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0日，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同煤集团）官网披露，同煤集团、晋能集团以及晋煤集团将联合重组成晋能控股集团。合并后，该集团将成为继国家能源集团后，全国第二大的煤业集团，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人民币，年生产原煤预计约3.16亿吨。
除了三家主要企业，消息还显示山西潞安矿业有限公司、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相关资产以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将同步整合到晋能集团，具体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并立的煤企有五家将会重组。
透过国企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主线。早于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国有煤企重组中小煤企，借此关闭煤矿来减少生产浪费，以及处理职业安全问题。煤矿兼并重组的策略相当有效地减少了小型煤矿，大量生产水平低、资源及安全条件均较差的煤矿被淘汰，一般煤矿的生产力有所提升。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国内煤矿数量由2017年约7000处下降至2019年的5300处左右，平均产能由年77万吨/年上升至98万吨/年。煤炭行业资本集中程度不断提升，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中国煤炭生产主体。
2017年，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组成国家能源集团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集团拥有煤矿97处，年产能6亿8485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今年8月，再有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合并成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自从中国逐步向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转型，国企重组不仅是提升煤企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手段，还成为压止煤矿过度生产，减少依赖煤炭的方法之一。
产能退出后，煤企产量向相反方向推进
是次山西煤企进一步合并，意味着中国煤企资本集中度，以及潜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不过这项进展将会同时为工人带来全新的问题。
由于产能退出并不必然等于煤企产量减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应不会大幅影响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计。事实上，虽然中国2016、17年共退出了超过4亿吨产能，但国内煤矿的产量却由2016年不断上升，煤炭发电产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亿吨瓦特。
近年，为了减缓经济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使电力、钢铁、水泥行业产量急升，煤矿产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产能政策的人士则指出，个别产业去产能甚至会反过来使电力需求上升。以钢铁业为例，随着工厂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电炉钢比重大幅提高，间接使烧煤需求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矿价格在2016年录得大幅反弹，一些以往已经关闭的煤矿也因为市场的高价而重开，使产量增长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预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活动逐步复苏，各种新型厂房、发电设施、房屋发展计划将会再次推高中国钢铁、水泥等产业，煤企退出产能，将会以更高的生产力来迎接产量上升。
向洁净能源过渡创造的新一批剩余劳动力
同一时间，煤企的资本集中将会为工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威胁。不少关注中国能源转型的论者均指出，中国正在快速向所谓绿色能源转型。毫无疑问，中国发电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相关产能亦不断增加。不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经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产能增加值已占增加总额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产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体能源生产26%。
山西省煤企的合并也可以视为整个能源转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为了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试验田”，目标是要构建清洁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时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等。一个规模更大、资本力量更雄厚的企业，自然更有条件实行各种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改进。
事实上，山西煤炭企业已经在各种节约能源方面取得进展。是次重组的晋煤集团便研发了三种新式炉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为环保的方式生产以无烟块煤制气。另一家阳煤集团也开发出新式炉型，声称可减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节能减耗，劳动力的节约也是各个企业争相实验和竞争的领域，使矿井加速走向自动化、无人化。以阳煤集团新元公司为例，该企业早前公开表示已经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网络，能够推进无人巡检、掘进面无人操作、综采面无人操作等技术。阳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翟红表示，近几年的智能化建设中，该煤矿已减少各类井下操作人员321人。
随着煤企进一步集中，这些现时仍然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将会快速得到扩散和普及。当中的代价当下可能难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后备军已经正在成型，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所隐藏的后果。等待着这些工人的是怎样的生活虽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会是一个社会保障稳固、生活美满的乌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组合并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游行抗议。当年12月，阳泉市平定县，阳胜煤矿单方面辞退综采队80余口人，并拒开8月份以来的工资，引起工人集体抗议。同月，山东济南煤矿被关，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赔偿，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矿员工则拉横幅抗议去产能安置方案。同时，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亦在这段时期录得大量小型煤矿的欠薪事件。
近年，这些事件的数量已明显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挤的工人仍需面对就业困难。部分工人转投物流运输、建筑业，又面临高工时、欠薪等劳资矛盾。可见煤企抗议事件减少，与另一些行业问题增长有关。
煤矿关闭，删不走工业意外的危险
关于煤矿行业，还不能不关注最困扰工人的的工业意外。自从大量小型煤矿的关闭，中国煤矿的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率显著减少，到2019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316人。继201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1后，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过，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2008年山西煤矿合并后的文章所言，工人对工作安全和劳动时间等生产条件一直不具发言权和监督权，官方纯以行政手段难以彻底处理煤矿生产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今年便收录了45起煤矿相关事故，当中8起发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与正要合并的企业相关。
最新一起事故发生在本月20日凌晨2时许，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业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另外两起事故分别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矿在掘进工作面则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无人伤亡。9月，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海天煤业有限公司的井下运输事故，造成1人挤伤，后抢救无效。今年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重庆市，9月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属松藻煤矿发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伤，涉事煤矿多次因安全问题受罚。
由此可见，煤矿企业一直将工人的发言权排除在安全监督以外，导致矿业生产依旧满藏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会则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监督安全生产的作用。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矿一起造成3人重伤的瓦斯事故致电当地工会，发现桑植县总工会办对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情况均不清楚，工会在安全生产方面亦无角色，安全生产成为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工会被政府安排处理大量扶贫工作，但在工会组建工作、基层工会和一线会员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和预防煤矿安全事故上则明显失职。
随着煤矿生产的新一轮扩张，更严重的意外事故无可避免将会发生，但工会在落实工人的职业安全上仍然未见紧张。工会应该重回组织工人、代表工人谈判及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的职责，保障工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