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对于武汉45万餐饮业职工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通过“马拉松式”的谈判，所有武汉的大厨、“地哩”实现了加薪。
根据合同，武汉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较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这也是迄今中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这个五一，餐饮行业职工们就是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
人保部近日提出，我国将实现职工工资年增15%，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翻番。而职工工资翻番主要靠市场。这就意味着，和老板坐下来谈判，成为企业职工加薪的唯一渠道。武汉此番通过谈判实现45万行业职工集体涨薪，也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范本。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有利于餐饮行业水平的提升。
“武汉模式”的成功证明了一点，员工坐下来和老板谈工资，有得谈。但正如武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朱毅所说，协商不易，落实更难。武汉模式实效如何？究竟能走多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以后我们近50万餐饮职工有了‘护身符’。”劳方首席代表——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周国华在签约后长舒了一口气。他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齐全、保护职工权益最具体的集体合同范本。
来之不易的合同：较武汉最低工资上浮30%
新合同规定，武汉餐饮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工作地点在10个中心城区的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70元；工作地点在7个新城区的职工，为每月975元。合同还对厨师长、餐厅服务员、餐具清洗员等10类岗位的最低工资给出标准。
在工资增幅上，合同还规定，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9%。
合同还规定了一些确保餐饮行业员工特殊权益的条款。如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试用期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工人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且要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1天。
被逼出来的涨薪：低薪致餐饮业屡现用工荒
武汉如此大规模上调行业最低工资，引人关注。为何餐饮行业作为突破口？牵头负责此事的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齐辛表示，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从3 年前就开始酝酿，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不少餐饮企业经营困难，涨工资时机尚不成熟。为此，至2009年下半年，武汉市总工会重新构思此事。
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餐饮业发达。有近4万家餐饮企业，中小企业占84%；旺季从业人员有50万人，常态从业人员45万余人，年产值500多亿元。
因餐饮行业技术含量低、入职门槛低，全市近4万家餐饮企业，只有15%左右有规范管理。由于采取包干管理办法，职工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工资随意性很大。“很多企业老板找来一个大厨，大厨再从下面找来十个八个工人，工资想给多少给多少。”他表示，如果能够解决武汉餐饮行业职工工资分配问题，也就解决了武汉1/5劳动力人口的收入公平问题。
另一个迫切因素则是，尽管餐饮业蛋糕大，但武汉餐饮从业人员工资在所有行业中是最低的。他举例说，武汉有3万名出租车司机，月均工资能达到 5000元以上；建筑行业工人月工资也在3000元以上。但众多中小餐饮行业服务员，月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甚至八九百元。餐饮行业工资水平与其他行业差距拉得太大。由于工资水平太低，武汉餐饮行业用工荒非常严重。
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也对餐饮业用工荒深有体会。“淡季时缺工3%～5%，旺季时缺工达15%，很多餐厅老板找我要人，我也没办法。钱少又辛苦，谁愿意干？”
餐饮行业“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怎么涨？涨多少？刘齐辛表示，武汉地区餐饮协会组织成立近10年，在行业内有较强影响力，具备行业代表的能力。而武汉市总工会也有行业工会——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双方都具备“议价”能力，至此，劳资谈判的条件基本成熟。
但最核心的还是工资标准。“如果不敲定最低工资标准，那协商就没有意义。”刘齐辛说。武汉市总工会考虑，首先，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大部分餐饮企业都能达到。其次，标准的制定必须既促进企业发展，又能为职工撑起保护伞。“不能员工工资提高了，企业垮掉了。”
最终，将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比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高30%，且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
“马拉松式”的谈判：劳方准备两年终说服老板
代表45万职工和老板谈工资，这在中国是头一遭，也注定了是场“马拉松”。
“从第一次协商到正式文本签订，时间不到50天。但为了这50天，我们准备了整整两年。”周国华表示，谈判前，他就和刘齐辛走访了100家餐饮企业调查摸底。最终完成600份针对劳资双方的调查问卷。今年2月，劳资双方各选出9名谈判代表在当地报纸和网站上进行公示。
周国华说，三轮谈判大大小小开了上百次协调会。作为首席谈判代表，自己压力很大，心里其实也没底。“背后是40多万工人兄弟啊，真是千斤重担在肩。当然，也做好了谈崩的准备。”为学习谈判技巧，去年10月，周国华专程到北京学习一个月。
长期以来，老板不愿谈、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工资集体协商给职工的感觉是“看上去很美”。为避免这种尴尬，此次工资集体协商采取“以上代下”的方式，由上级工会组织与行业协会之间谈判，避免员工及企业工会与老板直接对话。
果不其然。3月初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发生激烈争执。“实在谈不下去了，只好休会。”3月24日，草签的集体合同正式在报纸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热线电话几乎被打爆。
