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看了夏日兰花昨天和今天的博客中的文章＜回家路上＞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平静，我总在想，当年上海人民敲锣打鼓送走的经过千挑万选的大三线建设者们，爲国家，爲人民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应该说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们现在的处境却让人心寒，天哪，这是怎麽了，难道国家把他们忘记了吗？上海人民也把他们忘记了吗？真切的希望他们的这种处境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现转贴这篇文章，以供大家评论．
注:我的一个老朋友,是当年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四川的.三十年里,他和当年的建设者们,爲我国的三线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三十年后,他退休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生活的酸甜苦辣诸种生活都经历后,他以自己和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朋友爲素材,写下了这篇纪实,嘱我放进我的博客,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我的博客点击率并不高,但我还是遵嘱将他的文章整理后贴上来,供朋友们评论.
回家的路（纪实文学）
曾经对《故乡的云》这首略带伤感的歌曲情有独钟。歌中那“我曾经豪情满怀，归来时，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爲我抹去伤痛……”真是道出了我的心里话。在外漂泊几十年，游子的心牵挂的永远是故乡。然而，当我一旦回到我的故乡上海，故乡的云和风，爲我抹去的是多年的乡愁之痛，却无端增添了许多难以名状的情感之痛。回家的心很迫切，但回家的路很难走。
出走
我是当年的“老三届”，与共和国同龄。当年的命运似乎对我很垂顾，没有安排我上山下乡去当“插兄插弟”，而是幸运地分到了上钢五厂，直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68年9月，也是那场“浩劫”进入的第三个年头，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爲人民”的号召下，爲了“让毛主席睡好觉”，上海的大批职工奔赴云贵川大三线及安徽、江西等小三线，有的举家搬迁，部分厂矿整体内迁。据资料载，从1964年四季度始到1973年底止，上海参加大三线建设共迁建304个专案，搬迁411个工厂，内迁职工92212人。搬迁的工厂大部分是同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産品有关的重要工厂。时代造就了当年“支内职工”这一光荣群体，他们积极回应党的号召，打起背包告别大上海，毅然奔赴穷山恶水。
我正是“支内职工”这一光荣群体中的一员。当年，上海火车北站广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烈欢送的感人场景如今还历历在目。我们铭记党的嘱托，代表千百万上海人民，肩负光荣的历史使命，满怀豪情，告别故乡，来到了当年还是十分贫穷，条件恶劣的巴山蜀水。
三十几年后，一座座工厂在内地的小山沟里拔地而起，我们没有辜负上海人民的期望，爲了国家的三线建设，我们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年华，甚至也透支了我们的健康与生命。当然，我也相信，支内职工爲三线建设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回家
