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终，各级政府除了总结成绩表彰先进，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送温暖”。不知是嫌“送温暖”这个词恶俗还是其它原因，去年以来，有些媒体与时俱进，改称为“年终关怀”，真不愧是加入WTO了，这称呼听上去还真有点与国际接轨的味道，那么我的题目也只好与国际接接轨了。
我在从事自由职业之前，曾经担任某厂厂办主任，下岗之后又当了一年的摄影记者，对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年终关怀”可谓深有感受，虽然不乏动人温馨的场面，但相当一部份“年终关怀”显得虚假造作。具体归纳起来，此类“年终关怀”不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借花献佛”式：工厂尚未倒闭之时，每到年终，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都会到困难职工家里进行“年终关怀”，但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出面不出钱（有的是故意不出甚至挪用上级的拨款，有的是实在拿不出），哪怕企业再困难，这些钱也得自己掏，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慰问人员一般都是接近下班时间才来慰问的，走马观花似地慰问一圈之后，正好是吃饭时间，厂里不但要“关系”他们一顿丰盛的午餐，对主要领导还要特别“关怀”一条香烟或是一个红包。工厂倒闭之后，年终关怀的人次越来越少，我厂下岗职工多达千人，等米下锅等钱过年的特困职工少说也有上百人，但真正得到关怀的，也就那么一两人，因为已经无“花”可“借”无“金”可“贴”了，除非你和送温暖的领导沾亲带故。
第二种是表演式：对於摄影记者来说，年终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拍摄领导年终关怀的新闻。有些领导，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是绝不会进行“关怀”的，即使已经到了被关怀对象的家里，如果摄影记者因故迟到，领导也非要等来记者才举行“关怀仪式”。在镜头前面，领导时而春风满面时而忧心忡忡，一副爱民如子的样子；被关怀的对象呢，自然也要努力装出感恩戴德的表情，最好是流泪满面，如果无动於衷的话，明年很可能就得不到关怀了。作为摄影记者，最害怕见到的就是那些毫无表情的被关怀者（比如弱智､精神病患者之类）而关怀者又恰好是一､二把手，这时候，只好昧著良心找到其亲戚代他们感谢一番。年底，记者最忙也最吃香，那些与电视台关系不密切的单位领导，这时就想方设法巴结我们，以便在送温暖的时候也能够上一次宝贵的镜头。
第三种是本末倒置式：对於贫困地区的人民教师来说，他们同样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年终关怀”，盼望领导能够在春节前夕送来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这等本未倒置的怪事，已延续了好些年，教师们似乎习以为常了。起初也呼吁，尽管也有点效果，却也极为有限，最后只好等ぴ“年终关怀”了。工资原本就是教师的，依据《教师法》，理当按时足额发放，拖欠就是违法，何以要拖到过年才兑现（有的地方还只发一部份）？把原本属於教师的工资还给教师，何以竟叫“年终关怀”？待到来年，工资又被拖欠，又得进行“年终关怀”。如此循环，拖了兑，兑了拖，“温暖”越送越“冷”。这本来就够让人心寒的了，更让人心寒的是，有的地方官竟把这种滑稽的“年终关怀”拿来邀功请赏，以此来突出自己的“成绩”，这也正是他们热衷於在镜头下进行“年终关怀”的原因，不上电视，那不是白“关怀”了吗？
民工群体也同样渴望“年终关怀”，年底了，要回家了，却拿不到或拿不全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这些被克扣工资的民工大都没有签署必要的劳动合同，或是没有办理当地的暂住证而无法也不敢诉诸法律，很多人都是通过老乡､朋友的关系揽活，一旦老乡消失或是朋友关系破裂，他们的工资就得不到必要的保障。而部份私营业主或是建筑工头也有自己的苦衷，市场竞争加剧，流动资金短缺，三角债“剪不断理还乱”……政府如果出面帮助民工讨回工钱，他们难免要大大地讴歌一番政府，领导们於是又有了“骄人的政绩”。表面上看，民工工资被克扣，是私营业主和建筑工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人性，孰不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却是政府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上的无能或不作为。无能或不作为也就罢了，偶尔那么“有能”和“作为”一下，还要当作“成绩”大书特书，民工反而要感恩戴德，唉……
还有一种“年终关怀”不在本文探讨之列，那就是下级对上级，被领导者向领导者，被管理者向管理者表示的“年终关怀”。之所以进行“年终关怀”，说明穷困的老百姓还不少，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尝不可，说它是对“工作没做好”的一种补偿亦情有可原，但是把它当作“成绩”来炫耀，甚至在“关怀”的时候总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那就让人讨厌和反胃了。