作为企业方代表的刘国梁回忆说起初，企业方反对声音很强烈。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说服餐饮企业老板为员工涨工资。“有些老板认为，员工工资一直都是我老板说了算，现在工人怎么也有了发言权，觉得很不习惯。我反复做工作，总算有些松动。”刘国梁说。
字字较真的交锋：为了一个用词争了3小时
激烈交锋背后是劳资双方利益的博弈。通常为了几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合同第八条中劳方提出：“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但精明的资方则坚持，只能支付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两个80%之间可差了200多元啊，对普通家庭来说可是几袋大米啊。”周国华说，在他们的不断坚持下，资方最终做出让步。
再如，合同第十三条劳方曾如此要求：“因为政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或武汉市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位（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对合同进行修改变更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进行部分修改变更。”可资方代表对此分歧很大，认为不宜“变来变去”。但劳方代表坚称，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年极有可能上调，届时工人最低工资水平也需随之上调，该条款不能松动，资方最终妥协。
当然，劳方也做出过让步。刘齐辛说，合同第八条曾是“企业职工病休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后资方提出，病休的概念很模糊，容易养懒汉，小病大养。经过3个小时的争论，最终将“病休”改成“患病”。
“是谈判就有妥协、让步。工会维护职工权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工资谈判这件事上，如今工会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过去工资可以由政府定，现在职工要涨工资，必须要由工会出面谈，你让员工个人出面谈，怎么谈也谈不好，他也没那个胆。这次能谈成功，说明工会还是大有作为的，我感到很欣慰。”回顾整个谈判过程，刘齐辛感慨地说。
武汉餐饮从业人员工资集体协商方案
●工资标准：武汉餐饮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且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下的津贴。
●工资档位：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按10个工种划分。工资最高的厨师长，中心城区为2184元/月、新城区1819元/月；工资最低的餐具清洗员，中心城区为1196元/月、新城区996元/月。
●工资涨幅：今年武汉各餐饮企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八小时、每周不超四十小时。企业由于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企业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职工福利：企业为职工免费提供工作餐、工作服、住宿和其他福利；企业定期安排职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通常每年一次，并承担全部费用。企业应采取措施为职工安排传染病、流行病、职业病、工伤等的预防和治疗。
远期影响：武汉餐饮业将借此升级；或成工资集体协商范本
尽管“难产”，但这个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合同还是签下来了。4月23日，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工作部部长张建国专程赴武汉见证了签字仪式。他对“武汉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合同的签订对于探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武汉开了个好头。”刘齐辛也表示，武汉餐饮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对全国其他城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将来条件成熟后，可能向其他行业拓展。
刘国梁对此次餐饮业涨薪的思考显然更深远。他总结说，此次调薪将带来武汉餐饮行业的一次大洗牌，意义重大。首先，目前武汉4成以上的中大型餐企能达到该工资水平，不会受影响；另外有30%～40%的餐企要经过调整才能达到该水平；另外还有20%的小餐企达不到该水平。短期看，餐饮业职工提薪，会导致一些工资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的企业倒闭，可能有5%左右的小餐企将在竞争中被淘汰。但这对提高整个行业的经营水平是有好处的。
其次，工资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整个餐饮业的人员素质和行业水平，从而将整个餐饮市场蛋糕做大。
再次，解决餐饮行业职工收入过低问题，能稳定行业队伍，缓解当前严重的用工荒。
伴随着近50万餐饮从业人员薪资提高，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餐饮业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将得到缓解。武汉餐饮业将借此升级，行业门槛和人员素质都将上新台阶。
刘辛齐表示，下半年将开展执法检查，不执行该标准的企业将被勒令整改。多次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将被列入黑名单。
文章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律师质疑：“合同体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
对于这份涉及45万人的大合同，深圳知名劳动法律师、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彭小坤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认为，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有一定的突破性，因为合同涉及行业职工的实质利益问题，而且对劳动者非常有利。但他同时认为，“相关标准似乎与该行业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出入，或许可以说该集体合同体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
彭小坤同时认为，武汉市餐饮行业的这份集体合同或许会存在一些法律上的争端。比如该集体合同虽然在条款上区分了各个具体的区域，但也突破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此外，尽管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作为签订主体，但武汉市餐饮业协会是否具有足够和充分的代表性也存在挑战。