然而，历史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转移的。随著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原本就缺乏地利、资源、市场的大多数三线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厂停産或半停産，职工大批下岗，支内职工也在劫难逃。当年来内地时的小青年，如今一个个都已年过半百。企业爲了实现所谓的减员增效，女四十、男五十的基本实行了“一刀切”。於是，多数人只能走“内部退养”或“提前退休”的无奈之路了。退休退养了，身在他乡的支内职工们，就开始思念生养自己故乡。叶落归根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尤其是故乡的亲人，多少个声音在召唤：归来吧，归来吆，浪迹天下的游子。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上海当年的支内职工打起了回家的主意。上世纪末，上海市政府作出一项规定：支内职工可以有一个不满二十五周岁的未婚的无业的子女落户上海；支内职工退休后年满六十周岁、在沪住满三年的，可以申报落户。这也许是对当年忘我奉献而如今沦爲“弱势群体”的支内职工的些许补偿吧？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出台此项政策，我们这些支内职工们闻听后还是欣喜若狂，奔相走告。可是，回家的路绝不平坦，至於如何才能回到娘家并建起属於自己的小家，哪怕只是一席之地，没有人再会来问津，就看各人造化了。
我的儿子小健是1977年出生的，山沟里出生山沟里长大，好歹还算争气，在蓉城读完了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即早早地爲他办理了落户上海的申报手续。手续相当繁琐，从办理我当年户口迁出地的证明，到我从上钢五厂支内的证明，到我及爱人的有关履历证明，到儿子的无业证明等等近二十项，全由申报人自己操办。各项证明、资料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做到准确无误，否则送交时有一项通不过，一拖起码又要数月或一年半载。想到当年我户口迁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钟，心中真不是滋味，再加上经办人对我们投来的“外来人员”的冰冷眼光，使人莫名生出一种“矮人一截”的感觉。小健要落户，还必须要有在沪亲戚“同意接纳”的书面担保，也就是户口要落在上海亲戚的户口本上，这对某些人来讲绝不是一件易事。道理很简单，在沪亲戚怕一旦落户进来，今后节外生枝。我们支内职工中就有一些人因爲在沪亲戚不同意接纳而最终“泡汤”了的。有个叫“大海”的热轧工，爲此与从小就情同手足的兄弟大吵了一架，当然，原本血浓于水的亲兄弟，从此也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要从内心感激我的阿姐、姐夫，当我有求于她们时，她们不仅一口应诺，后又积极帮办，并同意小健居住在姑妈家。小健的户口总算解决了，毕业不久即到了上海，后来又比较顺利的找了份工作，收入虽不高，但有份正式工作已不错了，先站住脚再说。在上海的居住、生活、工作等有亲戚给予关照，我们自然放心了。至於他今后的成家立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是五十不到就“内退”的，爱人退得更早。对企业出台的内退政策，我们还是有点想不通的。企业效益不好并非是职工造成的，但职工的工资、福利却不能按时发放，并且，当企业改革需要完成减员增效指标时，却要将我们“一刀切”了。我们爲三线建设打拼几十年，住过四壁通风的竹棚，吃过难以入咽的糙米，在大山深处狭小的坪坝上建起了厂房，安装了设备，生産出了国防军品，当时是何等光荣自豪。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负伤捐躯的战士同日而语，但我们也经历过无数艰辛困苦，我们生産的産品填补过多项国防空白。应该说，爲国奉献的精神是相通的，可是我们却像案板上的肉一样被“一刀切”了，成了国企改革所必须支付成本的无情牺牲品。
2000年底我回到了梦牵魂系的上海，心情是及其复杂的：内退金不足500元，这在物价昂贵的上海是较难维系生活的；没有户口，对年逾五十又缺乏一定技能的我来讲，要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是易事；更关键的是没有住房。父母早几年已过世，二老留下的约三十平米的陋室现由数十年照料他们的姐姐一家三口居住，是姐姐、姐夫“收留”了小健，又“收留”了我。
