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本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为劳工权益和工人集体行动，简述中国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现状和工人的抗争案例；第二部分为“效益第一”下避无可避的工伤事故，将集中阐述中国数个行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第三部分为叫醒“躺平”的中国工会，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员工会和沃尔玛在中国建立工会两个事件为主轴，探讨中国工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报告的第三章，我们将每周更新一个章节，并公布pdf版本开放读者下载。英文版链接在此。
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三章）： 政府以市场之名将工人抛弃--环卫行业案例
2020年5月，在一年一度全国人大闭幕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披露，中国仍有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其实早在2015年，中国就已经设定了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穷的政治目标，而这一年正值新冠肺炎肆虐的一年。此次会议上李克强对于数据的坦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李克强的声明是基于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无疑与中国成功脱贫的政治宣传完全不同调。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只有极少数中国人从经济改革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收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仅是略有增加，这增加还远远比不上房价的上涨。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随机抽取7万个全国代表性样本所做的调查显示，该年占全国约43%人口（约6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90元，约69%人口的月收入低于2000元，约84%人口的月收入低于3000元；而月收入在5000元（2019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与此同时，只有前0.6%的人月收入超过1万元。从宏观角度看，由于极少数超级富豪的存在，令国家整体的经济数据掩盖了个体间严重的不平等。2019年，中国有近400位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家马云以约382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居榜首。
数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
此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2013年到2019年的七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即城镇最富有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4万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低收入组（即城镇最贫穷20%人口），可支配收入仅增长5500多元。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的报告指出，农村居民，即那些在城镇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在每月收入低于1090元的六亿人口中，占比75.6%。
如果把这些农村居民考虑在内，贫富差距就更加明显。201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1683元，比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263元，足足多出87420元，比2010年39288元的差距翻了一番。
在过去十年里，环卫工一直是中国薪酬偏低的群体。街道清洁工和垃圾收集工主要由未受过正规教育或资格培训的年长或女性农民工担任。他们通常受雇于私人承包商，领取当地最低工资，有时工资甚至低于法定最低水平。而在大多数城市中，这点工资并不够支撑生活。根据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应该定在当地平均工资的40%到60%之间，但大多数城镇的最低工资，却只有平均工资的20%到30%。此外，根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至三年至少要调整一次，现在却习惯性地被推迟三年或更久。除此之外，私人承包商经常用以罚代管的方式管理工人。无论在寒冷的冬天或是热到窒息的夏天，环卫工一年到头都要工作，而且他们穿的保护服，通常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
若改革只剩下压缩成本
环卫工人的境遇大多被地方政府和工会官员忽视，为了改善自己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抗争决心去争取合理待遇。
来自湖南的农民工于武仓，是一位著名的环卫工权益捍卫者。他曾在广州市区扫街道长达13年，2013因为公开批评越秀区对环卫工的歧视性工作制度，遭到了官方的报复性解雇。
当时于武仓和同事们做的清洁工作同属公共服务范畴，但他们的职业性质却在十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2003年，越秀区环卫服务实行了所谓的“市场化”，但主导变化的却不是市场原则，而是政府将公共服务以合约方式外包给私人公司，但是环卫工人们却在这场改革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政府方面以行政改革之名合理化这种做法，自己则置身事外只担任指导性角色。