根据合同，武汉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较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浮30%，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这也是迄今中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这个五一，餐饮行业职工们就是按照新合同领取加班工资。
人保部近日提出，我国将实现职工工资年增15%，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翻番。而职工工资翻番主要靠市场。这就意味着，和老板坐下来谈判，成为企业职工加薪的唯一渠道。武汉此番通过谈判实现45万行业职工集体涨薪，也为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范本。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有利于餐饮行业水平的提升。
“武汉模式”的成功证明了一点，员工坐下来和老板谈工资，有得谈。但正如武汉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朱毅所说，协商不易，落实更难。武汉模式实效如何？究竟能走多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以后我们近50万餐饮职工有了‘护身符’。”劳方首席代表——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周国华在签约后长舒了一口气。他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齐全、保护职工权益最具体的集体合同范本。
来之不易的合同：较武汉最低工资上浮30%
新合同规定，武汉餐饮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工作地点在10个中心城区的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70元；工作地点在7个新城区的职工，为每月975元。合同还对厨师长、餐厅服务员、餐具清洗员等10类岗位的最低工资给出标准。
在工资增幅上，合同还规定，今年餐饮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9%。
合同还规定了一些确保餐饮行业员工特殊权益的条款。如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试用期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工人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且要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1天。
被逼出来的涨薪：低薪致餐饮业屡现用工荒
武汉如此大规模上调行业最低工资，引人关注。为何餐饮行业作为突破口？牵头负责此事的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齐辛表示，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从3 年前就开始酝酿，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不少餐饮企业经营困难，涨工资时机尚不成熟。为此，至2009年下半年，武汉市总工会重新构思此事。
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餐饮业发达。有近4万家餐饮企业，中小企业占84%；旺季从业人员有50万人，常态从业人员45万余人，年产值500多亿元。
因餐饮行业技术含量低、入职门槛低，全市近4万家餐饮企业，只有15%左右有规范管理。由于采取包干管理办法，职工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工资随意性很大。“很多企业老板找来一个大厨，大厨再从下面找来十个八个工人，工资想给多少给多少。”他表示，如果能够解决武汉餐饮行业职工工资分配问题，也就解决了武汉1/5劳动力人口的收入公平问题。
另一个迫切因素则是，尽管餐饮业蛋糕大，但武汉餐饮从业人员工资在所有行业中是最低的。他举例说，武汉有3万名出租车司机，月均工资能达到 5000元以上；建筑行业工人月工资也在3000元以上。但众多中小餐饮行业服务员，月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甚至八九百元。餐饮行业工资水平与其他行业差距拉得太大。由于工资水平太低，武汉餐饮行业用工荒非常严重。
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也对餐饮业用工荒深有体会。“淡季时缺工3%～5%，旺季时缺工达15%，很多餐厅老板找我要人，我也没办法。钱少又辛苦，谁愿意干？”
餐饮行业“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怎么涨？涨多少？刘齐辛表示，武汉地区餐饮协会组织成立近10年，在行业内有较强影响力，具备行业代表的能力。而武汉市总工会也有行业工会——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联合会。双方都具备“议价”能力，至此，劳资谈判的条件基本成熟。
但最核心的还是工资标准。“如果不敲定最低工资标准，那协商就没有意义。”刘齐辛说。武汉市总工会考虑，首先，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大部分餐饮企业都能达到。其次，标准的制定必须既促进企业发展，又能为职工撑起保护伞。“不能员工工资提高了，企业垮掉了。”
最终，将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比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高30%，且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
“马拉松式”的谈判：劳方准备两年终说服老板
代表45万职工和老板谈工资，这在中国是头一遭，也注定了是场“马拉松”。
“从第一次协商到正式文本签订，时间不到50天。但为了这50天，我们准备了整整两年。”周国华表示，谈判前，他就和刘齐辛走访了100家餐饮企业调查摸底。最终完成600份针对劳资双方的调查问卷。今年2月，劳资双方各选出9名谈判代表在当地报纸和网站上进行公示。
周国华说，三轮谈判大大小小开了上百次协调会。作为首席谈判代表，自己压力很大，心里其实也没底。“背后是40多万工人兄弟啊，真是千斤重担在肩。当然，也做好了谈崩的准备。”为学习谈判技巧，去年10月，周国华专程到北京学习一个月。
长期以来，老板不愿谈、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工资集体协商给职工的感觉是“看上去很美”。为避免这种尴尬，此次工资集体协商采取“以上代下”的方式，由上级工会组织与行业协会之间谈判，避免员工及企业工会与老板直接对话。
果不其然。3月初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发生激烈争执。“实在谈不下去了，只好休会。”3月24日，草签的集体合同正式在报纸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热线电话几乎被打爆。
作为企业方代表的刘国梁回忆说起初，企业方反对声音很强烈。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说服餐饮企业老板为员工涨工资。“有些老板认为，员工工资一直都是我老板说了算，现在工人怎么也有了发言权，觉得很不习惯。我反复做工作，总算有些松动。”刘国梁说。
