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道路回顾：
为党和政府做了20多年的宣传工作，52岁的鲁凤祥一夜之间又成了临时工，工资从1500元一下子降到了350元，而且没有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险。鲁依法到法院起诉，法院不但不受理，更拒绝依法做出书面裁定，剥夺了鲁凤祥的上诉权。无奈之下到北京上访又被押回来拘留了五天。
临时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鲁凤祥，78年参军，83年退伍，84年进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义成功乡乡政府广播站做编辑和广播，不过仍是临时工。鲁反映道，当时劳动合同法尚未实施，临时工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92年，辽宁省及朝阳市依次下达国家人事部、广电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於广播系统转为国家全额拨款的实施细则。随后，鲁也被转正为政府财政全额拨款正式在编的事业干部。广播站实行聘用制，三年续签一次，劳动合同书由县人事局统一下达。
然而好景不长，04、05年间，县里掀起了新一轮竞争上岗风波，鲁通过文化考试、竞职演讲、民主测评、领导打分等竞聘程式再次成功上岗。但让鲁万万没想到的是，1年多后，鲁竟遭县人事局解聘。
农民身份及年龄受到歧视
人事局给出了两个解聘理由：一是当初参加工作前的身份是农民；二是被解聘时的年龄超过了45岁。
“05年续约是从05年的5月份开始的，但合同的起始日期写的确是05年1月份。06年的3月份，我就被解聘了。”
鲁反映到，和他境况相似的有三十多人。年龄从45岁至50、60岁不等。与鲁在92年就已经转正的经历不同，这些人是05年才转正的。
专家分析认为，虽然劳动法没有对工资调整、上岗下岗做出明确规定，没有规定具体的违法成本，但宪法第四十二条有提到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包括提高公民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同时，鲁也可以从就业歧视及同工不同酬两方面提起诉讼。
仲裁无果，不得已提起诉讼
06年鲁被解聘后，便开始奔走于有关部门之间反映问题。
“县、市、省，我们都找过。也通过一些信函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但县人事局把我们能反映的情况都压下了，我们通过找有关部门，不是得不到解决吗？我们就起诉了。我自己起诉的。”
09年上旬，在30多名被解聘的正式员工之中，只有鲁一个人决定要去起诉要试一下。“当时其他人都认为这个起诉没用，大家都觉得应该上访。”
鲁谈到，他的另一个顾虑是解聘后，鲁虽然从正式工变成临时工，但毕竟还在上班。“我上访以后直接影响到乡里的乡长、乡党委书记。而这个事情吧，问题又不出在乡、党委乡政府。”
鲁先走了仲裁的程序，但县人事局给出了一个证明，表示仲裁的时间可能超过仲裁时效。随后，从09年3月份起，鲁来到县人民法院起诉县人事局，无奈县法院在未给出适当理由的情况下，不予受理。鲁又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朝阳市法院，市法院仍未受理，也没有给出不受理的裁定。
专家分析道，鲁原来表面上是与乡广播站有劳动关系，但实际上，鲁的上岗资格、工资的发放和劳动合同的签订都是由县人事局来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关系，而是人事关系。一般通过人事仲裁来解决。但人事仲裁的时效很短，一般是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司法程序走不通的情况下，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进京上访的道路。
09年6月，鲁来到了北京信访总局。接待鲁的官员说已把鲁的情况反映到了省里。
“省里然后给我开一个条，随后我回来以后又把那个（省里开的条）放到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又到县人事局，县人事局当时是这么答覆的：他说你白扯，像这个档我这里压一大遝子呢，他说你要反映的情况包括你所有的信函都在这里放著呢，那意思是告诉你现在你别急了，你反正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没办法的情况下，鲁又奔赴北京，毕竟解聘“涉及到三十多个人的嘛。”
因赴京上访而被拘留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时，鲁等一行五名上访代表却被带入了马家楼（音译）派出所。
“派出所的人把我们这个情况一五一十的记录了。然后我们县信访局驻京办事处就把我们接到他那里了，然后他就给代表们所在的四个乡镇打电话，就把我们给接回到县公安局。当时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坐镇说非得要拘我们，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把我们拘了。”