再“就业”
到上海后，我开始多方托人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沿街清洁公用电话的活路，月工资600元，每天的工作量是清洁一百只公用电话，要穿行好几条街道。爲此，我花30元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工具很简单，几块干、湿揩布，外加一塑胶桶水。上海的寒冬还是很冷的，刮西北风时更是淩冰刺骨。我每天淩晨就出门，快的话，上午基本上就可以干完。到了夏天，爲避白日酷暑，我半夜2点左右即起床，至早上9点收工。这项工作我干了将近一年，直到那次因骑车不慎，滑倒在积冰的马路上手臂骨裂。以后，我还在加油站当过加油工，爲了多增加收入，我主动包干了夜班。我还做过农贸批发市场保安，尽管工资比单位职工低一半，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毕竟不算辛苦，闲了还可以喝口茶、吹吹牛，偶尔下班时还能廉价买到当天卖剩下的猪下水。爲了保住这份工作，我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有时还要忍气吞声。我学会了人情世故，晓得与领导保持好关系的重要性，逢年过节拿出本就不多的工资的一部分来买条烟、几瓶酒，媚著笑脸去孝敬领导。内退前，我曾经在纪委部门工作过，给人送礼时心里的滋味可真是五味俱全。但爲了生活，也只能这样了。
同事会
初到上海，我不太愿意见数十年前的中学同学，虽然我知道同学们每年都要聚会一、二次的。记得那一年我出差回沪恰逢同学聚会，本来已购了返程车票的，闻听同学会，立马又退了票，老同学见面，真有“度尽波折兄弟在、似曾相识不相认”之感慨和激动，可如今见面又能说什麽好呢？
我们一同支内返沪的同事偶尔也要小聚一下，地点一般选在不要门票的公园，每座五元以上的茶室不敢光临，只能散坐在围不成圈的露天板凳上。也许是几近相似的经历和同病相怜的缘故，聚会的氛围是热烈而又略带酸涩的。我们回顾以往巴蜀生活的趣事，评说近日社会的热点，甚至毫无顾忌的发泄不满，毫不隐讳地直叙苦楚与无奈。老张是锻钢工，当年是锻钢的一把好手，内退后夫妻俩一同返沪，他说自己到上海是“浑水摸鱼”来了。刚返沪时，老张未找到工作，就设摊修起了自行车。沿街摆摊，最要防范的是城管协管员。由於自己已经是几遭棒喝的“老油条”了，老张平时走在路上一见到身作制服的协管员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心有余悸。车修好后，人们习惯性地将镍币顺手丢进水盆里，稍得闲时老张便伸手在泥水盆里将镍币一枚枚捞出来，老张戏称谓“浑水摸鱼”。另一位陈姓同事，说他常去“伦敦”，我们当然不信。陈说，返沪后他暂居亲戚家，陋室无厕，常去街对面的证券公司蹲厕，时要排班轮流，故他曰常去“伦敦”（轮蹲）。每个返沪人都讲述著自己的故事，我们尽兴地开怀取乐，忘却了平日的忙累与烦恼，感染了一些游客驻足观望。但是有谁知晓，这阵阵笑声里包含了多少说不出道不明的苦涩和酸楚？这是92212中的被社会忘却的一个当年响当当的産业工人群体的缩影！
新居
2003年底，我用毕生的节蓄加哥姐们的慷慨支助在现在的杨浦区定海街道购了一套二手房小居室。爲筹房款，我顾不得所受损失，毅然退去了爱人偷偷爲我办理的已经交费五年的大病保险。在购房这件大事上，我再一次领受到情同手足的哥姐们血浓于水的情愫。我在家里是么弟，从小受到哥姐们的呵护照应，我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经历和回归故里的愿望他们是心灵相通的，当我困难的时候我的哥姐们就倾力相助。爲我筹资购房，他们拿出了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的积攒，不是他们的鼎力支助，购房永远只能是我的梦想。
去年，我终於熬到了提前（55岁）退休。房子有了，爱人也到了上海。当我踏进新居房门，心中真是悲喜有加，无已言表。两年前我回沪时，眼见上海日新月异、高楼林立，想到支内飘泊在外三十余载，曾感慨道：举目广厦千万幢，不见陋室我一间，呜呼！一种强烈的失落与无奈笼罩著我，更有些隐隐不平之心。而今，我终於有了一个属於自己的家，尽管弹丸之地，但毕竟有了落脚之处。
