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9月1日电（沈锡权、余勤）市场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在民营经济繁荣的背后，以“口头协定”替代劳动合同现象较为普遍，一批非公企业职工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成为“地下工人”，他们本应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权益被轻易剥夺。
*“口头协定”维持下的劳动关系*
记者从浙江省劳动保障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浙江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40%，其中，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龙湾等地的劳动合同率仅为百分之十几。浙江有私营企业20.88万户，雇工300多万人。按照40%的比例计算，整个浙江省有近180万民工与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是靠打工者和私营老板之间毫无法律效力的“口头协定”维持。
调查发现，部分被检查企业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这些合同看起来更像职工守则，对企业主没有制约或制约很少，而对工人制约很多，被工人们称为“不平等条约”。一些企业主还把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当作一项奖励，签订劳动合同的对象大多是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销售人员，而与靠体力谋生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很少；也有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内外有别，只和本地职工签合同，不和外地职工签。
在宁波市鄞州区一家生产加工蔺草的小型企业，十几位来自安徽安庆市的民工说：“我们进厂已经2年多了，没人知道劳动合同‘长啥样’。薪水全是老板一口说了算，至於什么保险不保险的，我们听都没有听过。老板想让你干就让你干，想要你走你就得马上走，没什么商量余地。老板拖欠工资咋办？能咋办？只有和他拼命。”
*不签合同，原因何在？*
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何如此低？浙江省人大内务司副主任郑军告诉记者，私营企业不与外地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私营企业主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同时不少民工不懂法，不知道劳动法所赋予劳动者的权利，这也让一些企业主钻了空子。
浙江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初级办厂的私营企业主用工要求非常简单，只要有体力的均可，不怕找不到劳动力。农民工即使熟悉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对合同、工资待遇、休息休假、福利待遇等也只能委曲求全。
在杭州江干区劳动保障部门，记者注意到，一些民工常常“偷偷摸摸”地到劳动部门投诉老板不签劳动合同，但一听到要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法，就退缩了，怕得罪老板而被炒鱿鱼。
此外，不愿意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逃避社会保障义务。浙江劳动监察大队的王根生科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私营企业不签合同，企业就可以为每位民工每月少缴纳120元社会保险费。丽水某县一私营企业在去年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养老、失业条例执法检查期间，为职工交了一年的社会保险费，可今年就不交了，也不与新职工签订新合同了。
不签定合同也有职工自身的原因。一些职工没有意识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许多外来民工以前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不懂劳动法，缺乏自我维护合法劳动权益的能力，对签不签订合同抱无所谓态度。另外个别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因不愿受合同约束而主动要求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杭州市江干区一家俬营企业，一位外来民工说：“这是‘卖身契'，签了劳动合同，有了制约，想走也不容易。”
*劳动监察大队怎能仅当“救火队”*
大量没有劳动合同的“地下工人”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职工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一些企业不签劳动合同，随意辞退员工，逃避法律责任；部分企业对工资支付、加班加点、养老保险等内容没有按规范文本予以规定，存在协商条款随意、部分条款甚至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一些企业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有的违法扣押劳动者的证件，收取保证金、抵押金，等等。
今年3月，20多名河南车工向江干区劳动保障部门投诉说，位於石堂南路82号的服装厂老板，没有兑现800元的保底月工资。20多个车工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每人只领到了200元钱。由於他们没有合同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劳动监察部门就很难处理。
由於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民工与私营老板发生劳资纠纷，只能向劳动监察机构求助。但记者从浙江省劳动监察大队了解到，浙江省县级政府一般只有一二名劳动监察工作人员。而一个县拥有的各类性质的企业数量少说也有上万个，随著劳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越来越多，单就几个人的执法力量，即使想为民工提供保护也力不从心。
一位劳动保障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由於人手不够，劳动保障部门对於民营企业不签劳动合同问题，普遍存在“救火队”的管理观念，一旦某个地方因不签劳动合同，发生严重的劳资纠纷，就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而对分散的、不形成群体力量、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较大影响的单个和少数民工，即使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浙江省人大内务司副主任郑军指出，在劳动执法人员人手不够的背后，反映民工权益保护并未得到高度重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存在认识误区，不能正确处理执行劳动法与发展地方经济。维护企业经营者经济利益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有的甚至以牺牲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换取当地经济的一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