鲁等人被各自的公安局拘留了五天，而拘留证上所写的拘留原因，则是“到北京上访”。
拘留被释放以后，鲁没有向当地公安局提起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打官司这个事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有起诉这个经历，起诉以后他不管用，我们再次诉讼肯定还是白扯，所以我们当时都是这么认为的。”
申冤无门
“到法院去起诉是我个人告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这个性质，我总觉得我是冤的。因为我正式在编，他这样做不符合劳动法。我们县人事局我们就多次，有关部门也找过。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我就去让他去履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他不履行嘛，就说就是解聘我了。”
鲁坦言，他其实也知道到北京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想给当地的县委县政府施加一些压力。”
每到两会及国庆期间，鲁所在的县及乡领导就对上访户死看死守，层层把关。“你县里领导说你哪个乡出现了什么什么上访的，拿你乡党委书记，拿你乡长示问，他就靠这个来压。”
鲁现在还是临时工，被解聘后每月工资仅有350，现在升至每月500块。除了工资，医疗、养老、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都没有。同时，妻子没有工作，还要供家里的两个孩子上大学，只能借钱给他们交学费。
而当初没有解聘的，与鲁一样资历和工龄的职工，现在的工资接近两千多元。
鲁谈到，他的具体要求就是恢复他的全额拨款编制。“把保险给接上，把我工资该给我补的给我补上。”
不会放弃上访的权利
鲁表示，如果当初县或市法院受理他的诉讼状，解决了他的问题，那他是绝对不会去北京上访的。“如果法院受理了，哪怕判我败诉我也情愿。”
前不久，鲁看到县信访办下发的公文中，息访名单中由他的名字，感到很不可思议。“我说这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是谁给报上去的，我说既然我问题没有解决，我绝对不会放弃上访的权利。”
鲁于是再次去人事局了解情况，并表示，尽管上访的前景渺茫，只要解聘的问题不予解决，他是绝对不会息访的。
为党和政府做了20多年的宣传工作，52岁的鲁凤祥一夜之间又成了临时工，工资从1500元一下子降到了350元，而且没有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险。鲁依法到法院起诉，法院不但不受理，更拒绝依法做出书面裁定，剥夺了鲁凤祥的上诉权。无奈之下到北京上访又被押回来拘留了五天。
临时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鲁凤祥，78年参军，83年退伍，84年进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义成功乡乡政府广播站做编辑和广播，不过仍是临时工。鲁反映道，当时劳动合同法尚未实施，临时工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92年，辽宁省及朝阳市依次下达国家人事部、广电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於广播系统转为国家全额拨款的实施细则。随后，鲁也被转正为政府财政全额拨款正式在编的事业干部。广播站实行聘用制，三年续签一次，劳动合同书由县人事局统一下达。
然而好景不长，04、05年间，县里掀起了新一轮竞争上岗风波，鲁通过文化考试、竞职演讲、民主测评、领导打分等竞聘程式再次成功上岗。但让鲁万万没想到的是，1年多后，鲁竟遭县人事局解聘。
农民身份及年龄受到歧视
人事局给出了两个解聘理由：一是当初参加工作前的身份是农民；二是被解聘时的年龄超过了45岁。
“05年续约是从05年的5月份开始的，但合同的起始日期写的确是05年1月份。06年的3月份，我就被解聘了。”
鲁反映到，和他境况相似的有三十多人。年龄从45岁至50、60岁不等。与鲁在92年就已经转正的经历不同，这些人是05年才转正的。
专家分析认为，虽然劳动法没有对工资调整、上岗下岗做出明确规定，没有规定具体的违法成本，但宪法第四十二条有提到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包括提高公民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同时，鲁也可以从就业歧视及同工不同酬两方面提起诉讼。
仲裁无果，不得已提起诉讼
06年鲁被解聘后，便开始奔走于有关部门之间反映问题。
“县、市、省，我们都找过。也通过一些信函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但县人事局把我们能反映的情况都压下了，我们通过找有关部门，不是得不到解决吗？我们就起诉了。我自己起诉的。”
