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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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北京高校的学费又要涨了。根据北京市物价局、财政局和市教委联合下发的文件,今年北京地区高校学费上调了20%。按照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以及专业的差别,学费标准分为6个档次,其高限从4200元至60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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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以上述学费的最低标准计,4200元是个什麽概念呢?按照1999年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於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854元)的7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10元)的190%。这就是说,一个城镇居民不吃不花,其一年的收入在支付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后稍有剩馀,而农村居民则差不多需要两个人的年收入。这还不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其他花销。而实际上,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准远不是呈平均
<br>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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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的家庭对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意味<<著着>>,对大多数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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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在国际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一般是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免费或以较低费用提供的。在北欧诸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大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法国的国立大学只收取少量注册费;东欧诸国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与廉价制度;在加拿大,高校收费低廉,由政府钜额津贴,等於全民办学与全民共用;美国公立大学虽然也收取学费,但其每年学费平均仅占人均收入的11.8%。这样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
<br>收费之昂贵是太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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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高等教育无疑要大力发展,但问题是老百姓是否应该承担如此昂贵的教育费用。表面上看,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本人,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因而教育应该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教育投入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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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因为通过受教育可以使社会贫困阶层的孩子获得提升自己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在我国,随<<著着>>高等教育收费的提高,贫困阶层在享受教育方面处於更加弱势的地位。在高昂的学费面前,贫困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失去了应有的保障,其结果是越来越对少数富人有利。这样,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越来越弱化了。高收费的政策势必进一步拉大我国
<br>贫富悬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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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高校收费的不断提高,其更大的负面影响还在於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目前在农村,儿童失学、辍学的情况十分普遍(遗憾的是,此点并未引起政府及社会足够的重视),除了中小学教育收费不合理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於,越来越多的家庭对子女上学的前途失去信心:即使孩子考上大学也供不起,因为大学一年的费用可能要花费他们数年的积蓄。在农村儿童失学不断恶化的情况
<br>下,提高国民素质无疑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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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是迅速发展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现在更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但教育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究竟有多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我国名列第145位。而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仅占GDP的2.5%,低於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准。看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对教育
<br>投入不足而让老百姓承担沉重的教育负担,不仅有失社会公平原则,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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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次世界教育大会明确指出:“不能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把大部分沉重负担转移给家庭,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然而从我国近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取向看,这种不平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正在扩大。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现在不少人正在把教育引向“商品化”的轨道。有人提出要把高等教育变成一种能够购买的“消费”,
<br>只要花钱就可以享受,甚至主张把大学收费提到一万元。还有一位<<著着>>名经济学家也出来,撰文为“教育经营”寻找理论根据。显然教育已被某些人视为“一种产业”或者更通俗地说是“赚钱工具”。如果这些观点主导了政府教育决策的话,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少数富人的专利。从大学收费逐年提高的趋势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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