虽二手房，但装饰之后也焕然一新。建面仅三十几平米，不过“麻雀虽小五肠俱全”，住、客、厨、卫都有。原本一室，把阳台打通，再一分爲二，成了一室半，外间是起居室兼客厅，内间是饭厅兼书房，一只折叠沙发一拉开，还可躺下两人。进门的过道成了厨房的一部分，使厨房看上去不显拥挤。卫生间可称最满意之处，一道玻璃移门把淋浴与卫厕隔开，还可放置洗衣机。房子朝向西南，阳光充沛，寒冬晒融融暖阳，酷暑吹阵阵堂风。临窗而望，虽近处是棚户破墙，然远处巍巍杨浦大桥，钢筋铁骨，高插云端。若逢晚晴，更见高楼彩灯如星，似天上人家。我满足了。比之同是支内返沪的同事，尤其是因无房不能回归故里的许多好友，我还奢望什麽呢？
新居周围环境良莠参半，这当然是作爲一个养老金不足四位数的打工退休族的我的衡量标准。我们这一片社区主要是旧工业区，周边的海州、凉州、贵阳、定海路一带是杨浦最集中的棚户区，有人戏称曰上海“垃圾桶”，充目尽是破烂不堪、杂乱无章的大片私房及简陋厂房。人行道基本不见，乱搭乱建使有的地方成了私家厨房或作坊，路牌甚至也变成不断向外扩张的私房外墙的一部份。修车的，洗车的，设摊的，搭桌的占道堵路，人们只能绕走。早点倒是颇爲多样，可惜食者只好在满地纸屑、痰迹和脏水的临街摊位桌上就餐，时不时还有拎著马桶尿罐的家庭妇人从旁经过。有一次我与爱人正吃小馄饨，一辆粪车从拥挤的马路上缓缓开过，令人难以下咽，但见周围食客却是习以爲常状，定是见惯不怪了。我还发觉这里公用厕所和浴室不少，开始不解，后恍然一悟：大片旧陋私房何来卫生设施？比之豪楼高耸，设施先进，居间小桥流水绿地，环境宽阔舒畅优雅，门口保安肃立，墙挂“私家住宅、非请莫入”醒目招牌的片片新苑，我不禁油升一丝遗憾：改革二十八年，真未想到繁华富足的国际大都市还有如此令人不快的区域，真是春风不度定海关啊！
不过也不尽是晦气的，也有使人颇爲宽慰的。这里生活方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小区没有绿化，自然物业费低廉，平定路农贸批发市场就在附近，菜蔬、瓜果、鱼肉等品种齐全，价格不贵，临近还有“杨中心”（医院），就医方便，周边交通八达，到外滩一部车。更喜人的是不远处有一健身活动的好去处--波阳公园，尽管小若弹丸，但林木繁茂，大树参天，此处独有。院内健身器具齐全，每日打拳施剑、拍球踢毽、甩手顿足、扇舞翩纤、吹拉弹唱、围园急走者各施其能，其乐融融。这里是老年人的天下，退休者的乐园。我又油升一许感慨：数年前还须购票入园而今还园於民，政府真是爲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大好事啊！
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狗窝，尽管斗室一间且二手旧房，但吾足矣，因爲我真的回家了。
暂住证
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统一规定，须将原来办理的临时户口换成暂住证。当我带上备齐的资料证件找到街道办理处，看到“外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的招牌时，心头很是不快：我当年是回应党的号召，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支援内地建设的，现在完成任务回家了，倒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了。更可气的是，暂住证还另附一张登记卡，要每月到所在居委会报到盖章，再每半年到街道外来人员办理处划卡验证。对此，我更是愤愤然了：这怎麽有点像劳改犯监外执行了呢？想不办吧，可经办人员告知，这是三年后申报户口的必须条件之一。原本只对申报户口要备齐近二十项各类繁杂的资料证件证明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没想到另外还有提前三年的“监外执行”期，而当年我们支内迁出户口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看病
