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心波
《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1月13日在一篇报道中，通过对一系列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准只相当於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日本。报道指出，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55美元，只相当於日本1964年的水准；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二，接近日本1960年百分之三十八点八的水准；因家电产品迅速普及而急速增长的人均年间电力消费量与1960年日本的消费量接近；反映营养状况和医疗水准的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分别与日本1965年、1960年的统计相一致。
报道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著巨大的地区差距，从而拉低了全国整体的平均值，但即便是在高层大厦林立的上海，人均GDP也只超过四千美元，这仅仅相当於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水准。该报还以表格形式比较了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2000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只及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个人金融资产只相当於日本的七分之一，人均电力消费仅为日本的六分之一。
对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二战后被炸成一片焦土的日本的人均GNP与刚解放时的中国大致相等，但55年后的今天，中日之间的差距正如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所报道得那样，中国的人均GDP只及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据统计，战后日本经济高速与稳定增长时期，其年均经济增长率1955年—1970年15年间为9.6％，1970年—1990年20年间平均为4.2％，实现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其中，1955年至1970年的15年间，其实际经济总量增长了约4倍，GDP总量从1958年仅相当於美国的7％、英国的51％、西德的60％、法国的70％，到1966年追上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西德，仅次於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著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人均GDP实现了从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如在其经济起飞之初的1955年，人均GDP仅268美元，1970年即达到2341美元，1973年接近3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仅花了不到20年时间。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随著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的趋缓，加上日元汇率的大幅升值，这20年间人均GDP上升了10倍以上，1987年首次超过美国，到1990年达2.54万美元，跻身於高收入国家前列。为什么？
如果觉得这样的比较不具有可比性的话（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必须剔除等），那么可以换一种比较的方法，就是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与日本1955年∼1973年近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来进行比较，那时的日本人均GDP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的人均GDP基本相等，但经过不到20年的发展，日本的人均GDP已达到了四千多美元，而中国从1978年∼2001年，虽然同样经历长达23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呈二位数），但人均GDP才八百多美元，只及七十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的五分之一。为什么？
连续问两个为什么，应该说明问题了吧。日本的高速发展，是货真价实的发展，日本人的付出和他们的所得是均衡的，而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中国人的付出与中国人的所得之间是严重失衡的。中国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结果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些财富，那么这些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跑到了西方人的口袋里去了，也同时跑到了日本人，台湾人、南韩人等亚洲富国或富裕地区的口袋里去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原因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在靠出卖自己劳动力在替别人打工！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资金和技术，没有培育出自己有效的消费市场。实际上，中国人是在模仿亚洲的其他国家，靠引进别人的资金与技术（外资），靠别人的市场（外贸）来发展经济的。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芭比娃娃。房宁教授在讲述全球化时，常常喜欢随身带著芭比娃娃，通过解析这个家喻户晓的商品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即“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美国市场上出售的芭比娃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在美国的市场上一个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但她的FOB的到岸价格却只有2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公司是以2个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提供这个商品的。但这2美元并不是最终利润，因为其中的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必须扣除，在剩下的1美元中，依旧有0.65美元是用於支付来料的费用，扣除后剩下的最后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的所得（包括企业的其他成本开支以及工人的工资和企业主的利润等等）。
另一个例子是耐克运动鞋。据原上海市市长徐框迪说，一次朱总理在接待一位耐克鞋的台湾代理商时问他在中国的企业办得怎么样，该代理商说，耐克鞋的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总理问，一双鞋在美国能卖到多少价钱，代理商说大约是160美元一双。总理又问，那么我们中国能从每双鞋中赚取多少钱呢？代理商说，大约只有3∼4美元吧。徐市长介绍说，当朱总理得知实情后，气得连饭都没有吃。
(另，温州打火机生产商徐水勇说：“以前我的打火机卖给南韩客商是９元钱，而他们打上自己的品牌却卖２８０元。”徐水勇2001年注册了自己的商标，打出了“威众”的品牌。)
够了，足够了。西方资本就是这样公开地榨取著中国人民的血汗的。但奇怪的是，对资本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和榨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毫无愠色和怨言，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出奇的温和与顺从，而且它们还依然无比热情地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著资本，敞开自己的大门迎接著资本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在发展中国家享受到这样的一种得天独厚的特殊礼遇，资本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能极短的时间内从发展中国家的“慷慨与大度”中敛聚到大量的财富。资本的增殖效应在今天是空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在短时间内成倍而迅速地膨胀起来，世界上的贫富差距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得让人惊讶不已。
迅速而空前爆富起来的西方社会，因过度性的消费都普遍地患上了严重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因无法也无力去消费掉他们所攫取来的巨额财富而不得不将这些财富通过各种金融衍生手段不断地转化为一种虚拟的存在，如股票、基金、证券、名画和各种价值连城的收藏等。一个无比辉煌的虚拟金融世界就此而悄然诞生了。实物链被截断，虚幻主宰了世界。
实物世界商品的严重过剩通过货币又转化成了虚拟世界中资本或资金的严重过剩。双重过剩犹如两根绞索在扼杀著西方的资本世界。於是，危机降临了，战争、灾难、动乱、暴动、冲突、恐怖主义、失序与失范等等，人类似乎进入了世界末日，前途一片暗淡与凄惨。
中国的贫穷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无意之中以自己身不由己的被剥削起到或发挥著了摧毁著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作用，中国无意之中起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作用，成了不公平世界的头号杀手与克星。中国人失去的也许只是物质或财富，而得到的，却是建立在对旧世界摧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将以她自己的方式来重建这个世界，一个和谐而又公正的世界。
也许，中国的贫穷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要铲除这个根源，就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让勤劳的中国人民起其他各国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万维读者网 2004年02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