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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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据说国企私有化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效率。作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秘诀”，这样的效率大部分来自於“对工人单位劳动时间作更少的工资给付”，降低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方面的成本，并尽可能地削减工人的福利支出。对於市场经济与个人的联系而言，确实是在购买力面前人人平等的，没有适当的货币收益，就不是合格的消费者。我们也许有必要考察一下：如果不合格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情况会怎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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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如果中国市场上大部分企业处在国家所有状态，工人是执行周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有一个企业能够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周六天十二小时，而工资给付水准相当的情况下，这个企业显然就具有了一项特别的成本优势：工资成本仅仅相当於多数企业的5/9。如果在工时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再去减少工人能够享受的福支出，比如去掉医疗和养老保险，没有子女教育和住房福利，那麽显然又增加一块可观的“效益”。把国企私有化，工人雇□化显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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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还有如果把工人买断，然后招收农民工，显然还可以具有更多地延长劳动时间的空间，农民工对於忍受高强度繁重劳动也优於城市工人，这样企业仅仅就在工资成本方面，又有了一大块利润空间。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关於沿海打工仔工作状况的报道那样，农民工能够忍受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条件都是很差的，那麽企业在在劳动条件和保护条件投资和运行费用上面，又可以节省一笔钱。我们的<<著着>>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大腕们，早就要取消城市工人的“特殊待遇”了，要他们与农民工自由而公平地进行竞争，以使得工资率达到均衡水准，为此他们曾经在天则所主持下做过一次座谈，要在“迁徙自由”这样一个“相当正面”的概念下，实现这一目标，一举把城市工人都赶进“不会给政府丢脸”的贫民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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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还有，工人对於原有的工作条件和福利的失落，可能具有深刻的对比记忆，甚至有可能引致反抗或者产生有组织的抗争意识，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风险。作为企业经营者，在降低成本同时也还是要考虑降低风险的，而且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与概率相乘的乘积所表示的成本。减少抗争并降低风险的选择是：多招农民工并尽可能减少城市工人在工厂的比例。这一选择在降低企业的风险和工资成本上都是最优选择。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将要求国家拿出更多的资金用於济贫，而有限的财政资源将更加穷於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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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我们知道，如果在其他企业都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情况下，一个企业这麽做，那麽很显然在市场竞争上它就具有了相应的成本优势，具有更多的可能胜出的机会，企业的效率将能够得到部分的体现。这大概就是乡镇企业和沿海<<三叁>>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节节胜利，顺利蚕食国企市场份额的部分原因。然而如果所以企业或者多数企业都这麽做的时候，这个优势成为大家共同的生产条件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优势了。今天国企私有化的迅猛步伐，将是一个消灭工资成本差距，实现企业竞争成本一致化的过程，所有企业都做同样的选择时，这样的过程究竟是带来整体性的价格下跌，还是表现为能够继续为企业增加效益呢？这个恐怕值得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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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与这个工资成本一致化的过程相联系，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份额的巨大变化过程，在企业□产值中间，由於国企工资和福利待遇迅速向农民工看齐，分配给劳动者的份额会迅速地缩小，市场上低档产品的合格消费者群体趋於萎缩。对於中国特定的产品结构而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由於高收入群体手上掌握的购买力份额急剧上升，他们将不满足於国货的档次，更加倾向於“舶来品”消费，这将在另外一方面加剧国内的有效需求萎缩。甚至富人们的子女教育，也不在乎国外“低质高价”生活费用的限制，而倾向於在国外完成。也许今天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去面对这样一个担心：在中国会不会人为地制造出一场西方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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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同时由於职工医疗福利的削减，工资水准的下降，人们将不得不更多地选择忍受病痛的折磨以缩减这一方面的开支，中国并不丰富的医疗资源，相对於日益萎缩的消费能力将越来越严重过剩。这样医疗产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对患者的索取程度会越发加重，高额医疗费用会越发难以忍受。在改革前中国医疗产业GDP是300亿元，跨世纪时代的数据已经高达7000亿元了，估计中国医疗产业的GNP将继续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将会有更多的国人不得不选择忍受更多的病痛折磨，甚至许多人将因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而早夭。不过对於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来说，这也许不算是一件坏事，他们早就说过中国就是人太多了，最好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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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二○○<<三叁>>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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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猫眼看人
团结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