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基层统计工作

作者：明明如月 “正如太空中的人造卫星能够探测地球各大洲的天气一样，GDP能够给你一幅关於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画。这就使得总统、国会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搞清楚：经济是过冷还是过热，是需要刺激一下还是需要紧缩一点，是否有衰退或者通货膨胀的威胁。”“如果没有诸如GDP这些核算经济总量的指标的话，政策制定者们只能在杂乱无序的数据海洋中飘泊。GDP及其相关数据资料就像灯塔一样帮助政策制定者们把经济驶向关键的目标。” ---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里所指的农村基层统计工作，主要是指镇、村两级的统计工作，由於镇级的统计工作与县级的统计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包括县级的统计工作。在我看来，当前农村基层统计工作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统计工作经受著各方面的干预和干扰，部分统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统计数据品质受到严重的影响，数据普遍失实和弄虚作假等等。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公众和政府的投资决策，因此，必须提高对基层统计工作的认识，切实改进农村基层统计工作。 *质疑某镇的工业统计工作* 某镇1993~2003年十年工业产值数据（单位：万元）：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年 计划 9650 15664 29600 36320 43000 52000 60000 70800 77000 53000 70000（现价） 实绩 10445 21015 28600 36440 43050 52000 60000 70800 45500 53000 上面的数据，都是来自政府的有关文件。 对数据的解读。1994年比1993年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百以上；从1993年至2001年，工业经济似乎处於高速增长阶段，计划数和实绩数都以每年15~20%的速度递增，1997~2000年的实绩数与计划数则基本都相等；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是2001年和2002年的数据：2001年只“完成”年计划的60%，完成实绩只相当於1997年的水准，而2002年的经济目标仅相当於1998年的水准，但又正在以16%以上的速度递增，2003年计划数字与2002年的实绩相比，递增竟达30％。 上述统计数字，有何可疑之处呢？它们真是对工业经济的真实反映吗？ 2000年以前，“经济”处於高速增长阶段，一般在15-20%之间，甚至达100%！；而至2001年，上级来了个调整，数字突然下降，一下子倒退了几年。（这次调整，包括全县各镇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有各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上述数据，只是就便选取，其他各镇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不同程度调整。如果不是因为调整，就没有这个“波动”了。）据某位领导的讲话稿中所说，是：“我县2001年的经济工作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则语焉不详。 1993年至1995年，工业经济真的有此飞速的发展吗？2001年的经济工作也许有困难，但会否导致退至1997的水准呢？这是上述统计数字无法解释的。如果这个数字的调整符合实际的话，那么说明以往的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同时说明以往的统计工作存在较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关的工作并没有进行，统计工作的状况依然如故，新一轮数字的增长，又重新开始了，几年之后，又将下调么？这真有点像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了！ 在计划经济初期，政府的统计数字是相当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精确的，按计划生产，生产多少报多少，这是计划经济曾经的长处；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能不能计划多少生产多少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高明的经济预测，也不能制订出如此准确的经济计划。这只能说明，数字的变化，根本上与真正的工业经济毫无关系！ 这就是农村基层统计的一个代表。这个样本，已足可充分地暴露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统计工作的落后、无能与腐败！ *社会曾有统计法？* 以中国历来的国情，领导者常可超越於法律与制度之外，所以，真正对统计数字的品质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领导者们，对於统计数字的普遍失实，领导者负有直接的责任。以下例子足可说明领导者之藐视统计法。 第一个方面，耕地的问题。减少的耕地，没有国土部门批准的，就不会在政府统计报表上反映出来。没有批文，当然仍认作耕地，“种植”作物。这只能是有关领导的权力能做的事，统计人员，只能是按照指示办事。对於私放私卖土地的问题，各级国土部门与 有关领导，不可能完全不知，大概也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样子。他们“理解”基层的难处，不卖土地，哪里找办公经费？干部的日子怎么过？总之，就是这些减少的土地，瞒著不报，而在耕地面积上，就成了虚报。