“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乎生日快乐”。老百姓不奢望时时被关怀天天被关怀，只希望多一些“周末关怀”和“月末关怀”，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善，心中的温暖也就会多一些持久一些。
邱贵平
人民网
2002年12月29日
我在从事自由职业之前，曾经担任某厂厂办主任，下岗之后又当了一年的摄影记者，对社会上流行的种种“年终关怀”可谓深有感受，虽然不乏动人温馨的场面，但相当一部份“年终关怀”显得虚假造作。具体归纳起来，此类“年终关怀”不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借花献佛”式：工厂尚未倒闭之时，每到年终，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都会到困难职工家里进行“年终关怀”，但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出面不出钱（有的是故意不出甚至挪用上级的拨款，有的是实在拿不出），哪怕企业再困难，这些钱也得自己掏，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慰问人员一般都是接近下班时间才来慰问的，走马观花似地慰问一圈之后，正好是吃饭时间，厂里不但要“关系”他们一顿丰盛的午餐，对主要领导还要特别“关怀”一条香烟或是一个红包。工厂倒闭之后，年终关怀的人次越来越少，我厂下岗职工多达千人，等米下锅等钱过年的特困职工少说也有上百人，但真正得到关怀的，也就那么一两人，因为已经无“花”可“借”无“金”可“贴”了，除非你和送温暖的领导沾亲带故。
第二种是表演式：对於摄影记者来说，年终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拍摄领导年终关怀的新闻。有些领导，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是绝不会进行“关怀”的，即使已经到了被关怀对象的家里，如果摄影记者因故迟到，领导也非要等来记者才举行“关怀仪式”。在镜头前面，领导时而春风满面时而忧心忡忡，一副爱民如子的样子；被关怀的对象呢，自然也要努力装出感恩戴德的表情，最好是流泪满面，如果无动於衷的话，明年很可能就得不到关怀了。作为摄影记者，最害怕见到的就是那些毫无表情的被关怀者（比如弱智､精神病患者之类）而关怀者又恰好是一､二把手，这时候，只好昧著良心找到其亲戚代他们感谢一番。年底，记者最忙也最吃香，那些与电视台关系不密切的单位领导，这时就想方设法巴结我们，以便在送温暖的时候也能够上一次宝贵的镜头。
第三种是本末倒置式：对於贫困地区的人民教师来说，他们同样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年终关怀”，盼望领导能够在春节前夕送来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这等本未倒置的怪事，已延续了好些年，教师们似乎习以为常了。起初也呼吁，尽管也有点效果，却也极为有限，最后只好等ぴ“年终关怀”了。工资原本就是教师的，依据《教师法》，理当按时足额发放，拖欠就是违法，何以要拖到过年才兑现（有的地方还只发一部份）？把原本属於教师的工资还给教师，何以竟叫“年终关怀”？待到来年，工资又被拖欠，又得进行“年终关怀”。如此循环，拖了兑，兑了拖，“温暖”越送越“冷”。这本来就够让人心寒的了，更让人心寒的是，有的地方官竟把这种滑稽的“年终关怀”拿来邀功请赏，以此来突出自己的“成绩”，这也正是他们热衷於在镜头下进行“年终关怀”的原因，不上电视，那不是白“关怀”了吗？
民工群体也同样渴望“年终关怀”，年底了，要回家了，却拿不到或拿不全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这些被克扣工资的民工大都没有签署必要的劳动合同，或是没有办理当地的暂住证而无法也不敢诉诸法律，很多人都是通过老乡､朋友的关系揽活，一旦老乡消失或是朋友关系破裂，他们的工资就得不到必要的保障。而部份私营业主或是建筑工头也有自己的苦衷，市场竞争加剧，流动资金短缺，三角债“剪不断理还乱”……政府如果出面帮助民工讨回工钱，他们难免要大大地讴歌一番政府，领导们於是又有了“骄人的政绩”。表面上看，民工工资被克扣，是私营业主和建筑工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人性，孰不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却是政府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上的无能或不作为。无能或不作为也就罢了，偶尔那么“有能”和“作为”一下，还要当作“成绩”大书特书，民工反而要感恩戴德，唉……
还有一种“年终关怀”不在本文探讨之列，那就是下级对上级，被领导者向领导者，被管理者向管理者表示的“年终关怀”。之所以进行“年终关怀”，说明穷困的老百姓还不少，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尝不可，说它是对“工作没做好”的一种补偿亦情有可原，但是把它当作“成绩”来炫耀，甚至在“关怀”的时候总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那就让人讨厌和反胃了。
“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乎生日快乐”。老百姓不奢望时时被关怀天天被关怀，只希望多一些“周末关怀”和“月末关怀”，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善，心中的温暖也就会多一些持久一些。
邱贵平
人民网
200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