2003年改革后，在当时所谓的“1+18”模式下，政府合约的竞争日趋激烈。越秀区的清洁分别由越秀区清洁作业中心和18个街道的环卫站各自负责，各区域的私人承包商不断变化。由于老板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环卫工的处境也变得尴尬，而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另外，各区域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相距甚远，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这也最终促成了于武仓在网上投诉此事。
据于武仓调查，当时越秀区中心环卫工作由一家私企承包，该区的环卫工人绩效奖金一般比18个区作业中心管辖的工人高，而其他18区之间环卫工人的待遇差距也很大。于武仓说，如此一个月下来，各区之间工人收入差距可能高达每月800元，随着城市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工人的生活差距将越来越大。
政府由上而下的“改革”和“市场化”完全遗漏了工人权益，更工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到2006年，环卫公司以改革之名而开始裁员，负责打扫珠光街的环卫工从10人直接减员到2人。于武仓不得不提早两个小时来上班，甚至叫上家人一起帮忙打扫才能完成任务，而那些工作都是没有加班费的。于武仓也只能拿到约一两千元的法定最低工资，同时工作量却大幅增加。
制度“改革”给环卫工已经难以为继的工作环境又增添了巨大的不平等。这是压倒于武仓并促使他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决定站出来，代表同事与环卫公司谈判，也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施压。他提出了几项基本要求：“实际工作时间在八小时以上的要发加班费，之前没有算的要补上”、“环卫公司在市容检查中被罚款不能克扣在工人头上”。原来如果清洁成果未达致政府标准而被罚款，私营环卫公司就会从工人的工资中克扣这些款项。
于武仓的谈判确实让环卫公司有所妥协，包括给每位工人发放6000元左右的补偿金。但没过多久，公司就以旷工三天的理由，把于武仓给炒鱿鱼了。可他却一如既往地拿起扫把，打扫他的工作路段北京路。他不承认自己是被合法解雇：“政府任性，我就任性！既然是不合理的事，我为什么要接受呢？”
作为一名维权工人，于武仓认真负责、同理心强，时刻关心着城市里环卫工人的处境。“我就希望能让大家都安心地工作、养老。”他表示，“我认为我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就算再艰难，也会无怨无悔、坚定地走下去。”他仔细研究了当地政府政策，清楚了解每个区到底分别有多少经费用于环卫设施、社会保险和加班费。于武仓表示，其他环卫工人可能因为种种顾虑，正听天由命地默默忍受现状，而他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权人士，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大家发声。于武仓认为自己的维权行为，揭示了环卫行业系统性的滥权乱象，这与习近平近年的反腐行动一脉相承。
“环卫工做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虽然说职业无贵贱之分，但也常常让人看不起，如果还不能拿到应有的酬劳的话，心里就会有落差，感觉不公平，这也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习大大反腐，做的是大事，那我们就做这些小事。如果上面的钱拨下来，却不能给环卫工合理的酬劳，环卫工无心工作，街道不干净，那受损的还是纳税人的利益。”
在“无理解雇”事件发生后，于武仓仍持续支持环卫工同事的抗争。2014年8月，十年来广州最重要的劳资纠纷之一爆发时，他及时介入事件，并提供了关键的专业知识及行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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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里抗争的环卫工
二十一世纪初的管理体制改革，让环卫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工人首当其冲承受着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2014年8月下旬，广州大学城内约200名环卫工人集体停工进行维权。这次罢工事件清楚地揭露了当地环卫行业存在的问题，也正应和了于武仓早前的警告：“如果环卫工拿不到应有的酬劳，会导致社会不和谐。”
大学城的环卫工人原本受雇于广电物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据“1+18”模式，与当地环卫部门签订了合约。但在2014年夏季，广电物业却突然通知员工，公司合同将于9月1日完约，其后不会再与工人续约；还向工人们提出了两个同样不合理的安置选项：要么跟随原物业公司离开（意味着工龄将不予以承认、重新计算，也涉及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要么自动离职、不予赔偿。
抗议行动中，广电物业的员工提出了两项基本要求。首先，出于对原公司的不信任，也担忧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人愿意跟随广电物业迁出。他们希望公司确保在与他们结束雇佣关系时，发放数目合理的遣散费。其次，他们寻求当地政府介入事件，履行对于本地居民“就地安排工作”承诺，敦促新签约的物业公司全数雇用现有环卫工。
在于武仓以及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工人们明确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并以工作组别和部门为单位，选举产生了18名工人代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是一名为工人维权的行动者，他曾协助无数工人参与集体谈判，追回2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加班工资、酷热天气津贴、中止合约补偿、社保、住房基金等。
