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讯 “什么都不一样！工资不一样，奖金不一样，福利也不一样。有时候想想都觉得憋屈，凭什么？”高川（化名）愤愤不平地说。他说的是自己作为劳务派遣工与正式职工之间的不同。
39岁的高川在北京一家央企已经工作了6年。他现在已做到部门副主管，年薪超过20万元。能在收入较高的国企工作，在外人看来是很值得羡慕的事，但高川却有着挥之不去的苦恼。
高川刚开始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本单位职工，却要跟另一个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劳务派遣工。年终领奖金是件让人难受的事。自己的业绩明明比同事优秀的多，但就是因为人家是正式职工，奖金就比自己多拿了不少，高川觉得郁闷。
劳务派遣泛滥成灾
高川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上述情境的人。他所在的央企有10000多人，只有不到3000人的正式职工，其余全是劳务派遣工。
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劳务派遣工的数量更是惊人。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关于劳务派遣的正式统计制度，关于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众说纷纭。全国人大、全国总工会采用的数据是2500万人。而根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国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务派遣用工在1000万人左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所做的统计，全国就业人数3亿多人，除去一亿多灵活就业者，按劳务派遣用工占10%计算，总量在2000万人左右。
“劳务派遣用工现在在中国是过度滥用，早已经偏离了这种用工方式的初衷。”张丽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所谓劳务派遣，即派遣机构根据实际用工单位的要求，与用工单位签订派遣协议，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岗位协议，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只有使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关系。
劳务派遣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一家名叫Samuel Workman的公司创立，这家公司雇佣一批已婚妇女，在夜间处理盘点的工作，之后又训练她们使用计算器，然后将她们租赁给企业，让企业可以应付临时或短期的人力需求。
此后这种模式被一再复制，劳务派遣被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但无论怎样，“临时性、辅助性、代替性”一直是其最突出的“三性”。在中国，这“三性”却早已被彻底击破。
根据《白皮书》，目前中国的派遣用工大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派遣岗位大部分属于长期性固定岗位。有的岗位用工期限长达十几年。深圳鲁西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客户100%为外资制造业，而广州南方人才资源租赁中心的客户比例为外企75%、国企12%、机关事业单位7%。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劳务派遣发展加快，规模较大。以深圳为例，外向型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竞争激烈的电信、银行等行业对劳务派遣的需求很大。一些著名的企业如深圳华为、赛格三星、赛格日立、希捷等，都使用过派遣员工。
值得关注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情况日益普遍。根据调查，福建省7524家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单位，机关事业单位为2380家，占比高达41.5%。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上海机关事业单位派遣身份的人员约有3.4万人，占职工人数的8%左右。
制造业是使用劳务派遣最高的行业，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国有大型和外资制造业企业。上海42%的制造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上海宝钢集团冷轧车间80%以上是劳务派遣工。
张丽宾分析，过去一些央企或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零编制限制，用人单位在编制不增加的前提下增加用工，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正好被其所用；另一个是降低劳动成本。现在导致劳务派遣规模激增的原因除了降低劳动成本外，也与用工荒的出现有关。有些企业招不到工人，就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来提供劳务派遣工。
被侵害的权益
正如高川们所感受的不公平，劳务派遣被滥用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同工不同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部部长郭稳才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记者会上，用“深恶痛绝”来表达对滥用劳务派遣行为的不满。他提出，滥用劳务派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张丽宾的调查，制造业劳务派遣工的平均用工成本不足2000元，批零行业为1500元，ICP(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劳务派遣工为2300元。这三个行业的劳务派遣工收入都比正式工收入低了30%。
