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
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
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
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
href=#22b> (22)。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
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
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
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
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
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增加。为什麽我
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
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
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不公平
增长"(unequal growth)。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
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
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
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份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
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
，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
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
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
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
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
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
正确的证据。为什麽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
教授丹尼．罗得瑞克（Dani Rodrik）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
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在社会冲突□冲突管理机构）
该公式表明：（1）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
退均属於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潜在地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麽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
（3）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
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麽，一旦遇到经济动荡和外部冲
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止、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
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垮台了，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下降了20%以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
，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
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干
预，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或者类似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
，中国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
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
将引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
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
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
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摘自多维新闻网
2002-08-07至2002-08-12
注释：
22 乔健："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6页。（返回原文）
23 引自《中国财经报》，2002年2月9日。（返回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