我与爱人身体尚可，也许是家属史的原因，我除了血压有些高之外，其他基本正常。平时感冒咳嗽等小病不到必要之时一般不去吃药，一则是药吃多了不是好事，二则药费之贵令人望而生畏。由於国家医保没有统筹，我们的医保关系只能在原地，原地对在外就医人员的医疗费报销有严格规定，即必须申办相关手续，并在经批准后的居住地指定医院就诊，每年报销一次且按原地费用标准报销。我之所以没有申办转医手续，一是两地的医药费价格相差较大，原地医药费要便宜许多，对我这种患高血压需长期服药的人来说可节约不少费用。二是用医保卡拿药在原地要方便得多，而上海去一趟医院，挂一只号都要10元，更不敢想专家门诊了。故我采取托人带药或邮寄的办法解决我的常用药药源；三是一旦命不好得了大病，上海的费用我肯定承受不起，只能回原地了。前段时间我隐隐感觉到右腹肋下有些钝痛，在爱人的坚持下，我到杨浦中心医院作了检查。在再三向医生讲明我是自费时，医生仅叫我做了B超加验血，结果是胆囊炎和多发性胆结石。医生开出药方并建议我动手术根治，我将医生开的处方弃之一边，我想此病暂时还至於要命，两粒止痛片即可解决问题，至於手术，我决定暂不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长征医院专家讲解胆结石症，并可现场谘询，便打了电话询问腹腔镜手术的价格，回答是6000-8000元。我又问了我当年工作地的价格，全包干（住院三天及所有费用）3000元，除去医保，自己只掏一千余元。也就是说，若上海动手术，自己要从腰包中多掏5000元，这可是我近半年的养老金啊。我庆幸自己没有得大病！我看过一篇令人心酸的报道：2005年5月，成都市一位年逾七十的周婆婆，在生病后因怕花钱太多拖累子女，竟上吊自杀。周婆婆的做法是太极端，但也反映了“看病贵”的现实问题。每年400元左右记入我个人账户上的医保费，可能一、二次感冒输液就会用光，因此一般来说我尽量不上医院，节省下来的账户上的钱是用来买必需的降压用药的。当然我还有大病医保，但说老实话，真要得了大病，需自己支付的不菲医疗费我肯定是承受不起的，如果是长病，那就真正要“不起”了。
阿发
2005年底，我的挚友、初中同班同学阿发走了，走得那样孤寂、凄凉。他还不到53岁，患的是肝癌。他离沪前给我打过电话，告知要回一趟四川，说去看病，可能要动大手术，我赶赴火车站去爲他送行。阿发是1998年内退返沪的，不足400元的退养费难以维系在沪的生活，经一番“考察”后，他做起了到车站帮人运送行里的活路。他买了一辆旧的“黄鱼车”，每天蹬车赶往车站兜揽生意，有时要做到深更半夜，因爲往往晚上机会要稍多些。这样，幸运的话，一天也能挣上几十元。后来整顿市容，他便改了行，托人帮忙找了份快递工作，直到他患病。
2005年底，我回了趟四川。我知道阿发喜欢养花，那天我特意挑了一束紫红的玫瑰，想给苍白的病房送去点春色，也给阿发带些许惊喜。在病房内，我看到了瘦骨嶙峋的阿发，他闭目平躺在床上，一张惨白的脸，双颊深陷，颧骨高耸，身体似乎也缩了一截，病魔将他折磨得都走了形。一股酸楚顿时从我心头升起。老同学见面，阿发异常兴奋，用沙哑的嗓子费力地讲了许多话，从他微弱的话语里，我知道了他回川治病的经过。他说他真的遇到了大好人。因爲厂部医院无法做切除肿瘤的大手术，医院的熟人通过关系从成都军区医院请来了大夫。那位元张大夫是自带镭射仪器、自驾汽车专程赶到厂部医院爲他做手术的。当他得知阿发的情况后，不仅没有收取阿发一分钱，临走还将500元钞票硬塞到阿发手中，阿发感动得直流眼泪。阿发再三拜托我写封感谢信，说今世无以回报，只能来世相报了。阿发之所以回四川看病动手术，是因爲在上海没有医保，且两地医疗费差距太悬殊。但是在川尽管有医保，手术后高昂的需自费承担的医疗费用阿发是根本拿不出来的。无奈之下，阿发等不得将要退休到点、享受终身养老金的不远的将来了，他向厂部提出了“买断工龄”的请求，因爲由此可以得到一笔现金以救命要紧。但由於由於政策发生变化，“买断工龄”停止，况且，原政策中有“距正常退休五年内不能办理买断工龄”的规定。阿发唯一的希望落空，他的生命真的走到了绝境。阿发要我俯下身子，他在我耳边颤声说到：医生讲手术后要补充营养，你能借我100元吗？我不知道阿发居然到了这种困境，不然，我也不会去买一束不能吃的花，而是会给他多多的买些营养品了。但我知道阿发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不到绝处不会求人，我掏尽随身带著的200余元，全部塞进了他的枕下。临走时，阿发拉住我的手不放，瞪眼望著我，似有许多话要说。我知道他要说什麽，他是在同我默默的告别。我却只能在心中爲他祈祷。“再见了，我的好兄弟”。
半个月后，我在上海听到了阿发去世的消息，心中悲痛不已。我知道阿发生前酷好吹箫，记得多年前我们在川时互爲邻居，每逢清风薄云、皓月当空，阵阵箫音就会从我楼下婉转升腾，飘然入窗。爱人总要说，阿发是吴刚，又在唤嫦娥了。我打电话托在川的朋友，代我买支竹箫放入阿发的灵柩，让悠悠的箫声伴随他的孤魂冉冉归西吧。