这是个关系到大量其他数据失真的基础数据。耕地减少了，作物种植当然也减少了，作物的产量当然也减少了，有关的农业产值，当然也减少了，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造成政府公布的农业增加值、农业产值、粮食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数据的失真，这当然也是一个弄虚作假的问题，这些数字含有多少水分，没有人能说清楚。96年农业普查的时候，统计局与国土局的耕地面积相差好几万亩，国土局竟然要求统计局核实耕地面积，遭到拒绝。但其实，统计局的数字，又何尝谈得上准确呢？ 第二个方面，计划代实绩的问题。名义上，各级政府都制订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实际上，上级政府基本上没有直接实现经济计划的能力。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是这样：省的计划分解下达给各市，各市的计划分解下达给各县，各县的计划分解下达给各镇，各镇的计划分解下达至村一级，有的地方，还把计划分解下达至村以下的自然村或组（片）。省的计划完成得怎么样，要看各市的汇总，市的计划完成得怎么样，要看县的，依此类推。然而这些个计划如何完成呢？省的要看市的，市的要看县的，依此类推，最终要看村的。计划是从上到下，逐级下达；而实绩则是从下而上，逐级汇总。 计划的完成，主要依赖考核制度。制定奖惩，签订责任书，上级考核下级。这可算就是上级的高明之处了！镇的计划怎么完成呢？有哪个村没有完成计划，批评你，扣你的分，减你的奖金，不用说，自然是按计划报完成任务了。道理很简单：数字是“报”出来的，谁愿意吃眼前亏？对於上报的数字，根本没有审核的必要。镇一级巴不得村一级报完成，县一级何尝又不是巴不得镇一级完成？！所谓加强上报数字的审核，从来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从统计制度上，已提出逐步取消全面报表制度，这种形式化的“政绩”考核的措施，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 第三个方面，一个谎言要用一百个谎言掩盖；一个假数字，也需要一百个假数字掩盖。真实准确的统计数字，必能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各项统计数据，也必形成一定的规律性和逻辑性。而失实的和虚假的数字，也要制造自己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然而最终却是一定要败露。 以往弄虚作假的行为，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就是在各种普查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如实普查吧，以往虚报瞒报的问题将暴露出来；不使暴露出来吧，就必须把那些虚假数字分摊下去，以证明以往的统计数字是准确可信的，而这样做，普查就变质了！然而最终仍是采取了后者。如在工业普查的时候，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只是把年报的各项数据分摊到企业中去。因为事实上，政府所实现的工业产值，从来就没有与企业挂上沟，那么普查的时候，又如何能挂上沟呢？本来普查就是为了全面摸清家底，但是如果查出一个空壳的家底，如何解释平时上报的成绩呢？在农业普查的时候，则是把年报耕地面积分摊到人头去，这样的普查岂不是变了质？在人口普查的时候，由於本地已通过了“普九”验收，就必须确保普查结果的文盲率合格等。 *统计技术的问题。* 统计数字何以能如此轻易造假，其实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那就是统计操作技术的僵化落后。有关人员在造假数字的时候，并非都是肆无忌惮的，一个事实就是，有许多统计数字，即使想搞准确，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莫须有”，给弄虚作假与马虎应付提供了可乘之机。因为统计工作本身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有的数字是无法搞准确的。对於这样的数字失实，通常只能认为是“统计误差”，而误差是允许的，不能怪任何人。这是事实，当然也成了另外一个藉口，并且是最堂皇，最有理的藉口。有的人何以敢於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有人指责政府的统计数字失真，便辩解说统计数字没有绝对准确，外国的统计数字都有不准确的，中国也不例外，这样，统计数字失真，便成为正常的现象了。 如果按照统计的要求操作，又如何呢？请看下面的公式： 按“产品法”的农业总产值计算公式： 农业总产值＝ÿÿ(农产品当年实际总产量×该种农产品的价格) 按“工厂法”的工业总产值计算公式： 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ÿÿ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从以上的公式可见，不管是计算农业总产值还是计算工业总产值，都涉及非常繁复的统计工作过程。社会有千百种农产品，有千百万个工业企业，必须把所有这些农产品产值、这些企业产值汇总起来，才能计算出社会的工农业总产值。 要计算一种农产品的产值，就要知道其产量和价格，要知道产量，就要知道其种植面积。农作物中的水稻、甘薯、大豆、花生、蔬菜等，就涉及种植面积；牧业中有各种家禽家畜，渔业中有各种鱼类，要统计出所有这些产品的产量，也关系到一定的养殖面积；这些都是非常琐碎艰苦的工作。但不管有多艰苦，只要有足够的重视，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最初的、原本真正的统计工作，都是这样做的，一点都马虎不得。 *原因* 第一，包产到户后，一个村的统计员，基本没有能力和精力去从事这样繁琐的统计工作； 第二，耕地面积一出现虚报但这样的统计工作，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本上就无法进行了。这有两方面现象和为著完成上级下达的农业增产增收发展计划，再拘泥於面积与产量，已失去意义。