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经济大行其道，数以千万计的骑手，每天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穿梭，却仍面对着缺乏职业伤害保障的尴尬境地。河北廊坊三河市的外卖员杨小兵2023年2月底在送外卖途中遭遇车祸，送去医院一度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而无法动手术。过程中外卖平台没有伸出援手，最终他依靠捐款才凑齐手术费用。
中国劳工通讯事后向三河市工会及其上级工会廊坊市总工会查询，发现前者从架构上便缺乏协助受工伤工友的职能；而后者作为“上级工会”则以“不能跨市”而拒绝提供帮助，反而要求求助的伤者自己去了解工伤认定程序。下级工会因资源有限而职能缺失的无奈，上级工会的推诿，折射出工友面对工会求助无门的窘况。
2022年年初开始送外卖，经历了几次大型封控，杨小兵都捱了过去，好不容易疫情的影响过去，他却在2023年的2月27日为美团众包送外卖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送院后更因为无力支付6万5千元的医疗费用，迟迟无法做手术。躺在病床上的杨小兵曾向美团众包求助，仅获得1万元的协议借款，而每日送餐时都被平台代扣的3元“保险费”却不能解一时之急，原因是需要等警方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才能进入索赔程序。
钱不到位，杨小兵的手术便无法进行。万般无奈下，他只好在外卖骑手微信群组“联盟”里求救。一开始，工友们介绍他去找北京的一家工会，也许可以得到帮助。工友们提到的这间工会是美团专送和众包公司自己成立的工会组织，这间工会听说情况后表示可以给他捐10万元救急。然而最后发现杨小兵是河北的骑手，工会目前无法跨地区提供帮助，只能作罢。万般无奈下，微信群组里的骑手帮杨小兵在众筹平台“水滴筹”上筹款，再加上其他骑手的捐款，才勉强凑齐了手术款项。粗略一算，从遭遇车祸到做手术，他等了整整10天。
被记录在工人求助地图上的杨小兵求助案
骑手工伤的索赔困境：“底层的生活，你没法想象”
杨小兵是在送餐途中出车祸，与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货车撞到了一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杨小兵亦明确知道自己属于工伤，但在到底向谁索赔时出现了困境。
外卖平台发展10余年，白热化的竞争使得外卖骑手的劳动合同被平台外包再外包，一个骑手常常由数间公司分别负责签订协议、派单、提现、交税及购买保险等不同业务。这样的做法将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转移到了众包服务公司及配送商，但也彻底让平台撇清了与骑手的法律关系——因此，像杨小兵这样出了事故、却发现找不到用人单位的外卖骑手数不胜数。
杨小兵一直到躺在手术病床上，才慢慢想起自己的合同也的确被瓜分成许多部分，河南的公司给他发工资，南昌的公司帮他交税，而自己则在河北廊坊三河市送外卖。他于是对这件事有了十分悲观的预判，即使找当地的劳动行政部门帮助，自己的公司根本都不在本地，跨区处理几乎不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是缘于同行许多人都有相同遭遇，尝试寻找劳动行政部门的，但因为跨区而被拒之门外，“都是一个摆设，我看很多人去找，你想找也要有关系，我没有找过。”
至于当地的工会，他就更加不抱希望。他说疫情期间，几次被封控在家中无法出去工作，骑手们也曾发起过集体行动反抗，但无论政府还是工会的人根本都没有出现过。“3年疫情，你出个门警察都要跟着，一句话就封你在家。我们闹也闹过，都没用，市一级和县一级互相推卸责任。我们见了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底层的生活，你没法想象……”
事实上，杨小兵亦并非首次受工伤，早年在首钢集团工作时就曾经受工伤，但没有被认定，之后去华夏集团做保安时也曾受因工受伤，尽管被鉴定为工伤却没有赔偿。作为国企工人尚且无法工伤索赔，作为一个新业态的外卖员，杨小兵显得负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发生后30日内，所在单位需要向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杨小兵术后仍卧病在床，家人又没有知识文化去应付这些工作，他的心灰意冷完全可以理解。
三河市工会的协助止于“免费法律咨询”
不过，明眼人不难看出，杨小兵作为骑手在遭遇到车祸后，有一个重要环节被忽略，那就是寻求工会的帮助。尽管从2018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已经开始吸纳属于新业态的“八大群体”加入工会，但是杨小兵并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组织。
在他的概念里，外卖员和工会仍然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概念。中国劳工通讯向他解释，工会是代表工人的组织，应当协助工人追讨被拖欠的费用、为工人争取权益。他说，疫情期间，三河市曾屡次被封控，外卖骑手被困在家中没有收入，他和一众同行也曾经向上反映过，但是并无人理会。因此比起寻求工会帮助，他更倾向于直接找律师，用法律方式解决，然而诉讼的费用从何而来又成了一个大难题。
中国劳工通讯随后分别联络了三河市工会及其上级工会廊坊市总工会。
在与三河市总工会办公室联络时，接线的张先生听闻有工友受伤，并没有询问细节或者将个案转介给工会某部门，直接让工友去联络由工会付费的咨询律师，至于工会的免费咨询律师是否可以代理工友的个案、甚至提起诉讼，工会办公室的职员就一问三不知，“不太了解律师能做什么，但是劳动仲裁是另一个部门，需要找人社局，工会就只提供免费律师咨询。”
中国劳工通讯其后拨给免费咨询律师，了解到服务范围只有提供法律分析，若涉及到法律委托，则需要再转介给援助律师；类似杨小兵这样有经济困难的工友，则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这些都不包含在免费律师可提供的服务范围之内。换言之，即使杨小兵向其求助，效用也非常有限。
经工会办公室查询，原来三河市总工会下属也有职工服务中心，不过接听电话的李女士指中心只有一项业务就是职工医疗互助，像杨小兵这样因工受伤的医疗费用不覆盖。在通话中，李女士透露中心和市总工会并不在一个办公大楼内，中心也是由无编制的社会化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甚至对总部的架构都没有基本概念，她坦诚的说，“我们是分出来的一个部门，能知道什么呢？”