阿发终究没有实现回家的梦想，他的灵魂依然流浪在他乡。
“养儿防老”
儿子小健早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这成了我与爱人的一块心病。小健倒不急，说上海男的三十也不晚。我们与小健之间都有一个不愿重提的心结，那就是小健回沪前曾初恋过一个女友，是我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和软硬兼施的工作最终使他放弃了那段恋情。我虽没有看过、但听人说起过《青红》这部电影，敍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支内职工及其子女面对叶落归根还是就地生活的共同问题，父亲老吴要圆他的“上海梦”， 坚持“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有这十几年的遗憾！”、“孩子的未来应该在上海”；而女儿青红却因爲自小生长在贵州，她业已将此地作爲她的家，青红并没有上海梦。结局是个悲剧，追求她的男孩在一次见面时强奸了她，在男孩被枪毙的那天，青红一家离开了贵州，踏上去上海的旅程。
这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促人心酸的故事。支内职工几乎都有老吴雷同的心愿和回归故里的“上海梦”：自己已经把青春奉献给了三线建设，可并不想把自己的孩子给搭进去，他们希望老来能叶落归根，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依山傍沟、效益低下的内地三线厂矿与国际大都市、蓬勃发展的上海相比，哪里才有孩子更好的未来？正是这种不愿让后代重走父辈的路的现实想法（其实随著国企改革的深化，大多数三线厂矿日子越来越糟），我坚决地当了一次“撬棒”，扯断了儿子与女友的初恋藕丝。小健对父母的做法开始是抗逆的，他认爲自小生于斯长於斯，他认爲这里就是自己的故乡，爲什麽要离去？后来，在多次的晓以利弊之后，他犹豫了。他长这麽大也曾经数次到过上海，目睹大都市的日新月异和纷繁变迁，这与闭塞落后的大山中的弹丸坝子是不能相比拟的。他在毕业后不久就回到了上海，并解决了户口问题，又找到了工作。他喜欢并向往这种有压力、快节奏、促人向上的都市生活，这里才是年轻人的天地。由於小健初恋时间较短，两人感情尚不深，这也爲我们说动分手钻了“空子”。最终，小健同意了终止与女友的关系，只是从内心感到“对不起她”，这成了小健的一桩长久的心病。我们爲父母的也不知如何安慰和补偿女孩失落的情感，但相信随著时间的流逝，小健和女孩的这段短暂的初恋经历，会慢慢地淡去。
我们支内返沪职工子女不少都有类似的经历，父母棒打“鸳鸯”却未必都能奏效。与我同一单位的大周的女儿，就对父母的干涉予以了坚决反抗。也许是女孩的情感更爲深沈炙热，也许是不习惯於对她来说是别土异乡的上海的生活，到沪后不久，女儿又瞒著父母回到四川，投入了那个男孩的怀抱。大周俩口子几乎气得吐血。无奈之下，大周只好作了让步。如今，那个男的成了他们的女婿，也到了上海。没有户口，缺少本事，只能当个蓝领打工仔。两代四口，同挤一室，小孩也不敢生。另一做了一辈子酸洗工的杨姓同事，儿子到了上海，而老俩口却因没钱买房还在四川。儿子先暂居姑妈家，后因过不惯，自己在外租房，并把女友从四川接来，不久，生了个小宝宝。小俩口日子艰难，沦爲“城市贫民”，老俩口身在异地不可望又不可及，只能从本就微薄的养老金中克扣少许给与接济。至於今后怎麽办，只有“摸著石头子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
俗话说，“养儿防老”，而对支内返沪的我们来说养儿却成了沈重的负担。一个摆在我面前最现实、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儿子的住房。支内职工返沪没有住房，如果不支内也会同没有支内的上海职工一样都有单位分配的住房，房改后都会不同程度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支内职工在内地本就收入不高，国企改革后三线企业大多“每况愈下”，收入更少，许多人成了变相失业的“内退”人员，返沪后又不能纳入上海的“4050”，因爲没有户口，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或提前退休），享受的养老金微薄不说，眼看上海年年增加退休金又只能望洋兴叹。