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亚洲周刊》2014年第28卷第19期，作者江雁南、马倩
韩东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摸石头过河，社会力量不均衡。从政府到资本家、到平民百姓，不管愿意与否，各方都被迫生活在丛林法则的价值观之下。这个现实不扭转，中国将来可能越来越没出路。
又一次工人大罢工，背后揭开的是工人利益又一次被出卖的冰冷事实。上月底全球最大的鞋厂、台资裕元集团在广东东莞的厂房爆发工潮，总数逾四万的员工不满资方少缴社保费，影响他们退休后的生计。
在这起影响深远的罢工中，劳工非政府组织（NGO）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处在首次示威爆发后，便开始和工人取得联系予以指导。但劳工NGO的介入迅速引来警方的驱赶和抓捕。
无情的现实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都将面临工资上涨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实质保障性意义的工会、缺乏集体谈判制度致使工人罢工此起彼伏。
如何应对劳资纠纷、寻找出路，这些紧迫又棘手的问题同样是位于香港的劳工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重要课题。该组织二十年前由工人韩东方在香港一手建立。亚洲周刊专访这位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探讨中国式罢工背后的制度缺失。以下是访谈摘要﹕
Q：如何看待罢工中工人、政府和资方三者的角色？
A：劳资双方是对立的，政府的惊慌和维稳是有惯性的，政府部门惯性的维稳反应扭转过来，劳资争议是他们的事，冲突本身跟你无关，政府不需要站队。
大家的惯性思维，警察来干嘛？因为政府这种维稳惯性，警察来就是镇压的。我在微博上写警察来是必要的，几万人的罢工警察不来，政府就该下台了。警察要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是来维持秩序的，不是来处理劳资纠纷的。
谁来解决劳资纠纷呢？政府劳动部门和工会，在公开的地方看不到工会和政府的劳动部门，政府维稳的惯性思维作出的反应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引起猜忌和公众情绪的反弹，工人的情绪更不稳定，工人出现波动。老板不会建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劳资关系，这次政府进来让劳工强制复工，下一次呢？很快，裕元会再罢工，工会、政府、合作的劳工机构会讲好，要应对这些紧急事件的准备，如何更有效的介入罢工，推动集体谈判的建立，对老板没好处，这次压下去，酝酿着下次更大的罢工。
对政府也没有好处，旧的思维，疲于奔命，广东多少工人又有多少警察。应该争取三赢的局面。老板少一点罢工，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减少社会冲突。
Q：成立工会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A：通过集体谈判，把工会的组织资源带给维权工人。当下自发的、无组织的、相对非理性成分比较多的、很不确定的野猫式罢工，把它引向工会组织，这样其实解决了中国现在工人没有工会组织资源、工会没有工人基础、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一个动作解决两个问题，就是把工人引入工会，把工会引向工人。同时，企业的集体谈判制度也建立了，劳资关系也更稳定了，所以它是一石三鸟的配方。
这一剂药非常好用，而且没有副作用。如果要说有一个副作用，是总工会里的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总工会不可以像现在这样不作为，总工会必须变成一个会谈判、敢谈判、工人信得过的组织。
Q：但目前面对的就是一个官僚作风的工会组织如何改变？
A：我想一定会的。这是冷战后的世界、冷战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工会的利益已经南辕北辙，其实共产党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现在更接近，工会官僚已经变成一种阻力。
中华全国总工会有九十万的全职人员。这些人找这份工作，是要经过公务员考试的，所以他们是要做公务员。而工会是要代表工人去争取利益的。这些人找这份工作的心态和进入岗位后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心态，不是工会的心态。所以它只要去碰劳资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集体的劳资关系，就不知道怎么办。
Q：每年两到三次的培训是中国劳工通讯最主要的工作吗？