而事实上，除了可以减少工资支出之外，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还可以大大节省非工资的人工成本，包括体检费用、其他福利等。这也是为什么劳务派遣用工之所以泛滥的重要原因。
劳务派遣滥用导致有些单位借此大规模减少甚至不使用固定职工；有些单位通过长期劳务派遣推卸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上海市嘉定区一家高新企业索性不再设人事部门，也不再为职工开设养老金账户，企业直降一定数额的费用支付给人才服务中心，职工档案保管、社会保险等有关人事关系都交给人才服务中心。
由于用人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只是使用关系，因此摆脱了劳动关系的制约，使劳动者处于“两管两不管”的尴尬境地，导致劳动争议发生后久拖不决，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更有甚者，部分企业以派遣工不属于本单位职工为借口，不吸收劳务派遣工加入企业工会组织，派遣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渠道被堵塞、权益被损害。
《白皮书》分析，目前劳务派遣盲目发展，从管理角度来说，一方面是因为劳务派遣机构的经营地位模糊，没有专门的部门对其经营资质和业务进行审批，也没有明确的税法规定派遣机构收入的核算方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公司只需要有50万的注册资金，到工商部门登记就可以。工商部门不监管，人保部门也无法监控到位。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管理，许多劳务派遣机构就想方设法钻空子。有些派遣机构故意选在欠发达地区注册公司，而把劳务工派到发达地方工作。按照社保法规定，缴社保是按照公司所在地的标准来缴，所以他们按照欠发达地区的标准为工人来缴费。
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如何使用劳务派遣型工作的规模和岗位缺乏规范。在劳务派遣较成熟的欧美国家，劳务派遣用工的比例仅占0.9%到6%。韩国和日本都制定规范劳务派遣的专门法规。
亟须专门法规
中国目前劳务派遣方面的法规也很薄弱。仅从法规上来说，目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多部法律都有涉及劳务派遣的内容。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动关系专家认为，这些规定因为过于原则化，企业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执行。当前亟须制定一部关于劳务派遣的专门法规，对劳务派遣机构、用工单位的行为进行规范。
从2008年开始至今，人保部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制定针对劳务派遣的专门法规，规范治理劳务派遣滥用现象。
去年两会期间，人保部部长尹蔚民指出，下一步要制定劳务派遣办法，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
但时至今日，关于劳务派遣专门法规的制定仍未见实质性动作。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加强对劳务派遣的规范管理列为2012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
上述劳动关系专家表示，对今年出台劳务派遣专门法规，他并不乐观。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将对实施四年的《劳动合同法》进行修订，其中劳务派遣相关规定将是重点修订内容。但多位劳动关系学者建议，目前最好能就劳务派遣制定一个专门的规定，并切实保证落实，否则难以扭转这种全面泛滥的势头。
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秘书长赵乃真建议，各劳务派遣机构与其过分纠结法规条款的修订，不如学习领会国际理念，尽快建立短工派遣平台。
赵乃真分析，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短工需求非常大，而且大多属于非组织的自发状态。比如数万人到新疆摘棉花，数百台拖拉机跨省收割。此外，农村与小城镇住宅、基建、城市家政、装修等等，都有着巨大的用工需求。而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和闲置人群都在寻找赚钱机会。
关于短工需求，赵乃真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头脑活络的包工头，在城里承包了一项基建项目。他手下的农民工，有些带着家属进城。这些农村女人也希望在城里找一个工作的机会，却常常难以如愿。这个包工头就把她们组织起来，给一些公司和家庭做保洁和家政工作，并从其每小时15元的收入中抽取3元钱做介绍费。
这种做法有点劳务派遣的味道，但是因为没有签订三方合同，因此算不上劳务派遣，只能算作是初级的劳务中介。赵乃真分析，全国各行业对于劳务派遣的需求很大，按照每个劳务派遣工每年管理费100元来计算，这是个庞大的市场。他鼓励全国各家派遣机构积极主动地规范管理，共同把市场做大，分一杯羹。
由于劳务派遣市场的混乱和由此导致的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目前对于劳务派遣，批评之声较多。对于此，张丽宾认为，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本身是很好的，可以有效地为企业提供灵活用工、帮助就业困难人群就业。
张丽宾建议，当前应该加快制定劳务派遣专门法规，约束和规范劳务派遣机构及用人单位的行为，充分发挥劳务派遣促进就业的正面作用，减少因为滥用导致的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事件发生。
2012年中国经济整体面临下行趋势，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目前三大重点就业人群包括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和城市就业困难人员。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若能得到规范和发展，对这些人群的就业都将有很大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