8月26日，当公司拒绝与代表会面、讨论他们的要求时，工人开始举行罢工。罢工迅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广东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报道，广州甚至有报章进行了颇有批判性的报道。2014年9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辖下的商业报章《羊城晚报》，一篇报道就着眼于管理体制改革对环卫工人的影响——这是对政府改革措施负面影响进行反思的罕见案例。这篇名为《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停工风波再曝政府购买服务盲点》的报道，审视了环卫行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府监管不力、招投标项目预算未考虑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金和其他正常福利待遇。该报道还揭示了区一级以下的腐败问题。2004年小谷围街道办环卫工核定426人，成本工资每人每月3826元，总共1960万元。但环卫工表示，只有200多名工人干活，而且每人的月薪仅是2000元，总共480万元。这其中有约1500万的差额，这笔钱去哪里了？
当时地方与全国媒体仍能报道劳工议题。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罢工报道，在当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不到一周，来自当地校园的900多名学生，联名签署了支持工人行动的信件，许多学生为罢工的工人带来了水及食物。他们还成立罢工基金来支持工人，并迅速收到4000多元捐款。一位远在北京的农民，为了鼓舞罢工者的士气，向广州运送了18箱新鲜同心桃，寓意同心协力、坚持到底。社会公众团结的形式多样，在当时是令人惊喜的。
随着罢工持续，广州市政府官员决定出面，会见罢工的环卫工人。官员提出调解，但工人们坚持直接与环卫公司广电物业谈判。作为回应，当地政府于9月2日安排了一次集体谈判会议，参与者以官员为主。经过两周的谈判，广电物业最终同意以打包形式，按照工龄补偿环卫工每年3000元的一次性安置费，此外还要支付拖欠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公司总共支付了约300万元来解决此次争议。
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是一次罕见的工人运动的胜利。9月13日上午，每一名罢工工人都与广电物业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由公司全额支付遣散费。之后全体工人前往大学城环卫新承包商——隧成建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入职表登记，并于同日全部复工。
这场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番禺打工服务部的参与，他们鼓励工人找当地工会代表他们维权。番禺打工服务部的一个主要策略是训练工人找工会参与，不论工会在其中是代表工人、积极参与谈判、哪怕只是在谈判时露个面。
工会官员最终同意参与谈判，不过工会提出的参与条件是，番禺打工服务部的人不能出现在谈判桌。地方工会的出现，对企业明显造成巨大压力。企业最终同意和解处理。据报道，当地工会官员曾表示：“广电物业的企业工会主席在哪里？工会是工会，不应该听命于管理层！”这清楚展现了官方工会介入对案件很有帮助，不管他们是积极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应工人要求参与。
个案的胜利和结构性问题的持续
与资方和解后，大学城环卫工人其后的遭遇却恰恰展示了现实的荒谬：所谓公平待遇只能是来之不易的例外，并不能靠规则来长久维持。工人们的新雇主隧成建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手段，很快就印证了这一点。公司方突然提出他们不会雇佣高龄员工，并且将本地有大学城保留村户籍的村民和非本地工人区别对待，表示公司不会雇佣非本地工人。基本上这就意味着，那些参与“搞事”最厉害因而被公司视为眼中钉的湖南工人都要被炒。这些举动，违反了当初公司与政府的合约条款，他们原本答应无条件接收合同到期的220名前广电物业环卫工。
工人们认为隧成物业此举，是为了清算那些参与罢工、以及可能在未来给公司带来麻烦的人。许多来自临省湖南的环卫工，曾担任罢工中的谈判代表。他们在广州生活和工作多年，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家，但没有一个人获得了当地户籍——这在当时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几乎不可能，即便是在今天，想依靠房产及教育水平等条件在广州积分落户，也十分困难。
在大学城从事环卫工作九年的湖南工人王若龙，是与广电物业谈判的代表之一。他表示新公司的行为“是旨在削弱工人团结的肮脏伎俩”。 “在我们看来，没有本地人或外地人之分，”他补充道，“大学城罢工的环卫工人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站在一起。”
谈判后尽管工人重返了工作岗位，但他们表示除非公司同意按照承诺雇用原广电所有员工，否则拒绝签署新合同。在九月初与广电物业达成和解后，工人们与隧成物业的谈判立即开始，几周后新雇主终于让步，同意雇用所有工人并提供新的雇佣合同。但时间已经来到10月12日，也就是与广电物业签署遣散协议约一个月后，最后一批工人才终于能够签署新公司的合约。
大学城的环卫工人要求在与隧成物业的合同中，加入新的保护性措施条款，公司最终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中新增了关于工作时间、地点和职责等的明确定义，这样公司就不能随意调配员工去其他区域或要求员工长时间工作——而这在曾经广电物业的管理下都很常见。另一项让步涉及劳保用品和防护设备，过去员工必须自己掏钱购买。现在，隧成物业将为工人提供所需全部劳保用品。合同中最后一项关键让步是，如果再发生劳资纠纷，公司与工会或工人代表之间应进行坦诚的沟通和谈判。
