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评论
今年五月，经24个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欧盟第一次正式邀请“中国劳工通讯”作为非政府组织成员，和总部设在美国、在布鲁舍尔设有办事处的“中国人权”一起，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的专家研讨会。5月10日，在中欧各国学者专家和政府代表出席的开幕仪式上，中国政府的代表在抗议上述两个组织的出席无效之后，命令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退出会场。这样，“中-欧人权对话”的专家研讨会被取消。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人权对话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在欧盟的某一成员国，另一次是在北京。今年的对话主题是劳工的权利和司法公正。“中国劳工通讯”派出的代表是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学者，中国劳工通讯的教育和理论部主任蔡崇国。在会议召开的十多天前，欧盟向中国政府正式通报了它对“中国劳工通讯”的邀请，并至少两次发出了有“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发言的会议日程。为了最后保证会议的进行，欧盟驻北京的代表和中国外交部为此进行了特别交涉，中国有关当局在对此表达了不满后，仍无条件地派出了代表团。然而，在5月10日会议开始以后，中国政府的代表以“它们是反政府组织”为藉口，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劳工通讯”和“中国人权”的代表退出。欧盟代表、来自德国外交部的会议主持人婉转而坚决地拒绝了中国官方代表这一要求。
众所周知，上百年来，在国际社会，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宪法和官方众多的媒体中，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政策，都被认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将批评政府，甚至将不可能证实的“推翻政府”之类的心理动机确定为“敌对行为”，早已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不能接受的专横。“中国劳工通讯”没有义务向任何政治势力作自己的“思想动机汇报”，它的历史和存在的现实效果是清晰的。“中国劳工通讯”自1994年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注册成立以来，与中国大陆的劳工、基层工会干部和法律工作者，与世界各国的工会和国际劳工组织一起，致力保护中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同时，对中国和国际劳工运动史及中国社会变化的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进年来，“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关於中国的童工现象、农民工的工作条件、煤矿事故及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报告，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为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在社会的日常生活里，在具体的劳资冲突中保护劳工的利益，“中国劳工通讯”和无数的中国工人、农民、教师及数十个非政府组织和律师事务所有长期和密切的合作，这些合作的过程和结果，在“中国劳工通讯”的中英文网站和电子报；在自由亚洲电台、英国的BBC电台、法国和德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以及国际和国内的互联网上，都有公开的、每周，有时是每天都有的持续报道。
这里，我们应该面对中国更为广阔的现实，来理解“中国劳工通讯”参加人权对话，特别关於是中国的劳工权利的对话的重要性。同过去比较，现届中国政府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劳工日益恶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关注，表现出其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焦虑。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建立和谐社会”执政目标，并先后发布了各种保护劳工基本权益的法规和政策。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大量的“群体事件”和工人的罢工、请愿等集体行动表明，社会的危机在加深。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在新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已形成并日趋尖锐的同时，政府的那些包括劳动监督在内的职能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正在或者已经变成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待遇的狭隘利益集团，它们腐化并和资方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面对资本的这种强势，中国的劳工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没有以劳工独立的组织为基础的、真正的劳资集体谈判的制度；没有劳工与政府之间的平等机制。面对单独的、分散的劳工，在地方和在企业内部，政府和资方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迫使其尊重和执行保护劳工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在这种社会力量对比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仅靠纸上的法律条文，仅靠几位中央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口号，仅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是无法化解劳资矛盾、平息群体事件的，维护社会稳定就只能依靠粗暴、有时甚至是流血的镇压。今年五月的中欧关於劳工权利的对话及欧盟对“中国劳工通讯”的邀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政府代表对此表示的拒绝，正显示其远离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一切独立的社会团体的恐惧，表现出它缺少基本的自信，表现出它仍然指望已腐化、主要是站在资方的利益一边的地方行政力量解决劳工权益和社会危机的幻想，表现出它仍然只将顺从自己的意愿的人看作是“人民”的霸道。
中国政府的代表指望以其退出对话会场的强势姿态，在国际社会打压“中国劳工通讯”。它无视了另外一个基本的现实，这就是，中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尽其可能的手段，打压中国劳工通讯已经十多年了。正是得益於这种打压，“中国劳工通讯”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在国际劳工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劳工通讯”的力量的来源不在中国国外，更不取决於中国政府的立场，它的生命力，它的力量的源泉在於它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在於它和中国劳工的血肉联系，在於拥有中国劳工大众的语言和情感，在於它有能力用这种语言和情感和自己独立的立场，及时报道、分析中国的劳资矛盾的真实和劳工的需求与痛苦。“中国劳工通讯”之所以提倡并参加与中国政府及其专家的对话，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改变观念，需要学会与独立的社会团体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是其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的需要，是其恢复其社会公信力、重建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尤其是，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首先是劳工阶层的迫切需要。面对强大的国际和国内的资本的力量，中国的工人农民只要像普通的人那样活下去，他们不愿、也不需要与政府对立，他们需要的是通过平等的谈判和对话，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艰难并帮助他们。
中国政府与欧盟的各种形式的人权对话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迅速扩大，劳工的生存状态急剧恶化并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与欧盟之间仍然只是进行著官方的、封闭式的人权对话，这种对话对中国的劳工状况的改善并无裨益，其存在的意义也受到国际舆论、非政府组织和各国工会的普遍的质疑。欧盟对“中国劳工通讯”和“中国人权”等非政府组织的邀请，不仅表现出其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对世界劳工问题的关注，也表现出其走出这种人权对话的困境的努力，并帮助中国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使其行为符合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早已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劳工阶层的利益需要，也是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行为。尽管这次学术研讨因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而流产，在会议开幕之前，“中国劳工通讯”的代表蔡崇国仍然与来自欧盟各国，特别是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为此，“中国劳工通讯”对欧盟的邀请表示感谢。
200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