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对西方国家工会的一个误解
在我们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而在政治课中，关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关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等，是政治课的基本内容。在这些政治课的教科书中，在老师授课的课堂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工人运动产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组织工会，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当然，中国今天的现实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驳斥这些片面的，早已过时的“理论教育”。自1980年代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新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并将国营企业“股份化”，其实也就是私营化，并制造了大量的新的资本家。而且，中共执政的各级政府的领导，几乎都一屁股坐在企业老板和领导一边，压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青少年时受的这些教育，却仍然是我们理解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中国的现实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於中国现实的谎言我们能轻易地识破。但是，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那些关於历史和外国的谎言，却多少还在我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很多人仍然以为西方的真正的工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否则就是“工团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黄色工会”，就不是真正的工会。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国成立独立工会，也会是以改变中国现实制度，推翻政权的政治组织。在下面我们对国际工会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这种将真正的工会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组织”的看法和逻辑，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性”的工会，现在几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工团主义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它们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主体，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在这些工会的所在国家，它们在保护劳工的权益方面发挥著最重要的作用。
至於很多中国人所熟知的波兰团结工会则是国际工会中的一个特例。我们会在下面介绍、分析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历史趋势
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由於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及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更由於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工人的反抗运动的镇压，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曾经非常激进，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派别的行动纲领，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言。也就是说，当时以保护工人权益为基本目标的工人运动，也几乎就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后来，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它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强大的、派别众多的工人运动终於促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和关注贫困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压力下，德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制定了允许独立工会合法存在的法律，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早在1824年就制定了这个法律。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劳资冲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来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欧洲各国所看到的情况，即，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阶层的利益和权益，建立了全面的劳资对话等社会协商制度和发达的社会保险、退休等劳动保障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工会和工人运动为了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利益，随时保持对任何执政党的压力，即，主要的工会和工人运动是独立於国家和任何政党的“非政治化”的组织和运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基本制度的改变，议员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政治活动主要是政党的事情，而工会及其成员虽然会参与这些政治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在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劳工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夺取政权。它独立於政党，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目标，它实际的社会效果，也根本不同於影响、改变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
工会和工人运动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质，它以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权益为全部目标。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过去的革命性的激进，到现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的演变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在这些抗争中，无数的工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流血抗争，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工人的起义等。正是工人的鲜血和抗争，唤醒了全社会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会阶层的钦佩，支援和同情。为数众多的记者，写作了大量关於工人的贫困生活和艰难抗争的报道，维克多ܦ雨果、埃米里ܪ左拉、狄更斯等最优秀的作家创作了关於工人等“弱势群体”生活为题材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
在社会各阶层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也频繁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并组织起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帮助工人组织起工会。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拉萨尔、考斯基、饶勒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则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生活日益贫困化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他们的研究首先改变了他们的生涯，使他们最终成为组织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反抗压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会改革的政治家，同时，也唤醒和系统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唤醒了全社会，包括各种派别的政治人物严肃地面对社会不公正、贫困问题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法国和德国，在工会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过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派别不同的工人组织已经很多了。1864年，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组织代表甚至在英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备大会，并成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在各国已有的众多工人组织中，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组织的工人组织只是众多派别中，人数和影响力较小的一个派别，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马克思。这种历史事实是和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宣传完全不同的。
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
这一切，形成了超过工人阶级力量本身的强大压力，逼迫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机构向工人阶级让步，重新考虑社会力量的新的平衡，并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调整上反应这种平衡，以避免被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所推翻的命运。这就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本国的劳资冲突日益中立化的过程，推动了这些国家在治理、防止社会冲突的理性化的过程。面对工人的抗争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逐渐放弃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压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诉求，先后制定并通过了自由、独立工会合法化、限定工时、禁止童工、保护女工，以至设立雇员、老板和政府三方协商委员会等重要法律，政府也开始以调停人的仲介角色，参与和组织和平处理劳资纠纷的劳资双方的谈判，并最终将这种谈判形成了为法律规定的制度。
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支援和同情，有利於制定工人权益的相关法律，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逐渐中立化，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层，即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对工人的诉求作出让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不得不遵守关於劳工权益的法律规定。这样，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准和工作条件，随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劳工阶层生活水准，购买力的提高又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社会冲突便得到缓和。
我们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和所享受的权利，很羡慕西方的企业、公司老板对雇员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为那是西方工业、科技和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以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优越的表现。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实，在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阶层的生活却始终得不到改善，甚至越来越差。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拿走了。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应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抗争，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国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一到我们中国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资建厂，就突然变脸了，一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在那么多外资、合资企业里，工人的劳动条件那么恶劣，工伤事故那么高，劳动时间那么长而工资又是如此低下？在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又表现在哪里？这里的全部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公司的老板在其本国文明善良，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在社会利益冲突的各方中较为中立的国家机器，有法制，有社会舆论，尤其是有独立工会的压力和监督，有法律保护下的工人抗争的威慑。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国与其在外国的这种行为差别告诉我们，没有工人的独立抗争，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动“变好”的。如果说，有不少的老板、资本家在此时此地对雇员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争历史造就的，是工人自己争取回来的。
