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的位置在哪里？

童大焕
 
 年关将近，新华社记者设计的一份专门针对拖欠进城民工工资的问卷调查令人心惊：在北京、浙江、安徽等地随机抽样80位民工，收回有效问卷80份（这样随机进行且100%收回问卷的抽样调查与全额调查的结果非常逼近）的调查显示：72.5%的受访民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最令人瞠目的还不是整体拖欠比例，而是民工们的血汗钱被侵吞、拖欠后，60%的民工选择用反复找老板、直至把老板找烦的方式来讨工资；10%的民工表示只能通过吓唬等手段对老板形成压力；另有15%的民工辛酸地表示，要不到钱就认命了。只有一名民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还有人说：“不给工钱，就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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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在民工们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可信赖的劳资纠纷协调机制，以至於大多数民工只能采取法律途径之外的、成本高昂的甚至接近违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青年报》1月14日的一则短论用“这组数字让人不安甚至恐惧”来形容。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相信，如果说这样恶劣的情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等待□老板们乃至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恐怕远远不是民工这些弱势群体的隐忍那麽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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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接近年关，又到了每年民工的“收割季节”，近一段时间，读到很多关於拖欠民工工资的文章和来稿，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从中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工会的影子！也就是说，工会在维护工人和民工的权益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级的工会组织是失职的。我国于2001年底修改了工会法，明确确定了工会作为职工单方面利益代表的定位，第6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里的“职工”，当然应该包括民工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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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由於历史的原因，各级专职工会组织以及企业内部的工会一直都处於一种“花瓶”的位置，全面实行公有制使工会不能从根本上行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工会的职能也一直被定位为与资方对抗，这样，与公有制的资方对抗就等於与国家和政府对抗。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工会与资方博弈的功能不能被弱化甚至完全走向维护工人权益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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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职能和资本的性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早已跳出的国家垄断形式，利益主体格外多元化；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形式也不再是以往人们想象中的以罢工和暴力为主的激进的领导者，而是一种温和的、以谈判和妥协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矫正和博弈力量。这已经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百年历史所证明。诚如学者王怡所言：现代市场体制和宪政体制下的工会，将成为民间社会一种重要的弥合性和平衡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想象中激进的社会暴动的领导者；一个市场化的、积极发挥作用的工会和企业（或行业组织）间的市场，将带来对於不平衡的一对一劳资关系温和的矫正。今天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市场利益的主动追求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立场坚定的谈判专家，而不再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罢工斗争的领导者。而且，与传统的工会角色相反，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在自由贸易和社会变迁方面，越来越成为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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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於资方拥有比劳动者个人多得多的社会资源，以及在劳动力供大於求的市场上明显掌握主动权，相对於国家和政府监管，资方又有“用人自主权”相抗衡，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社会很容易形成“公司专制”的社会，资方为所欲为而劳动者方孤立无援。如果这时候劳资矛盾没有合法、合理的通畅解决渠道，劳资矛盾就会演变成劳动者和政府的矛盾，甚至演变成整个社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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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於对工会的历史偏见，认为他们是激进和暴力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由於地方政府过份强调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有意无意地偏袒资方、削弱工会和劳工的声音，再加上各种专职工会组织的传统角色定位没有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合理转型，使企业、行业内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工会组织难以生长，甚至连专职工会组织也无法成为劳资博弈的一支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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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目前的《工会法》还无法实现对企业内部工会成员的足够保护，企业可以很方便而几乎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地辞退“胆敢”与其“要价”的工会成员，甚至完全阻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现阶段加强各级专职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和地位是现实的，也是迫切的。在此基础上，国家应该尽快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各行业工会和企业内部工会的成长壮大，对於站在最前沿与资方博弈的各类工会成员，法律应该有详尽的保护和救济措施，保障他们的合法的劳动权益；对於随意解雇工会成员的资方，法律要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3年01月29日
 搜狐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