09年上旬，在30多名被解聘的正式员工之中，只有鲁一个人决定要去起诉要试一下。“当时其他人都认为这个起诉没用，大家都觉得应该上访。”
鲁谈到，他的另一个顾虑是解聘后，鲁虽然从正式工变成临时工，但毕竟还在上班。“我上访以后直接影响到乡里的乡长、乡党委书记。而这个事情吧，问题又不出在乡、党委乡政府。”
鲁先走了仲裁的程序，但县人事局给出了一个证明，表示仲裁的时间可能超过仲裁时效。随后，从09年3月份起，鲁来到县人民法院起诉县人事局，无奈县法院在未给出适当理由的情况下，不予受理。鲁又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朝阳市法院，市法院仍未受理，也没有给出不受理的裁定。
专家分析道，鲁原来表面上是与乡广播站有劳动关系，但实际上，鲁的上岗资格、工资的发放和劳动合同的签订都是由县人事局来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关系，而是人事关系。一般通过人事仲裁来解决。但人事仲裁的时效很短，一般是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司法程序走不通的情况下，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进京上访的道路。
09年6月，鲁来到了北京信访总局。接待鲁的官员说已把鲁的情况反映到了省里。
“省里然后给我开一个条，随后我回来以后又把那个（省里开的条）放到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又到县人事局，县人事局当时是这么答覆的：他说你白扯，像这个档我这里压一大遝子呢，他说你要反映的情况包括你所有的信函都在这里放著呢，那意思是告诉你现在你别急了，你反正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没办法的情况下，鲁又奔赴北京，毕竟解聘“涉及到三十多个人的嘛。”
因赴京上访而被拘留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时，鲁等一行五名上访代表却被带入了马家楼（音译）派出所。
“派出所的人把我们这个情况一五一十的记录了。然后我们县信访局驻京办事处就把我们接到他那里了，然后他就给代表们所在的四个乡镇打电话，就把我们给接回到县公安局。当时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坐镇说非得要拘我们，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把我们拘了。”
鲁等人被各自的公安局拘留了五天，而拘留证上所写的拘留原因，则是“到北京上访”。
拘留被释放以后，鲁没有向当地公安局提起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打官司这个事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有起诉这个经历，起诉以后他不管用，我们再次诉讼肯定还是白扯，所以我们当时都是这么认为的。”
申冤无门
“到法院去起诉是我个人告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这个性质，我总觉得我是冤的。因为我正式在编，他这样做不符合劳动法。我们县人事局我们就多次，有关部门也找过。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我就去让他去履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他不履行嘛，就说就是解聘我了。”
鲁坦言，他其实也知道到北京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想给当地的县委县政府施加一些压力。”
每到两会及国庆期间，鲁所在的县及乡领导就对上访户死看死守，层层把关。“你县里领导说你哪个乡出现了什么什么上访的，拿你乡党委书记，拿你乡长示问，他就靠这个来压。”
鲁现在还是临时工，被解聘后每月工资仅有350，现在升至每月500块。除了工资，医疗、养老、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都没有。同时，妻子没有工作，还要供家里的两个孩子上大学，只能借钱给他们交学费。
而当初没有解聘的，与鲁一样资历和工龄的职工，现在的工资接近两千多元。
鲁谈到，他的具体要求就是恢复他的全额拨款编制。“把保险给接上，把我工资该给我补的给我补上。”
不会放弃上访的权利
鲁表示，如果当初县或市法院受理他的诉讼状，解决了他的问题，那他是绝对不会去北京上访的。“如果法院受理了，哪怕判我败诉我也情愿。”
前不久，鲁看到县信访办下发的公文中，息访名单中由他的名字，感到很不可思议。“我说这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是谁给报上去的，我说既然我问题没有解决，我绝对不会放弃上访的权利。”
鲁于是再次去人事局了解情况，并表示，尽管上访的前景渺茫，只要解聘的问题不予解决，他是绝对不会息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