如大部分村镇，冬种已经很少，然而上级依然下达冬种计划，各村镇竟然也按照计划报春收实绩，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完成”全年的农业产值。再如现在，家禽家畜已少人饲养，但为著“完成”农业产值，许多村镇，全然不顾实际，照搬往年数字，马虎应付年终的年报统计。 再说工业总产值的计算，严格按照统计的操作要求，全市全镇以至一个村的工业总产值，每一个数字都应该来之於工业企业的会计帐，是由一个个的工业企业的产值，构成了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市、省、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这才可称之为统计，这才是真正的统计。但是，政府的工业统计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镇报市的工业产值，只是一个总数，这个总数那ù堥荂A当然是依照上级的计划而来，没有这些计划，倒是真不知要报多少呢。於是，月报则把全年任务除以12，季报则把全年任务除以4，年过半则任务完成过半。前二年，开始采用规模以上企业直报，规模以下企业则采用抽样方法，但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实行不了，规模以上企业仍是由镇代报，这当然是应付上级催报而为。 上级部门与领导，并非不了解这些情况，所有关於工农业产值的官方统计数字，都是失真的，然而多年以来，这些数字都俨然出现在各级政府和领导人的工作报告的开头，作为政绩，公诸於世，不知有多少投资决策，政府的、公众、私人的投资决策，采用了这些统计数字作为依据，而后产生了何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6年我市开始试行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专门成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小组，镇设立了由多个有关部门组成的核算办公室，但这个临时机构早就随著有关人员的变动而消失了，这几年名义上仍有核算，但实际上是依据计划，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而已。为什么会如此呢？ 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农业增加值就是现价农业总产值乘以55％左右的增加值率，或者把现价农业总产值作为总产出，扣除中间消耗后，即为农业增加值。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就是工业增加值加上建筑业增加值。但是，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建筑业等的数字，都是照搬有关年报数字，并未经任何审核。第三产业的四个层次：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技术水准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都没有现成可供利用的数字，以目前的条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统计，只能靠估算、推算，误差当然相当大，大部分的数字，简直就是胡馅。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是“核无可核，算无可算”，完全是一笔糊涂帐。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就把头年的试算的数据作为基数，依据上级下达的计划，进行比例分摊。 从以上可见，要取得一个可用的统计数据，从技术上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财力物力人力不足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有高品质的统计数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先进的统计技术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统计人员哪里去？* 真实是统计表的生命，是统计的价值所在。当统计数字普遍失实与弄虚作假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官僚主义者制造政绩的工具，这时候，统计人员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当然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首先，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统计传统和统计环境，并且还要削弱他，深恐太强的统计能力暴露了问题；其次，人们的统计意识普遍淡薄，普遍存在偏见；再次，企事业单位普遍没有依法进行统计单位登记、没有依法设置统计负责人和统计员、没有依法自觉向政府 统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的习惯，政府至今基本上也未有行动促进这些制度的实现；再其次，基层政府的统计人员，主要是镇村两级的统计员，政治待遇、地位、人员素质等都比较低，在统计技术投入上，也远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所谓统计基础工作薄弱，其实指的正是这样的现状。这样的统计状况，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呢？很难！很难！ *我对统计造假文化的一点认识。* 统计数字就如纸币，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却有著与现实事物相同的价值。数字的失实也许是因为统计条件的限制，而需要弄虚作假的统计数字，则必定与利益相关。从国家管理的需要，当然是希望能掌握全面真实的情况，但是，不同的利益团体或分子，总是要铤而走险，破坏政府的制度，从某方面讲，存在这种现象似也属必然，它们或将为此而付出代价。