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一度繁荣的建筑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建筑公司和大量外来劳动力。Danielle Keeton-Olsen和Yon Sineat考察了中国工人和柬埔寨当地工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金边难得的团结时刻。
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一个月后，建筑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开始。在金边一个名为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的购物中心建设项目欠薪五个月后，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来自中国的劳务承包商，同时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边的另一个建设项目，希望那里的条件能有所改善。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经常让父母寄钱给我们，因为我们的钱不够，”她说，“我父母抱怨说，‘你一直在工作，但你连日常开销都付不起。’”
作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岁的Sana只领取日薪，所以她请了几个星期的无薪假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搖搖吊床里的孩子，给孩子喂奶。而她的丈夫则带着一个由六名工人组成的小团队，在一家中国投资的公寓开发项目工作。
图片来源：Danielle Keeton-Olsen。
通常情况下，当地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为8至15美元（约合人民币50-100元），而中国工人每月可以挣几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对中国工人更高的工资感到不满，但Sana说，为了获取报酬，如今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争取，不论国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们的收到工资的频率通常比当地人低。“有时候我会帮助（中国移民工人），因为我很同情他们。他们拿不到工资，只是想回老家。”她说，“我帮助他们从建筑项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钢材和金属，让他们能夠筹钱买回家的车票。”
长期以来，柬埔寨的建筑工人一直在努力从掌管该行业的分包商网络中获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设放缓，其中外商投资的项目受影响尤甚，工人的发薪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在金边迅速发展的地区，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访的建筑工人表示，他们经常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并补充说，除了用脚投票和离开，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去年金边最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这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开发项目，位于机场附近的俄罗斯联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这里工作。
2020年下半年，这个项目停滞了四个月，Jing频频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但被告知开发商没有钱。12月5日，在被欠薪数月后，20名本地和中国工人代表他们100多名同事在俄罗斯联邦大道上举行了抗议活动。
最终，当地政府出面干预，但工人们还是没有直接拿到工资，所以Sana和Jing决定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夫妻俩已经赢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们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当我们来这工作时，我们（提前）拿到了工资，所以我们把之前欠（世纪广场）工人的工资都给付了。这也是为什么工人们现在信任我们，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工作。”她说。
对Jing来说，不管工人的国籍是什么，他都很难告诉工人，他们无法拿到工资，但语言障碍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释这一点变得更加复杂。他说：“当付款被拖延时，我请一名翻译向当地工人解释情况。”他补充说，他优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资，因为本地工人的工资支付周期较短。“中国工人对此更为接受，因为他们是由其他朋友介绍给我的，所以他们通常对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们在世纪广场发起抗议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殴打。他们误解了Jing，以为他拿到了钱，却没给他们发工资和补偿。
2021年2月，4名仍具传染性的中国公民离开检疫区，引发了金边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Jing解释说，这已经成为其他在柬中国公民的一个“大问题”。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员工不要单独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我们都有家人在国内，所以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考虑。”他说。
毫无疑问，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且存在误解，阻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有效的集体行动。其中许多问题都与建筑业在项目中使用众多不同分包商的商业模式有直接关系。
总部位于金边的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Central）的协调员Khun Tharo表示，他认为拖欠工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国分包商雇佣柬埔寨工人，不过很难绘制劳工网络图，因为每个建筑项目都涉及多层次的本地和外国分包商雇佣，并在建设开发的不同方面调换。
柬埔寨建筑工和木工工会有近9000名本地建筑工人会员，是该行业唯一的倡导团体。但该工会很少与中国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国建筑工人交流，Tharo说。
“我们试图接触中国工人，与他们交谈······我们看到，他们（开发商）也在剥削中国工人。但在我看来，（中国工人）在策略方面更为积极。如果他们受到剥削，他们会更愿意站出来······他们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员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国移民分包商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微妙。
Franceschin专门研究柬埔寨和中国的劳工问题。2019年底，他对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国建筑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表达不满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和语言。
“中国工人更容易控制，”他表示，“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因为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我认为中国工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没有法律补救措施，他们被困在这里······陷入这种局面的是中国劳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他们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报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国工人一起抗议的情况比较少见，两国工人在调查中都表示，他们觉得对方在工地上遭遇的问题较少。但他认为这种分歧是被有意维持的。
他说：“对于雇主来说，让不同国籍员工相互竞争是很方便的，薪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刻意强化了这一差异。”
然而，随着首都金边和西哈努克市越来越多建设项目陷入停滞，工资拖欠纠纷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可能开始发生变化。国际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对金边在建项目进行的调查发现，早在2011年就开始建设的项目仍在建设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个始于2015年至2019年的项目被搁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项目的数量“几乎肯定”会增加，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楼高4至6层的建筑项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况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网上赌博后，中国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纷纷逃离。建设项目和工人都被遗弃，移民工人纷纷向当地商业协会寻求帮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国工人称，他们仍然被拖欠着2019年5月的工资，也没钱回国。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长Kuoch Chamroeun称，只有1.5万中国公民留在该市——与前一年报道的30万人相比，人数急剧下降。
未来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罢工和抗议，因为绝望的工人们别无选择。但是在世纪广场的Sana和Jing的经历表明，集体行动的影响可能有限。
世纪广场的工地入口，该项目已于2021年2月恢复施工。图片来源：Danielle Keeton-Olsen。
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工作似乎又开始了，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被来自南亚国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说，他最终在3月份收到了开发商的付款，但这次经历让他变得谨慎起来。
“我现在对开发商的筛选非常小心，”他说，“你必须了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背景，一定要选择已经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司，这样才能确保它们长期不会出现财务问题。”
Sana表示，在他们的新工地——摩根大厦（Morgan Tower），开发商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现在判断雇主是否可靠还为时过早。“如果这个项目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会放弃金边，去其他省份。”她说。
Danielle Keeton-Olsen是驻金边记者，主要关注环境问题、劳工权利和经济问题，她也是金边新闻网站VOD英语的编辑。
Yon Sineat是自由撰稿记者和研究员，专注于柬埔寨的劳工问题。她的报道见于Licas News，南华早报和每日电讯报等媒体。
Sheila Yuan补充报道。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本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