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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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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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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2月22日山西屯兰矿难中丧生的74名矿工中的多数是农民工。这使我又想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2月17日的讲话。她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即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明确地敦促工会扮演“工人警察”角色的讲话。果然，此话一出，官方舆论立刻就严厉了。在此之前，全国各地都有出租车司机罢工，多数地方政府纷纷与罢工司机的代表对话，幷表示要满足他们的重要要求。一时间，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的风气四起。可是，在孙春兰副主席的讲话发表两天之后，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就沉下了脸。据广东“南方日报”报道，在2月19日广州出租行业的一次大会上，针对去年底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说：“事后查明，这个事件背后存在非法组织，而这些非法组织根本就不是开出租车的司机”。
刚刚形成的社会对话气氛就这样被这位全总的第二号人物给破坏了。孙春兰的讲话对劳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危害甚大。
首先，这个讲话将导致劳资冲突重新政治化，在劳资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重新制造怀疑、敌对的紧张气氛，使劳资间及其他的社会对话更爲困难，使普通的社会矛盾激化。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包括农民工的罢工、游行、静坐和上访等，日益普遍，它几乎已成爲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省市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处理过本地区工人运动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事件"，几乎没有报纸、记者没有报道过下岗失业工人的生活或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条件艰苦等问题。这种劳资冲突普遍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其"非政治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民衆、舆论和各级政府已经对工人罢工、静坐、甚至游行这类劳资冲突的见怪不怪，甚至是习惯了。面对此类事件，他们很少或不再惊慌失措，很少或不再不将之视之爲"少数人挑动、操纵的，企图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虽然，压制工人运动在仍然在继续，但是，多年前那种大规模的逮捕，动辄将工人代表判以重刑的镇压明显地减少了。这种冲突发生后，政府和冲突相关的各方或对话，或通过社会中介及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增加。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孤独无助，忍耐性极强。不到活不下去，不到忍耐之极限，他们是不会，也不敢群起反抗。而且，即使在罢工、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发起后，如果资方或地方政府哪怕是小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工人的抗争活动也会很快地平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似乎终于认识到这种社会现实。2002年任辽宁省长时，他严厉镇压了辽阳工人的罢工游行，将工人领袖姚福兴和萧云良等人逮捕幷判以重刑。而在去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发生时，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主动会见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幷公开地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于是，一个罕见的大规模的工潮通过谈判、对话很快平息了。重庆市政府理性、讲求实际地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当然，各级政府现在还谈不上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但，和过去的"阴谋"比较，上述的社会冲突的非政治化，政府开始以平静、求实的态度处理劳资纠纷，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和进步。它是建立普遍的劳资谈判和社会对话的机制、习惯和制度的前提。孙春兰的讲话正是企图改变这种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但可能导致更多的敢于抗争的农民工受到迫害，而且会带来社会的大倒退。
其次，孙春兰的讲话如果得到贯彻，中华全总角色的积极转变不但会停止，而且会走更依赖资方、更依赖政府，甚至依赖国家安全部门的回头路。其结果，是中华全总不仅在中国工人中，而且在全社会更孤立。试想，一个工会组织不去保护劳工，反而在工人中，特别是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中指定、打击根本就不存在的"敌对势力"，这将是多么令人厌恶！
近年来，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制定、颁布以来，中华全总内越来越多的基层和企业工会在发生变化。广东、山东、成都等省、市工会制定了具体的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条例，有的地方工会成立了服务于农民工的工人培训中心，开始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愿听任"老板压榨工人导致骚乱，政府维持稳定提老板买单"这种耻辱，威胁自己的官场前途的"分工"。而且，谁也难保证官员、工会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不会受到解雇、工资拖欠的威胁。中华全总基层组织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其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所需要的。但是，身爲中华全总副主席的孙春兰女士突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在事实上阻止全总的这种积极变化，匪夷所思。是的，她在这次讲话中也提到了"健全农民工援助资金的监管制度，对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尤其是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所需的小额贷款"，但，明眼人都知道，她真正强调的是"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而且，这个提法新颖别致有杀气，最有新闻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孙春兰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特别会使那些有胆识、敢于抗争的农民工恐惧，尤其会在那些援助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律师和记者中制造恐慌。