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从安全帽上的遗言说起

2004年08月12日



湖南省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仓掘进时发生突水事故,16名矿工遇难。在矿工聂清文遗体边上,救护人员发现一顶安全帽上有用粉笔写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我欠娘200元(作者注:指人民币,下同),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

聂还在遗言中对他妻子说,要带好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这一临死交待,真实性不容怀疑。聂在绝望中,坦坦荡荡地将生前债务摆清楚,不想在身后给亲人和朋友留下纠纷和麻烦。一个矿工为什么在遗言中重点写了钱款的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这无疑与他们的贫穷有关。

在中国大陆,目前的采矿依然是原始而落后的方式,他们的生命面临的风险大,矿工是收入颇低的社会弱势群体。不过,一个矿工的遗言却留下了做人的尊严。

招摇的扶贫

从辽宁省传媒上读到一则新闻,庆祝七月一日中共建党纪念日期间,辽宁一个政法部门组织50多名中共党员,来到扶贫定点物件沈阳市一个乡的所在地,与乡村农民一起举行了“庆七一扶贫助学捐赠仪式”,现场捐赠扶贫助学款1.8万元人民币和一些学习用品。贫困学生在捐赠仪式上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不幸,表达对捐赠者的感激之情。

贫困学生确实需要经济上的援助,但他们更需要世人的理解和尊重。这笔赠款数额不大,每人平均就300元而已,虽然也是这50多人的心意,人们不会怀疑他们的爱心,但如此大张旗鼓地举办轰轰烈烈的仪式,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今天在中国大陆,常常看到和听到一些人扶贫帮困,真正目的不在於献爱心,而是利用善举作自我宣传,借捐赠行炒作之实,请来领导讲话,邀传媒采访报导。如此施舍式的“扶贫”,成了企业和富豪投资广告的新途径。

心理忍受能力

再贫困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尊严,都有心理承受力。

7月15日,北京40岁鲁英学,在家中自杀身亡。四年前,他开始依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过日子的。他刚刚借了钱,买了一辆汽车,从事个体运输,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新的开始。13日,他遇上车祸,警方怀疑他酒后驾驶。他坚持认为自己遭交通警察的刁难。目前,人们无法断定他遭到不公正对待是否属实,但从中引出的一个话题却不能不让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忍受能力。

前不久,湖南一位残疾人用以载客运营的三轮车被城市管理部门扣查。这三轮车虽是他生活的工具,但他却越想心里越不顺畅,於是,带著汽油,与主管城市管理的副区长同归於尽。

不说城市管理部门在扣押他三轮车的处罚上是否失误,一辆三轮车被扣,一般而言也是很寻常的事,但这位残疾人的心理承受力之低,促使他采取了令人们难以想像的极端方式。

尊重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问题和挫折,通常比一般人表现出更强烈的自卑感和更沉重的自尊心。生活给他们的打击,已经在心理上留下旁人难以感受的创伤,心理的承受力处在最低线,当再度面临突如其来的挫折,他们的精神往往就会崩溃。

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脆弱的心理承受力,给予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尊重。在当今社会,农民、民工、失业人士和上访者,都是弱势群体,人们对他们的酸甜苦辣和身受的社会歧视很少感受。

最近,江西省瑞金市大柏中心小学三年级二班举行了一个“谈谈我的理想”主题活动,有的学生说长大了要做科学家,有的说要做企业家,有的说要做宇航员,一个叫苏满满的学生说,长大了想当农民,种许许多多的粮食,养许许多多的牛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全班同学都笑他,从此还叫他“小农民”。校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人们往往将贫困和低地位的弱势群体视作没有出息,要理解他们的自尊和心理承受能力就更难。然而,这是不能不关注的社会问题。

作者 江迅

BBC 中国报导

200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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