西方国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对工人阶级抗争的让步和处理社会冲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争的结果，也是工人抗争运动越来越温和，越来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难理解，如果这些政府象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政府，及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坚持对工人的抗争进行压制，其结果，当然就会是工人运动越来越激进化，越来越将指向资本家的矛头转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运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机器逐渐地接受了工人抗争的基本要求，并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在不拒绝和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话的同时，以中立的角色促进劳资对话，这就使工人们觉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他们的这些表达是能够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馈的，他们在现有的体制内，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的抗争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这样，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就能将谈判取代暴力，将自己斗争的目标确定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上，确定在施加压力上，以使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能在议会通过，使政府能采取较为公正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会制度。工人运动中那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主义派别，他们主要是各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完全边缘化了。
国家中立化过程的争论
西方国家政府和其国家机器在这种中立化的转变过程中，在它们的政治家之间，在要不要通过立法，使独立的工会合法化，国家要不要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等方面，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忧虑，与我们中国今天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一样。法国议会在1884年通过工会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对这个立法，他们担心工会一旦合法化了，就会发展壮大，就会天天有游行罢工，以至於国家无法控制，造成社会动乱，并会迫使资本家作出过多的让步，使法国的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上升，会在和德国、英国的企业竞争中关门破产。
另外一些代表劳工利益，熟悉、关注劳工生活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议员，包括一些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则在辩论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和暴力，避免使工人运动激进化，就必须使工人有独立的合法组织。因为，工人的组织合法化了，就意味著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认，它与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敌对状况就会改变和消除，工人就会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合法途径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会在发动罢工、游行等行动时时，就会有合法的工人领袖，将行动的目的、地点、方式等提前通知资方和政府，资方和政府就可以提前作出反应和准备，工人运动就不再是突发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预计和可以治理的社会事务。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会小得多。同时，合法化会使工人的组织和其领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这就使劳资冲突发生时，政府和资方知道可以找谁谈判。而工人领袖一旦能和资方与政府的代表谈判，他们的态度一般就会温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采取社会成本和道义成本极高的镇压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
至於说对工人的让步会使企业成本和产品价格升高，在当时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知识界、政界和工会的积极份子，都多少知道一些已日益流行的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关於剩余价值及价格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出，商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资、成本及利润这三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及成本的升高并不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升高，而只可能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的改善，会使财富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上更为公平，而可以不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赞成、推动独立工会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动机并不真正是要保护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运动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宣传和教科书中，有很多对这些“改良主义”的批判。说，他们鼓吹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只是为了收买工人，其实，他们在根本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此，我们要说，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们的动机，而是他们在事实上为工人的权益挣到了什么；重要的不是看资产阶级在独立工会合法化中得到了什么，而是看工人，看我们所有的劳工得到了什么。我们工人，劳工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的基本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和保证，别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又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却又嫉妒人家也过得好，这不是小家子气么？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别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记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崇尚那首先毁灭别人，然后是自己毁灭的“革命”？我们工人和劳工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别人，即使是资产阶级也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劳工的权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机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们利用的“革命成功”。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让历史帮助我们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误区，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西方各国，是工人自己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益并迫使国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权益和国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争始终是坚决而又是理性的。这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的劳工、资方、国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总体说来的良性互动取代了过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阶级对抗。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抗争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们最后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结束的。这些国家仍保持著基本的稳定。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如“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实现？不但这些预言没有实现，而且在我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给取代了。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能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抗争，使他们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迫使他们的国家政权在阶级的利益冲突中中立化，从而迫使资本家对工人让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的稳定和提高。这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至今没有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独立工会和独立工会运动，改变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变拯救了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包括资本家本身。
关於工人阶级抗争的这种成果，西方国家机器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的这种重要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没有预见到。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上，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最了解，最同情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冲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其他的著作中，说西方国家政府等国家机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这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们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没能预见到，或者说，在当时和其他的思想家论战时，这两人不愿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器，在工人的抗争和全社会的压力下，其性质能发生演变，可以成为中立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停人。这样，工人阶级可以不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挣到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更没有预见到，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被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推翻后，工人阶级又重新丧失了自己的权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居然会成为镇压工人运动，频繁地将工人代表送进监狱的执政党!
