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16日起,江西省丰城市工业园的金升宏电子有限公司有近千名员工开始罢工,要求加薪。该厂隶属于台资企业飞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五金工具。
该厂员工向CLB记者反映,她们主要诉求是希望管理层将底薪从现在的580元,上调至700元。而经过一天的罢工后,管理层只同意上调80元。丰城市目前的最低工资为730元。
罢工的第二日,也就是1月17日,工人开始走上105国道堵车,继续要求管理层加薪。
该厂员工表示,工厂没有与他们谈判的意愿,当地政府及工会也木有介入调解。
这次罢工所在的江西丰城,与上周富士康的千人罢工发生在同一座城市。让人不禁猜测罢工的传染效应。
据了解,江西富士康的底薪为1,700元,1月10日罢工后,已涨到2,200元。
金升宏的员工表示,该厂很多员工年龄很大,担心罢工后被辞退。第二天下午,陆续有员工开始复工。
深圳资深劳资律师建议,工人发生集体行动后,可以选出几名工人代表,统一诉求后,与资方谈判。
而工人表示,谁也不敢出头当代表。丰城富士康罢工后,有七名领头的工人代表被抓。
该厂登记的座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记者目前无法联系到该厂负责人作出评论。
中国劳工通讯(CLB)劳资关系专家认为,工人日益频繁的产业行动反映出:1,由于成长经历、家庭经济负担以及社会大环境的不同,相对于父母辈农民工,新生代工人对于采取罢工行动争取合理 待遇的恐惧正逐渐降低;2,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企业雇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转变,仍然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管理新生代工人;3,现实中缺乏企业劳资理性沟通和谈判 协商的制度,以至工人有诉求只能通过罢工的形式提出。
“要改善中国工人的权利状况,最重要的是工人要行动起来。另外,法律和政策环境必须得到改善,使参与争取权利行动的工人和工人代表们能够依法得到保障。更加重要的是,要形成工人和工会的良性互动,使工会成为工人维权的组织资源,使工人进入工会成为工会的基础力量。换句话说,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才是工人权利保障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建立相互尊重的劳资关系,工人权利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障,企业工人也会更加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该专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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