廊坊总工会推“百日建会”运动 为何就是覆盖不到杨小兵？
三河市总工会缺乏资源去处理像杨小兵这样的工伤个案，它的上级工会又能否协助提供资源来解决呢？廊坊市工会权益保障部的史先生指个案跨市，只能看三河市工会如何处理，且下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帮扶政策一样，如果下级工会认为杨小兵不符合帮扶政策条件，那便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直接去给你帮助，因为那里有三河工会呢，我们直接代理的话，那要三河工会干嘛呢？”
廊坊市总工会是三河市总工会的上级工会，即使不存在下级工会求助的状况，主动介入下级工会个案也并不是越权。而在新业态工作者建立工会更加是廊坊市总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河北工人报的消息，河北省廊坊市总工会在2022年6月24日左右曾下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百日建会”行动的通知》，以此响应全总、省总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方面的部署。当中明确指出，
“提高目标定位，向全省先进看齐，市、县工会树立敢打硬仗的信心和决心，高定目标、自我加压、倒逼进位，全力确保实现工作突破。提高督导频率，促进责任落实。市总工会建立督导通报机制，每月每季度定期汇总评比，把新就业形态建会入会工作作为年终对各县级工会考评的重要指标。
《通知》要求，开展“回头看”，突出已建会行业的挖潜增效，在“新就业形态领域百日建会”期间，将在已建立的快递、餐饮、货运等行业工会联合会中做好“回头看”，重新梳理、填补行业内建会空白，进一步吸纳行业所属更多企业和职工加入工会组织。列出行业“建会清单”，突出未建会行业的吸纳组建，引导县级工会将未建会的新就业形态行业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查漏补缺，不断加大行业工会联合会建会力度。绘制“建会地图”，突出重点企业和区域，“新就业形态领域百日建会”期间，各县级工会绘制本辖区的“建会地图”，在进行拉网式摸底基础上，标示出域内大型数字经济（互联网）企业、科技孵化园区、众创空间以及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各类园区，圈出重点、挂图作战，确保应建尽建、不留死角。”
尽管廊坊市工会发起了百日行动，可哪怕三个百日过去后，杨小兵仍然没有接触到任何工会的资源，对于杨小兵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的问题，史先生又指出“他加不加入工会是要看他是否自愿，他不自愿也不可以强求。”
然而问及为何没有任何工会曾接触过杨小兵，廊坊市总工会是否将其视为“百日行动、不留死角、回头看”工作的缺憾，史先生则完全切分开来看，一指“具体工作还是要看三河那边”，又辩解指“（廊坊市工会）我们可能回头看，会有这个工作，现在可能没有到三河那边”。
中国劳工通讯曾经在报告《官方政策难追平台发展 工会形式主义或将再错失为骑手维权机会》中，着重提到当今中国工会是“有组织入会形式、无集体谈判实质”的状态。由于现行体制还没有解决骑手权益问题的能力和相配套的法律工具，海量的案件要么让没有保障的从业者哑忍，要么只能靠法官行行好，多为弱者争取福利，然而问题完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工会本应该顺势而上，填补这其中的空白，主动协助工人维权和进行重要事项的集体谈判。
从工会方面的宣传看，又是“加压”又是“倒逼”，在建会都已经成为考核指标后，更要“回头看”查漏补缺。组建工会的急切心情和强烈意志溢于言表。可是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工人维权个案中，骑手杨小兵的命运却与工会这些大而无当的自我宣传丝毫不沾边。
外卖、快递、网约车在内的新业态就业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早前中华全国总工会首次披露，目前全国职工总数在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比21%，即每5人便有1人是新业态从业者。2021年时，根据《南都观察的财新博客》的文章，2021年，我国外卖骑手已超过1300万。界面最新报道中也指，随着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国家也密集出台了相关文件，推动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再回看在2021年7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也曾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从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制度，强化职业伤害保障、完善劳动者诉求表达机制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同时，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在报道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出，目前，职业伤害缺乏制度保障，这是我国发展新就业形态亟需解决的问题，“新就业形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其中，职业伤害问题是最明显。”
不过在杨小兵的个案里，中国劳工通讯看到的是，尽管国家部门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已经有重视，且不断出台指导意见给各级工会，但是具体到工会的工作仍然是难以到位。下级工会缺乏资源处理，上一级工会却以“跨市”等行政理由不伸出援手，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后被扫落死角的还是杨小兵这样的无助工友。
我们期待的是，三河总工会和廊坊总工会在已经知悉了杨小兵境况的当下，如果能够主动联系、协助当事人，从工会工作角度而非法律咨询角度争取工伤权益。用这样一个协助在实际工作中“不留死角”，难道不是工会宣传的最佳案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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