不是，我们还有诉讼项目，协助国内工人。比如工伤的、职业病的工人、得不到赔偿、雇主大面积地、肆无忌惮地违法，对《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社会保险法》这一类法完全视而不见。这么大面积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可以把法律不当回事，造成后果还可以不担责任。所以我们会为这些工人请律师打官司，再通过国内媒体来推广，通过这类案子揭示出雇主为什么敢这样做。
地方政府、社保部门、安监部、工会不作为，在这里面起到的坏作用。因为法律规定的法定责任：工会应该做什么，政府行政部门监管的责任是什么都很清楚，而这些部门竟然都不作为。那最后老板坐在那里，你既然不作为，那我为什么主动花钱，所以最后受害的就是工人。
裕元这次就是典型的。老板不交或以低标准交社保，不只是工人的个人账户受损失，雇主供的那部分是进入一个大池子，那是政府整体协调的基金。工人账户是自己交的钱，而你退休之后是两方面出钱，到时候我会从基金里支取的少了，但基金本身的支付能力也变小了。
如果大部分企业都这么做的话，政府的基金就变少了，政府的整体协调能力就小很多。所以不只是工人受损失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保障能力，具体操作上来说，是政府的保障协调能力下降。所以，我们会帮这些少交或不交社保的工人提起诉讼。
还有媒体工作，这些个案，如果没有国内主流媒体争取报道这类案子，如果没有媒体的推动，案子无论输赢，你就死在法庭的门里面了。没有社会影响，对改变现状没有作用。
如果媒体报道，起到了示范、威慑的作用，才能使政府意识到危机，才能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诉讼典型的案件，工人代表被解雇、被判刑。我们会向这些代表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会找好的律师，同时也会找媒体。我认为，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代表被解雇是企业的报复行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人和企业的集体谈判制度就建不起来，因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另一个就是工人代表被抓、被拘留判刑，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建立不起来集体谈判制度。
对这些抓捕工人代表的行为怎么判断呢，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大决策，而是地方政府为了掩盖政策落实的失误而采取的行为。
同时，他们因为是政府行为，就带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惯性，故意把工人的行为政治解读。
那么劳工通讯在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非常清晰的一个策略就是，把中国未来的工运非正式化，不是以政治为目标，跳出冷战思维。在冷战思维里，工会是颠覆共产党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共产党也因此恐惧工会。
那么在冷战过后，这个大背景不存在，目标也没了，这时候更多的是利益。工会运动是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组织行动，和共产党的政权不冲突，反而是有共同利益，他的对象其实是雇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未来的工会运动去政治化。
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摸着石头过河、社会力量不均衡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的价值观是丛林法则，从政府到资本家到平民百姓，愿意与否，都被迫活在丛林法则下面。这个不扭转，中国未来可能越来越没出路的。
Q：劳工培训是如何开展的？
A：一般来说两天，我会去亲自上课。都是讨论一些议题，比如如何看警察、工人如何不与警察冲突，而是利用警察避免老板那边的挑衅。怎样把总工会的组织资源引入到工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在一开始就把它看成是工贼排斥，既不是事实，也不明智。
怎样运用总工会的组织资源改组企业工会，把企业工会从老板手里的非法控制变成工人选举、代表工人的工会。这次裕元罢工，不光是这些争议的解决，而是要为未来周期性谈判打下基础。以后就不需要罢工来提出问题解决争议。
怎样运用品牌公司，比如裕元生产耐克、阿迪达斯之类的（运动鞋），怎样运用品牌的压力，而不是让品牌走了，像阿迪达斯是宣布不再给裕元下订单。所以这些公司是很自私的，把订单下到别处，但那些地方的情况可能比罢了工的裕元更差，而裕元因为罢工改变的可能性大了，工人终于开始争取了。
到这时，阿迪达斯应该把单留在这里，而非撤走。如果它占二成的份额，那么可能三成的工人就没工作了。怎么样应对品牌商，怎样把政府引入做中间人协调。所以，这个培训室就在技术上研究怎么把握。
Q：每月这种培训有多少人参加进来？
A：三、四十人到五、六十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