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援，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资料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物件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元（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於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於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於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资料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元，国际关系领域6位元，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谘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国内专家：81人
国际专家：17人
专家专业领域：
经济：45人
社会：16人
环境国际关系：6人
公共政策：6人
其他：17人
专家工作性质
政府：23人
非政府：85人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谘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资料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於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著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谘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援与合作，主要是由於专家通讯位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於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援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谘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於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谘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谘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於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谘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於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於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a 。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现在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
专家们认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二）、危机和冲击对中国意味著什么？
这次与专家合作发生在SARS前后，危机和危机管理成为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为官方部门所接受。但是专家们对於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危机和冲击意味著动荡。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著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 “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危机意味著“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於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2、危机和冲击意味著遭受损害。“虽然我国有特殊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问题积累的严重，不可低估。浮夸、浮躁以及不真实越来越多”。“环境污染意味著许多人死於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著巨大的战略偏差，过於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於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
3、危机和冲击意味著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信心危机意味著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危机“意味著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微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著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著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4、危机和冲击意味著对抗，“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指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受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
5、危机和冲击意味著无力抵御风险，“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定为乘势实施其反华倒共之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6、危机和冲击意味著冲突，“在城市中由於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著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治理危机处理不好会转化为政治危机”。“危机将使发展进程暂时放缓”。“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徵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从社会尺度来说，危机的存在反映了社会整合的缺乏。对於社会危机的低估导致政府忽视对现存社会问题的审视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危机的无限恶化将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局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三）、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於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元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元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於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他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於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於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著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於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2010年前危机发生领域
我们请专家们列举中国2010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於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占总数的21.25%），“金融”（占总数的18.75%），“经济”（占总数的12.50%），“就业”（占总数的10.00%）。
对於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经济”（占总数的12.82%），“社会”（占总数的11.54%），“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97%），“金融”（占总数的8.97%），“环境”（占总数的8.97%），“三农问题”（占总数的7.69%），“就业”（占总数的7.69%）。
对於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12.16%），“环境”（占总数的12.16%），“公共安全（占总数的12.16%），“社会”（占总数的9.46%）。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信心危机”、“环境”、“三农问题”、“公共安全”等问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果将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对不同问题出现的总频次进行统计的话，则有如下结果：
从总体上看，按照出现频次，排在最前面的依次为：“社会”（占总数的14.22%），“经济”（占总数的11.21%），“金融”（占总数的11.21%），“环境”（占总数的8.62%），“信心危机”（占总数的8.19%），“就业”（占总数的6.90%），“公共安全”（占总数的6.03%），“政治”（占总数的5.60%），“三农问题”（占总数的5.17%），“外交或国防危机”（占总数的3.88%），“台湾”（占总数的3.88%）。
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其次为经济领域（35%），第三为政治领域（7.5%）。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爱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未完)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 丁元竹 教授
200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