什么是"敌对势力"？谁和谁"敌对"？工人在律师、记者或非政府的帮助下，与那些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酒肉朋友的老板"敌对"，罢工上访，或用法律手段与之对簿公堂，以讨回自己的工资加班费或工伤赔偿金，或企图减少工时提高工资时，他们算不算"敌对势力"？什么叫"对农民工队伍的渗透和破坏"？那些经常和农民工在一起，帮助农民工的律师、记者及非政府组织，还有深入到企业和农民工之中作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因找不到适合本专业的工作而和农民工一起打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所有的这些人算不算对农民工的"渗透"？难道全总的干部们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严密防范"？当我们想到这些具体的现实时，更能看到孙春兰副主席讲话的荒唐和危害。
近年来，政府统计和媒体报道的农民工的抗争数以万计。这些抗争发生地原因和诉求所涉及的，都是工资、工作和加班的时间和补贴、工作条件，工伤认定和赔偿及工人受侮辱、虐待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农民工敌对体制或国家政权的报道。当农民工抗争老板的压榨时，都要求、等待、渴望政府的帮助，即便是政府明确地站在资方一边打压工人，或对工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抗争的工人也只是将矛盾指向地方政府或具体的负责人，这些，几乎是中国人所共知的常识。孙春兰的讲话是毫无根据。
中国煤矿的矿难层出不穷，除了“做稳定矿工家属的情绪”的工作外，我们从来没看到全总有什麽其它的行动。现在，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又成爲经济危机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仅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农民工被迫返乡，而且，在职的各个工薪阶层的工资降低，很多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号召农民工求职时“降低对工资的期望值”。我们还看到“三停”，即停止提高工资，停止劳资谈判的试行，停止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正在成爲全国范围的现象，近年劳资关系、中华全总角色转变等方面的微小的，但却是来自不易的进步有可能全部丧失。这不仅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生活更艰难，也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通过发展内需来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成爲空谈。孙春兰女士不去操心这些正经事却瞪大眼睛在农民工中寻找“敌对势力”，更像公安部或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屯兰矿难发生后，面对人们的悲痛，孙副主席很可能十分警觉，正在努力防止“竟内外的敌对势力”对那些死难矿工家属进行“渗透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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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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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副主席孙春兰的讲话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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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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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2月22日山西屯兰矿难中丧生的74名矿工中的多数是农民工。这使我又想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2月17日的讲话。她说，“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即使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明确地敦促工会扮演“工人警察”角色的讲话。果然，此话一出，官方舆论立刻就严厉了。在此之前，全国各地都有出租车司机罢工，多数地方政府纷纷与罢工司机的代表对话，幷表示要满足他们的重要要求。一时间，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的风气四起。可是，在孙春兰副主席的讲话发表两天之后，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就沉下了脸。据广东“南方日报”报道，在2月19日广州出租行业的一次大会上，针对去年底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他气势汹汹地说：“事后查明，这个事件背后存在非法组织，而这些非法组织根本就不是开出租车的司机”。
刚刚形成的社会对话气氛就这样被这位全总的第二号人物给破坏了。孙春兰的讲话对劳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危害甚大。
首先，这个讲话将导致劳资冲突重新政治化，在劳资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重新制造怀疑、敌对的紧张气氛，使劳资间及其他的社会对话更爲困难，使普通的社会矛盾激化。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包括农民工的罢工、游行、静坐和上访等，日益普遍，它几乎已成爲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省市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处理过本地区工人运动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事件"，几乎没有报纸、记者没有报道过下岗失业工人的生活或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条件艰苦等问题。这种劳资冲突普遍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其"非政治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民衆、舆论和各级政府已经对工人罢工、静坐、甚至游行这类劳资冲突的见怪不怪，甚至是习惯了。面对此类事件，他们很少或不再惊慌失措，很少或不再不将之视之爲"少数人挑动、操纵的，企图推翻政府"的政治阴谋。虽然，压制工人运动在仍然在继续，但是，多年前那种大规模的逮捕，动辄将工人代表判以重刑的镇压明显地减少了。这种冲突发生后，政府和冲突相关的各方或对话，或通过社会中介及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在增加。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孤独无助，忍耐性极强。