以为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的“代表”掌握了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就及其他劳动者可以一劳永逸地免遭剥削和压迫，这是马克思和许多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和空想。关於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及其解体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独立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工从来就没有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工人阶级的“代表”一旦掌权，就只顾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抛到了脑后，甚至将帮助他掌权的工人阶级当作敌对势力。事实证明，只是制度和权力变更的革命，不能带来劳工权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免遭压迫的“大同”境界，只是一个幻想。
关於毛泽东
关於这一点，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对“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对官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腐败及对工人的压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没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萎缩和虚伪，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批评很坦率，也很有气魄，居然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与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还号召要“继续革命”。他的这些话，连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们，在今天，也被吓得心惊肉跳。而且，他是说得出来，也做得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发动、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阶层的群众，在他的绝对领导下，几乎一度砸碎了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他指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一度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有工人群众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能容忍独立於政府、独立於共产党、独立於他个人的绝对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是维护和巩固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工人运动和工人代表一旦有可能背离党的领导，有可能影响他的权威，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政治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夺权”，有时反抗官僚主义的领导，替劳工或下层人物说话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除了极少数被融入了官僚体系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很快被赶出了“革命委员会”等权力机构，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监狱里渡过了几年、十几年的时光。他们的最后的下场都非常悲惨。
在中国的今天，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1965年、66年更糟糕。人们对毛泽东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对他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热情和信任，认为这是他和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当时的社会，包括工人、农民，都有一种普遍的怀念“文化大革命”前的情结。所以，在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在此之后，中国政府推行了完全将工人作为牺牲品，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劳工却对此一度浑然不觉，反而报以期望，应该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实在是太失望、太厌烦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度失望，将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推到了现在这悲惨的境地。
走出马克思和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深远和无所不在的影响，所以，对我们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及关注劳工命运的知识分子说，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一方面，对马克思，我们要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深刻的分析所带来的深远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号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和错事，就完全怪罪马克思，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过时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条作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要走出马克思。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严，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中国独立工会运动要从中国的实际和保护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工人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独立工会就是独立工会，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工会”。
在中国的今天，平静地对待毛泽东，完整地回忆、理解毛泽东时代，对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对我们要发起的独立工会运动，特别重要。我们知道，随著贫富悬殊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加大和腐败现象的加深、扩大，随著失业的日益严重，教育、医疗日益商业化，其费用日益昂贵，在社会上，包括在我们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中，对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十分普遍。现实的痛苦正在我们的下意识中改造我们的记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过去的痛苦，记住、然后不断地回味著过去的、我们青年时代的快乐。一些人在批评现实的社会现象，在探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时，还提出了回到毛泽东“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的主张。
应该说，如果我们放弃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并站在劳工的立场上看过去，就不难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义的东西。如对城市职工的职业保障，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医疗、退休保障，免费教育，还有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提倡，主张将罢工等权利写入宪法等。在农村，推广“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民办教师和村办学校等，都是对工人、农民十分重要的，符合中国国情，在今天也应该保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也不是如现在很多人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它多少是对那些官僚的一个威慑，使他们在腐败时不致於这么不知收敛。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理想化。比如说，失业问题当时就很严重，只不过，它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给掩盖了；至於“群众造反”，因为群众组织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更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由於官僚的“秋后算帐”的反威慑，已经没有什么人会“造反”了。在今天，我们尤其不能让这种对过去的理想化，将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再次引入“毛泽东思想”的死路。是的，我们曾经有过职业保障、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但，为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层一改变，它一下就没有了？我们还能将期望完全寄托在“领袖”身上吗？这里的关键在工人和劳动群众一定要有独立於党和政府的组织，要有这种组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这正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给我们工人和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宝贵的根本。所以，中国劳动者不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而是要走出毛泽东，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创造掌握自我命运的新的历史。