字字较真的交锋：为了一个用词争了3小时
激烈交锋背后是劳资双方利益的博弈。通常为了几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合同第八条中劳方提出：“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但精明的资方则坚持，只能支付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两个80%之间可差了200多元啊，对普通家庭来说可是几袋大米啊。”周国华说，在他们的不断坚持下，资方最终做出让步。
再如，合同第十三条劳方曾如此要求：“因为政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或武汉市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位（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对合同进行修改变更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进行部分修改变更。”可资方代表对此分歧很大，认为不宜“变来变去”。但劳方代表坚称，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年极有可能上调，届时工人最低工资水平也需随之上调，该条款不能松动，资方最终妥协。
当然，劳方也做出过让步。刘齐辛说，合同第八条曾是“企业职工病休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当月实发工资在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后资方提出，病休的概念很模糊，容易养懒汉，小病大养。经过3个小时的争论，最终将“病休”改成“患病”。
“是谈判就有妥协、让步。工会维护职工权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工资谈判这件事上，如今工会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过去工资可以由政府定，现在职工要涨工资，必须要由工会出面谈，你让员工个人出面谈，怎么谈也谈不好，他也没那个胆。这次能谈成功，说明工会还是大有作为的，我感到很欣慰。”回顾整个谈判过程，刘齐辛感慨地说。
武汉餐饮从业人员工资集体协商方案
●工资标准：武汉餐饮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且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下的津贴。
●工资档位：餐饮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按10个工种划分。工资最高的厨师长，中心城区为2184元/月、新城区1819元/月；工资最低的餐具清洗员，中心城区为1196元/月、新城区996元/月。
●工资涨幅：今年武汉各餐饮企业职工工资增幅不低于9%；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八小时、每周不超四十小时。企业由于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企业保证职工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职工福利：企业为职工免费提供工作餐、工作服、住宿和其他福利；企业定期安排职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通常每年一次，并承担全部费用。企业应采取措施为职工安排传染病、流行病、职业病、工伤等的预防和治疗。
远期影响：武汉餐饮业将借此升级；或成工资集体协商范本
尽管“难产”，但这个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集体合同还是签下来了。4月23日，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工作部部长张建国专程赴武汉见证了签字仪式。他对“武汉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合同的签订对于探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武汉开了个好头。”刘齐辛也表示，武汉餐饮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对全国其他城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将来条件成熟后，可能向其他行业拓展。
刘国梁对此次餐饮业涨薪的思考显然更深远。他总结说，此次调薪将带来武汉餐饮行业的一次大洗牌，意义重大。首先，目前武汉4成以上的中大型餐企能达到该工资水平，不会受影响；另外有30%～40%的餐企要经过调整才能达到该水平；另外还有20%的小餐企达不到该水平。短期看，餐饮业职工提薪，会导致一些工资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的企业倒闭，可能有5%左右的小餐企将在竞争中被淘汰。但这对提高整个行业的经营水平是有好处的。
其次，工资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整个餐饮业的人员素质和行业水平，从而将整个餐饮市场蛋糕做大。
再次，解决餐饮行业职工收入过低问题，能稳定行业队伍，缓解当前严重的用工荒。
伴随着近50万餐饮从业人员薪资提高，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餐饮业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将得到缓解。武汉餐饮业将借此升级，行业门槛和人员素质都将上新台阶。
刘辛齐表示，下半年将开展执法检查，不执行该标准的企业将被勒令整改。多次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将被列入黑名单。
文章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律师质疑：“合同体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
对于这份涉及45万人的大合同，深圳知名劳动法律师、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彭小坤在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认为，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有一定的突破性，因为合同涉及行业职工的实质利益问题，而且对劳动者非常有利。但他同时认为，“相关标准似乎与该行业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出入，或许可以说该集体合同体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
彭小坤同时认为，武汉市餐饮行业的这份集体合同或许会存在一些法律上的争端。比如该集体合同虽然在条款上区分了各个具体的区域，但也突破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此外，尽管劳动合同法明确了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作为签订主体，但武汉市餐饮业协会是否具有足够和充分的代表性也存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