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工人的行动中
蔡崇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现象，“过劳死”，也就是在工作中活活地累死，周期性地成爲中国媒体的议论中心。七月七日，全国主要的互联网几乎都转载了福州马尾的福建长隆纺织厂女工刘运芳被活活热死的消息。在此之前的五月，衆多的报刊报道了著名的华爲公司的工程师胡新宇，在经过近一个月的长时间加班后，因过度疲劳而死亡。在此之前，是2005年的10月28日，年仅30岁的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民工何春梅，33天只睡了6小时，在说了声“太累了”之后，倒在下班的路上再也没有醒来。同年的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医生注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从5月27日到30日，甘红英四天工作时间达54个多小时，累计加班逾22小时。还有在深圳龙岗区坪山镇江岭村宝联制品厂做打包工的金文超，在两天内工作了35小时后，於2003年10月21日淩晨6时死在下班的路上，2004年6月，广东南海照信企业集团下属的台资企业南港鞋厂，5天里两名员工，23岁的女工姚芳梅，19岁的男工周智勇，在每天工作14、5个小时，历时两个月后，昏迷在生产线上，数天后在医院死亡。
因劳累而死的现象已从工人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阶层。最近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该报告指出，中国70%识分子濒临“过劳死”。该调查报告还显示，在专业技术领域发展领先的中国沿海城市中，知识份子过劳死的问题最爲严重并且呈年轻化趋势。
上海科学院最近公布的“知识份子健康调查”也显示，知识份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到现在的53、54岁。还有的官方报道说，最近五年，仅仅是在北京的社科院以及大学等机构的专家、教授中，就有134人因过劳而死亡。
据最新一期，即2006年7月底的《了望东方周刊》透露，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的资料显示，全国现在每年至少有百万人“过劳死”，这是一个多麽令人震惊的数位！
爲什麽大批的，各阶层的中国人因劳累而死？几年来，很多中国的官员和知识份子发表了很多的议论。如，是因爲人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是因爲有关劳动的法律不健全，得不到执行，是因爲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不力，是因爲政府和企业领导、老板不尊重人的价值，是因爲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怎麽办？这些人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如，加强立法和对劳动法等法律的执行监督，改变人们的观念等。
他们说得都很对，而且，这些话，他们至少说了十年，重复了十次以上。对煤矿爆炸和其他安全生産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对职业病增加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对工人的工资拖欠等问题他们也是这样说。
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他们不会说，或者，说了，媒体也不会报道。这些根本的问题是，每年大批的中国人因劳累而死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去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工人，知识份子等所有的工薪阶层如果没有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在自己的行动中用这种集体的力量作抗争，中国再好的法律条文也得不到执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只能痛苦地等死。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的，十分明确和简单的道理。但，没有记者和报刊媒体，更没有一个官方的工会负责人敢在中国公开地谈论和宣传。大家都知道，这是政府设置的禁区，谁也不能逾越。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特有的一个荒唐的事实：面对一个普遍的，几乎是人人都受到威胁的过劳死现象，和煤矿爆炸一样，人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麽，但，谁也不吭声，谁也不去采取这个方案。其结果也像频发的矿难一样，重复的、千篇一律的报道使最初的震惊平静下来，使最初被认爲是无法忍受的东西变成了日常的习惯。人心和社会在人们毫无察觉的过程中变得日益冷酷，越来越多人的良知和尊严被逐渐地压抑成下意识和无意识中的暴力倾向。
然而，工人在行动。7月22日，广东东莞桑园工业区亨利玩具厂的工人因不能忍受资方苛刻的工资待遇和极坏的生活条件而奋起抗争，这是2004年4月广东兴昂鞋厂的工人抗争以来的又一次重要的斗争。工人们在抗争什麽？他们在抗争过劳死！事情就这麽简单。是的，他们正在受到压制，但，这和受折磨而过劳死比较，又能坏到哪里去？谁又能给他们一个除了集体抗争以外的另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那些制造过劳死的资本家和地方政府也迟早会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过劳死现象在中国的媒体大量报道和广泛讨论已经六年了，不但是什麽也没改变，而且是愈演愈烈。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那架制造过劳死的庞大的机器，首先要靠工人的这种抗争的铁锤，使劲地打击，只到它被打瘫打烂。那些越来越多的被过劳死威胁的知识份子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应该和工人一道，拿起起这只抗争的铁锤，使劲地砸向那架制造死亡的机器。否则，只是在自己的角落里偷偷地哭泣，有什麽用？
过劳死不相信眼泪！
200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