当然，这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整体来说。至於作为一个个体的工会成员，他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么民主党、自由党党员，更可以是没有什么固定信仰的无党派人士。他除了是工会积极分子外，还可以在工会以外扮演其他的社会角色。工会只有独立於政治党派和任何意识形态，才能将尽可能多的人团结起来，它的力量才会大。
西方国家工会运动告诉我们了什么？
上述对西方国家的工会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演变的议论分析，是很简单的，而且，主要谈的是积极的方面。实际上，在这些国家，贫困和不公正的现象，工人的权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见的。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国家机器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对的，主要是相对他们一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过去而言。我们不能将这些国家的状况过於理想化。也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各工薪阶层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主要谈这些国家的积极方面，是著眼於中国，著眼於中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是希望中国人能从中学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中国工人来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说明了，没有工人的持续的团结和抗争，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经济再怎么繁荣，工人什么也不会得到，得到的东西，也会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丢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争和独立组织的存在，不但为工人自己挣得了权利，而且，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现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并改造了，和仍在继续改造资本家阶层，使这个阶层的人学会了，或正在学会该怎么走出强者吃掉弱者的“热带丛林”，该怎样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只做一个丛林里的动物；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平衡的发展，国民财富较为合理的再分配，并最终在根本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看到工人运动的这种伟大的历史作用，就会在抗争中充满信心和自豪，并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说工人的抗争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责。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从西方国家上述的历史中看到工人阶级抗争和独立工会伟大的历史作用，也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没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这些作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饶勒斯等知识分子的介入，没有各种教会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争的道路会更曲折，牺牲会更大，走向成熟会更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认识到工人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会使关注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必需的角度，从自己的存在和寻求生命的意义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为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去关注工人及其他劳工的生活，去介入他们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人运动需要知识分子，同时，工人运动也象创造了历史一样，创造了知识分子，创造了知识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会的、历史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工业和工业基地正在或已经解体，大量的国营企业在倒闭，大量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时，大量的农民已经或正在加入工业和新型产业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劳工阶层。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产业的分散而彼此分离，又因彼此来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竞争而分裂。中国劳工同时承受著政府和制度的压迫，老板的剥削、压制和自身的竞争、分裂这三重痛苦，他们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识阶层的帮助、鼓励和支援。而与此同时，曾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地位、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等，已经是越来越没有了市场。这个阶层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中国工人的抗争受到压制，工人代表被送进监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惧之中。他们要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阶层的呼应，他们需要中国的劳工!
而对中国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可以吸取的经验同样的重要。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抗争最终能以理性的回应，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律的手段，实现了国家机器和行政机关在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这是劳资及国家三方能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对劳工的抗争始终采取敌对、压制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工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同时，其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全面崩溃。沙皇时期的俄国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告诉我们，镇压，尤其是对劳工抗争的镇压，只会积累矛盾，在一时的平静中增加冲突爆发的能量和拖延冲突爆发的时间，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整体稳定。
面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腐败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面对日益普遍的劳工抗争等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应该是很清楚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贫困现象和劳工没有权利保障的问题，绝不只是劳工和贫困人口的问题，它是一面镜子，表现并记录著政府和其各级领导是否具有治理社会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并记录著这个政府，这些人基本的职业道德及其为人，他们逃避历史的萎缩、胆小、残酷或缺乏面对并创造历史的勇气、担当、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