对之判以重刑，以此恐吓辽阳的工人；今年五月，广西博白农民为抗议当地政府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名，使大量的农户倾家荡产的暴行，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暴动。政府对此的反应，首先是以威胁的口吻指责“少数人的挑动”，接著是调动大量的军警。
面对日益频繁的工人、农民的罢工游行和各种形式的抗议，中国政府和十八年前一样，拒绝和真正的劳工或民众的代表谈判对话，一开始就制造恐惧，威胁或逮捕这些代表。这样，恐惧治国就十分有效地将劳资冲突，财产纠纷等现代社会正常的矛盾冲突变成政治问题，将对企业老板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的不满变成对中央政府、对中共的整体的不满。而且，常常激化冲突，导致流血事件，并使社会的不满逐渐积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也因此生活在日常的恐惧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口号及建立“和谐社会”的承诺，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恐惧。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以恐惧的眼光看待劳工的抗争及整个的社会现实，它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散布独立的工会和民主改革会使中国大乱的恐惧，它以恐惧的心态制定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它以任意的逮捕，随处可见、机动性极强的军警，在民众中制造恐惧。这是一个恐惧产生著恐惧的恶性循环：民众的不满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这种不满被压抑、积累，从而常常演变成骚乱和暴动，这使政府恐惧民众，这种对民众的恐惧刺激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治安措施，意在使民众有更多的恐惧。
要走出这种以恐惧治国的困境，政府必须认真地吸取1989年的教训，真正在中国的建立起社会对话的法律制度，建立社会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首先是劳资双方平等谈判的机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源头”。这里的第一步，是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和政治犯，以实际行动减少民众对自己的恐惧。只有这样，劳工及社会其他的阶层才可能有对政府的基本信任，才愿、才敢公开地挑选自己的代表。法律规定的社会对话制度和劳资谈判机制，各社会阶层有了自己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和代表，政治生活和企业的经营会透明化，人民的不满和恐惧会大大减少。同时，对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来说，社会状况和大众的心理，他们的痛苦和快乐等都不再是难以捉摸的，他们对民众的不满的恐惧也会减少。这样，目前这种政府与社会之间不断增加的彼此恐惧，就可能被彼此不断增长的信任和期待所取代。中国政府应该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一个处处是军警和恐惧的社会，是永远不会和谐的。
200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