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国
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导致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的大规模骚乱之后，该市的局势似乎在进一步恶化。自8月以来，市民被所谓的“扎针党”弄得人心惶惶，据官方报道，到目前为止，已有600多乌鲁木齐市民被“扎针党”用不明针状物刺。9月初，数万市民在恐惧、愤怒以及对官方措施不力、封锁消息的极度不满之下，连续数天到街头示威游行；9月5日，示威的汉族市民在当地政府门前聚集，要求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王乐泉下台，并试图冲入维吾尔居民区，结果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乌鲁木齐市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
7月以来乌鲁木齐维尔吾族和汉族居民的游行示威表明，这两个对立的族群已经没有了对新疆维尔吾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市政府的基本信任，他们分别指责政府丧失了中立的立场，偏袒对方，故不相信政府会惩罚犯罪分子，保护他们，一些人更扬言要拿起棍棒自卫并自行惩治罪犯。这这正是危险所在：一个失去民众信任的、被认为是腐败的政府，是不可能在重建其信誉之前，扮演调解族群冲突的中立者的角色。族群之间的猜忌、敌意使更为强烈、更严重的暴力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
怎么办？中央政府的对策是撤换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等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并加强对“扎针党”的打击；社会民众的有智之士也建议中央政府调整民族政策，并解决族群间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却似乎仍然在舆论和政府的视野之外，这就是，如何面对族群，尤其是维吾尔和汉族这两个主要族群之间的猜忌和仇恨？如何能重建族群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并最终化解仇恨和可能升级的暴力？
我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下放农村。初到之时，农民讨厌我们这些“好吃懒做”又占他们的口粮的城里人。政府给他们补贴，说我们是毛主席送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他们还是不理。后来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和农民一起劳动，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听他们倾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最终，农民们理解了我们也接受了我们。两年后，当我们离开那个小山村时，全体村民自发地把送我们到路口，那种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当然，新疆族群之间的猜忌和对立与当年我们和农民之间的隔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两者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任何政府的行为都不可能替代文化、习惯完全不同的族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里唯一的办法是，中央政府允许并鼓励各族群中理智的、具有民间威望的人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原则，自己组织、行动起来，在各自族群内部进行自由的、公开的讨论的同时，展开族群之间的民间沟通与交流。进行这种交流的，开始时当然只能是少数人，而且会很困难。但，只要这些人真正是来自民间，真正是各族群居民所信任的代表，而不是已失去信誉的政府指定的人物，这种交流最终会使相关族群跨越误解、猜忌、仇恨的鸿沟，不用太久，酝酿着暴力的对立就会明显地缓和并趋于消失。如果政府不再禁止而是公开地许可，并确实鼓励这种族群之间的自发的交流，不是用暴力，而是用民间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来消除仇恨和暴力的根源，它才有可能另辟蹊径而重建其信誉。
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民众的文化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之前的那种个人对集体、对政府的依赖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群体行为的控制、指导与整合系统已经解体。个体、族群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彼此之间更为独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以为它仍然可以像二、三十年前那样，禁止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强制性手段独自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族群的冲突，则只能表明它仍然生活在一个幻想中，在武装警察云集的乌鲁木齐市仍然有“扎针党”的恐怖是一个例证，近年来全国各地频发的重大群体事件和劳资冲突则是更多的例证。当 然，劳资冲突和众多其他的群体事件和新疆发生的族群之间的冲突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劳资冲突的根本是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不是误解，是劳 工的弱势。但，中国劳工通讯介入劳资冲突的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民间独立的人士和组织的作用，在政府腐败，滥用权力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任何社会冲突都可能会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