不到活不下去，不到忍耐之极限，他们是不会，也不敢群起反抗。而且，即使在罢工、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发起后，如果资方或地方政府哪怕是小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工人的抗争活动也会很快地平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似乎终于认识到这种社会现实。2002年任辽宁省长时，他严厉镇压了辽阳工人的罢工游行，将工人领袖姚福兴和萧云良等人逮捕幷判以重刑。而在去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发生时，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主动会见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幷公开地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于是，一个罕见的大规模的工潮通过谈判、对话很快平息了。重庆市政府理性、讲求实际地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当然，各级政府现在还谈不上在保护劳工的权益，但，和过去的"阴谋"比较，上述的社会冲突的非政治化，政府开始以平静、求实的态度处理劳资纠纷，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和进步。它是建立普遍的劳资谈判和社会对话的机制、习惯和制度的前提。孙春兰的讲话正是企图改变这种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但可能导致更多的敢于抗争的农民工受到迫害，而且会带来社会的大倒退。
其次，孙春兰的讲话如果得到贯彻，中华全总角色的积极转变不但会停止，而且会走更依赖资方、更依赖政府，甚至依赖国家安全部门的回头路。其结果，是中华全总不仅在中国工人中，而且在全社会更孤立。试想，一个工会组织不去保护劳工，反而在工人中，特别是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中指定、打击根本就不存在的"敌对势力"，这将是多么令人厌恶！
近年来，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制定、颁布以来，中华全总内越来越多的基层和企业工会在发生变化。广东、山东、成都等省、市工会制定了具体的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条例，有的地方工会成立了服务于农民工的工人培训中心，开始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工会的负责人不愿听任"老板压榨工人导致骚乱，政府维持稳定提老板买单"这种耻辱，威胁自己的官场前途的"分工"。而且，谁也难保证官员、工会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不会受到解雇、工资拖欠的威胁。中华全总基层组织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其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所需要的。但是，身爲中华全总副主席的孙春兰女士突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在事实上阻止全总的这种积极变化，匪夷所思。是的，她在这次讲话中也提到了"健全农民工援助资金的监管制度，对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尤其是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所需的小额贷款"，但，明眼人都知道，她真正强调的是"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而且，这个提法新颖别致有杀气，最有新闻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孙春兰的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特别会使那些有胆识、敢于抗争的农民工恐惧，尤其会在那些援助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律师和记者中制造恐慌。什么是"敌对势力"？谁和谁"敌对"？工人在律师、记者或非政府的帮助下，与那些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酒肉朋友的老板"敌对"，罢工上访，或用法律手段与之对簿公堂，以讨回自己的工资加班费或工伤赔偿金，或企图减少工时提高工资时，他们算不算"敌对势力"？什么叫"对农民工队伍的渗透和破坏"？那些经常和农民工在一起，帮助农民工的律师、记者及非政府组织，还有深入到企业和农民工之中作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因找不到适合本专业的工作而和农民工一起打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所有的这些人算不算对农民工的"渗透"？难道全总的干部们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和"严密防范"？当我们想到这些具体的现实时，更能看到孙春兰副主席讲话的荒唐和危害。
近年来，政府统计和媒体报道的农民工的抗争数以万计。这些抗争发生地原因和诉求所涉及的，都是工资、工作和加班的时间和补贴、工作条件，工伤认定和赔偿及工人受侮辱、虐待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农民工敌对体制或国家政权的报道。当农民工抗争老板的压榨时，都要求、等待、渴望政府的帮助，即便是政府明确地站在资方一边打压工人，或对工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抗争的工人也只是将矛盾指向地方政府或具体的负责人，这些，几乎是中国人所共知的常识。孙春兰的讲话是毫无根据。
中国煤矿的矿难层出不穷，除了“做稳定矿工家属的情绪”的工作外，我们从来没看到全总有什麽其它的行动。现在，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又成爲经济危机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仅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农民工被迫返乡，而且，在职的各个工薪阶层的工资降低，很多政府官员甚至公开号召农民工求职时“降低对工资的期望值”。我们还看到“三停”，即停止提高工资，停止劳资谈判的试行，停止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正在成爲全国范围的现象，近年劳资关系、中华全总角色转变等方面的微小的，但却是来自不易的进步有可能全部丧失。这不仅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生活更艰难，也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通过发展内需来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成爲空谈。孙春兰女士不去操心这些正经事却瞪大眼睛在农民工中寻找“敌对势力”，更像公安部或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屯兰矿难发生后，面对人们的悲痛，孙副主席很可能十分警觉，正在努力防止“竟内外的敌对势力”对那些死难矿工家属进行“渗透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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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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