但令人奇怪的是，有时候，政府本身也会弄虚作假，有时是为了宣传舆论的需要；有时是为了安定人心，人民群众也喜欢“报喜”；有时似乎是为了向国际负责，为了国际形象；最不应该的，则是领导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犯主观专断的错误，造假数字，自欺欺人。据说前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其实都是史达林为打击敌手而撒了国际大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计划经济走来，是脱胎於计划经济，也是脱胎於封建专制的人治社会，也有这样的毛病，一切名之为“政治的需要”的，其实都是领导者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至今留下许多笑话。计划一年实现钢产量翻一番，计划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虚报一时成为时尚。今日与当时的统计制度，并没有两样。大的政治环境当然是不同了，但在基层，统 计的政治环境，却并没有变。 没有独立强大的统计工作，各级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真实可信么？基层的统计工作如此，高层的统计工作会好到哪里去呢？我国的各个“五年计划”，是不是真的如期实现呢？我国的人口计划，是2000年控制在13亿，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刚好 是13亿，是否也是一个国际谎言呢？ 合理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能使人各安其分，人们想干坏事也很难找到机会；而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有操守的人也会钻法律的空子、铤而走险、投机取巧，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在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体制与制度是否出了问题，并且最终通过体制与制度的改进而大大的减少了类似事件的发生。所谓加强政府建设，不外就是完善和加强各种体制和制度建设。我以为社会经济统计数字失实与弄虚作假的问题，就是属於这样的问题。大量统计数据的失实，表面看来是领导者与有关人员的不负责任所造成，而实质上他们不过是充当历史中一个不自觉的角色，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对於领导者来说，他们更迫切地需要真实高品质的统计数据，以利管理和决策，但是，牺牲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常常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减少更少的损失或避免更大的不便，这就是一种选择，所谓利益最大化和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从更大的方面和长远来看，利与弊的对比可能是加倍相反的，因此政府要反对和制止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在现实中，作为公务人员（领导者或是一般人员，他们也是经济人），他们恰恰往往只关心目前的和短期的利益，在他们的权力可以轻松的左右统计数字并且不会受到直接惩罚的情况下，牺牲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就是必然的选择。统计工作所以至今如此薄弱落后，深层的原因应该就在这里。 *社会的代价* 落后的统计工作，已使社会和政府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的地方，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加重了农民负担，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的地方虚报工业产值，最终抖出了一个空壳的家底，误导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丧失了发展机遇；为了政绩，硬压指标的行为，最终破坏了统计工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以计划代实绩，使得统计数据普遍失实，对上一级政府的数据品质，也必定有直接的影响。 我无法想像，没有真实准确的统计数字，领导们如何开展他们的管理工作？继任者，面对一堆堆的失实的数字，他们又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所谓英明及才智，是值得怀疑的。 在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仍觉意犹未尽。朱熔基总理的“不做假帐”，说出了一个简朴的真理，这个真理同样适应於统计。统计是一个工具，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管理，特别是社会经济管理的有力武器。同时，统计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统计工作上的失误，产 生了何等严重的后果，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无法估量，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检讨的问题。 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政府正在进行税费改革，以前大量被隐瞒占用的耕地将不得不公布出来，铁的事实，将以统计数字的形式公诸於世，相关的失实的与弄虚作假的统计数字，将无从站立，不打自倒。我企盼这将给改进农村基层统计工作带来一个有利的契机。 二○○三年九月二日完稿 中青线上 200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