在这些沦爲“弱势群体”的支内职工中的返沪人员中，有的靠一辈子的节俭积累、靠借贷、靠亲属支助总算解决了自己的“立锥之地”，却再无能力去解决返沪儿女的房子了。按照世俗习惯，女儿是嫁“出门”的，男儿是要讨老婆“进门”的，理所当然房子由男的置备了。农村娶媳妇男家先盖房，城市讨老婆男方要有房，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定律，房子是男子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在如此简单而现实的问题面前，“养儿”的支内返沪职工绝大多数措手无策了，因爲解决他们自身的住房问题已经汗流浃背。条件尚好一些的（包括父母及儿子）拼全力集资，先爲儿子住房整个“首付”，再申请房贷，当然，从此儿子成了“房奴”，父母则成了“房奴”的垫背了。条件稍差一点的，要麽两代四口同居一室（不久即会三代五口），要麽老俩口牺牲自我，拔脚走人，重新流浪他乡。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个爲了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两袖清风的父母，如今又爲了儿女舍弃一切，回归故里的梦再次落空而不能成圆。
这也正是我即将面遇的严酷现实。知儿莫如母，爱人和我知道小健迟迟不愿谈婚的真正原因，他不愿将这解不开的难题推给我们，他想通过拼命的工作挣钱扒分，自己应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自身条件并不优越的他是难以逾越面对的这道高墙的。也许若干年后当他积攒够了“首付”的钱了，“不惑之年”也就差不多来临了。爲此，我与爱人经常处於一筹莫展和焦虑之中。
归宿
我想到了我的归宿—我工作、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四川。我对爱人谈了我的看法，爱人哭了，长吁短叹之后她默默地点了头。2006年末，我携爱人去看望我那在天之灵的父母。墓地处在一片绿树青柏之中，寒风吹过，飘落几片枯叶。点燃香烛，摆上祭品，我深深跪拜了三下，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对著地底下的父母，我尽情倾吐著心里要说的话：爸、妈，不孝儿子来看你们了，你们二老养育了我二十年，可我飘落他乡三十年，不说回报，就连跪伴膝下也不曾做到，儿有愧啊。儿知道你们会埋怨我在那些年不常回家看看，四年才一次的探亲假也放弃了许多，可你们知道吗？儿子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是个要强之人，整日忙於工作，总觉得男儿当以国家、事业爲重。那一年，屋外大雪漫天，妈您老重病不起，我的假期又到，离家之时，您拉住我的手不放，颤声说，不要走，我不让你走……可我还是冒雪踏上了返程。这一走，竟成永诀！儿悔啊，一辈子悔啊。爸妈，而今我又要走了，爲了你们疼爱有加的孙儿我又要走了，你们会理解儿的心吗？会赞同儿的选择吗？就像当年儿满怀激情奔赴远在千里之外的巴山蜀水一样？……泪水迷蒙了我的视线，盈满了我的眼眶。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父母在世不能尽孝，实在愧对父母在天之灵。而今现实无奈再走他乡，归宿何在？一片茫茫。想到此，我百感交集，任凭泪水涌流，胸中郁积良久的烦闷、苦痛在父母亡灵前终得宣泄，心头反倒轻松许多。四周墓地寂静，少见祭人，香烛青烟缭绕，冉冉升空。蓦然擡头，我望见了碧空中漂去的云朵，如棉丝般轻盈、纯白。儿时，它寄托了我无穷的遐思；大了，它带去了我多少的乡愁；如今老了，依然还得做一个游子，像那片云，悠悠的，但不情愿的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飘荡。
它飘走了，淡去了，人们渐渐将它忘却了。然而，我的故乡，我的家，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牵挂，永远的痛。
2007-01-14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