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平
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著更强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著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份基本是处於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份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份几乎是处於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问：断裂的含义实际上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孙：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我们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量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之於我国社会结构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於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份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的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著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份，能够出售的部份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於收入的微薄，对於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著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於想象，於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著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浪漫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基础。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尽管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於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於绝大部份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份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於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於他们的时代。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份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份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於不同的时代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於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使得我们对於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著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於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於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地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份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八､社会生活“西西里化”与新的秩序
问：对於这种断裂的结构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是将其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现象，还是看作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稳定结构？
孙：应当看作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稳定的结构。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现象，都开始不断地定型化。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90年代中期以来那些趋势的推动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断裂。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破碎的部份。没有办法把它们连成一体了。这已经超出了社会学传统上所讲的分化与整合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又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是一种新的秩序。不过这种新的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组合的基础上的。
这首先要从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说起。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对信任结构的这种破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从人们对“杀熟”的讨论就可以看得出来。“杀熟”现象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最核心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破坏殆尽。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本来就是围绕“熟人”建立起来的。相对於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信任结构。但在“杀熟”的过程中，恰恰是将这种最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信任结构，给摧毁掉了。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於是，人们就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信任。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信力的被破坏。社会的信任结构实际上包含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因此，要说明目前我们社会生活中已经引起人们关注和不安的信任缺失和信任危机的问题，仅仅看到个人层面的信任缺失是远远不够的。系统信任实际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社会秩序的力量和有效性，也无疑以人们对它的信任为基础。比如，我们相信社会中的货币系统，可以按照货币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相信传媒上的消息，至少是有分析性地相信，并将其作为我们知识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我们选择和行动的依据；我们相信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决定多穿一点还是少穿一点；我们信任政府，根据政府的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相信警察，知道他们会保证公民的安全，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是公正的。其实，就是许多个人性的信任，也离不开系统信任这个基本的背景。比如，在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小贩？是凭一种对市场秩序的信任。系统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信力。如果这个公信力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处於混乱的状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说的这些信任都不存在了，社会生活中还会有秩序吗？正常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进行吗？
问：这种信任危机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
孙：当时，也有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杀熟”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从而妨碍了更大范围的信任结构的形成；“杀熟”意味著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破坏，在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破坏之后社会会处於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规则，可能会有利於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以小圈子为基础形成的信任结构，确实会对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形成起妨碍的作用。如果对比一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信任结构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被破坏之后，既可能会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也可能是什么样的信任结构也形成不了，而是处於一种没有规则､没有信任､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据报导，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刘涌，便开始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用打砸砍杀种种卑劣的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进行检查，因发现该店经营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引起刘涌的不满，便遭到追杀。原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监督管理科科长这样回忆当时的现场：“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著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在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以刘涌的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伙人也加入到犯罪团伙的行列。我们知道，在案发之前，刘涌在沈阳市是一个有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是有名的企业家､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
其实，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比如，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天通苑”､“银枫家园”､“鹏润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的现象。如在扫黑中被打掉的“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公司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份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自成立以来，这个“拆迁公司”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余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於政府。类似的其实远不是只存在於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的行业中。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存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消失与“黑手党”的关系，指出在信任结构消失之后会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的结构。从上述所列举的现象中，我们再次地看到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还有一种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形成的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是垄断。当前我国存在的垄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并不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在这些不同的垄断形式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行政性垄断和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业垄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特别是由於90年代之后出现的资源重新积聚的现象，寡头垄断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寡头垄断表现出的以强凌弱虽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的，但却同样的蛮横和无理。在叶立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寡头，他们控制了相当一部份金融甚至媒体，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教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份。其中的一些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才刚刚抬头，但需要我们早有警觉。
问：你是说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在形成一种新的秩序？
对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著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於人们缺少理性吗？学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徵：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於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贫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仇恨，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间制造仇恨。在这个期间，存在著一种对信任结构的故意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掠夺著属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掠夺著属国的“美德”。然而，这种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精致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对於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来说，他既要“瓦解一个社会的信任”（这有利於他的统治），但同时又要“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这是统治的基础）。按照多利亚的分析，其具体的做法包括，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族的信任不再是社会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同时，这“也非常有助於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取代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习俗的变异’成功地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正如帕格顿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而帕格顿更对西班牙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於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於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著交易的不可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摘自士柏咨询网
200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