尽管在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公开罢工行动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这次行动仅显示了劳资冲突的冰山一角，如果未能根本上解决系统性问题，类似的集体行动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广州或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一直是中国环卫工人维权运动的主要中心，在2010-2020年那十年，地图上记录的全国98起环卫工人集体抗议中，广东排名最靠前占34起，仅在广州就发生了15起。而排名第二高的则是隔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第四名是河南省和四川省。
然而，广东省工人面临的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等问题，几乎在中国每个城市都存在。每一个案例都提醒人们，企业和地方政府当局在处理涉及工人权益问题时，一提到责任问题，鞭子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大多数情况下，唯一能够保护工人权利并限制公司和政府滥用职权的，只有公共舆论压力。不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求助帖大部分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
2019年4月，有媒体报道指，南京市一家名为河西建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机构强迫环卫工佩戴智能手环，该手环会发出警报，当工人在原地停留20分钟以上，手环就会发出“加油、加油”的提示音，催促工作。这些举措在社交媒体上遭到网友强烈抗议，虽然该公司最初以“降低环卫工管理成本、提升城市清洁效率”为由狡辩，但很快屈服于社会舆论压力，宣布停止使用手环。
很明显这个“加油手环”闹剧，只是私营环卫公司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为借口，尽一切可能压榨员工的例子之一。在一个片区内，新接手的公司往往会将原先两名环卫工的工作量分配给一人完成，如果该工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洁，就会被处以罚款。其他罚款原因有时是非常微小的疏忽，有时甚至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例如路面上有一个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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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环卫工人也经常被要求签订不规范的就业合同，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险福利以及离职时的补偿金。许多工人超过了女性50岁、男性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权利就无法再被《劳动法》保障。退休后的工人们不被视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对象，工作关系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意味着用人单位无需提供保险、福利等待遇，劳务合同甚至可以口头约定。
在繁忙的都市环境中，官方对环卫工缺乏划一的保护措施，还要坚持政治任务或官僚式的清洁标准，意味着环卫工人经常要承担很多荒谬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河南省会郑州2013年的一篇新闻报道，记录了该市一个地区的环卫工人在繁忙而危险的路段工作时，是如何受到领导的指责，并被要求在早上7:30前，将路上垃圾清扫完。“夜里的垃圾车跟飞一样，”一名女工低声告诉记者，“宁要路面干净，也不要俺环卫工的命……”
2020年11月初，上海市政府因为想让让市民欣赏到“巧妙散落在人行道上的”黄色无花果、柳叶和金色银杏叶，便开辟41条“落叶不扫”道路，但要求环卫工人在不可清扫落叶的同时，完成路面垃圾清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处于社会最底阶层的环卫工人，要如何配合上级定下的荒谬标准来作业。
自上而下缺乏咨询的行政命令从天而降，上海的环卫工人要开始承担这项美化环境的任务，但他们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通常很难完成。正如一位刘姓环卫工所说，清洁需要非常细致，可能还要加班：“不扫树叶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工作。相反，我们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装扮落叶。”此外，他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检查落叶带来的潜在火灾隐患，如是否有烟头藏匿在树枝、树叶中。
在实施了封城的武汉，维系城市运作的环卫工们往往要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他们不仅要维持城市清洁，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打扫抗疫医护人员的临时住所和公寓，但在疫情之后也经常被克扣工资。曾有清洁工抗议租房平台“蛋壳”迟迟未结清工人们的保洁劳务费，他们在社交媒体写道：“在武汉躲过疫情，我们拿命护你，你却要了我们的命。”
在政府不断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基层工人的利益往往是首当其冲被忽视和牺牲的。当官方不断在工人权益问题上推卸责任，能够解决劳资纠纷的就只有通过协商。上文中番禺环卫工人的维权案例可能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当工人有代表、工会能介入与雇主谈判确保工人得到体面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那么即便面对的是私人承包商，也是能通过低成本的协商来解决劳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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