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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司令”过冬
顶著早上6时30分的刺骨寒风，张全收举起他那只著名的小喇叭，站在工厂操场摆好的一张桌子上，对著900余名列队的农民工开始演讲。
20多分钟，从美元贬值一直讲到消费者观望，几乎没有停顿。快结束时，张全收画龙点睛提醒大家:“明年将是更艰巨的一年，大家不要急，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过年工厂普遍缺工，希望到时能有一批工人留下。家里又冷又冻，找个空当回家调整一下就行。”
最后，张全收要求过年回家的举手。可人群还是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很壮观。肉眼也能统计出结果:900多人中仅10余人不回家，至少一半人计画在数天内离开。
这是去年12月的一幕。这个冬天，张全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与危机。张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即使没活干，工人也免费吃住，照拿工资。全顺公司只需要赚用人工厂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输出通道，全顺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寒意，这丝毫不奇怪。“去年下半年开始后，工厂订单不断减少，工人不断被退回，没活干只能回家；进入11月下旬后，公司仅剩下5000多名工人。要不是金融危机，今年全顺的人不止1万多人。算一算，损失了几百万。”
眼下如何过冬？这个难题让张全收费尽思索。
■本报记者张迪胡亚柱刘进深圳、东莞报导
“司令”焦头烂额
“农民工司令变旅长”，这是大多数媒体用以描述张全收困境的新闻标题。“往年，农民工大多春节前才回家，现在却要提前两个月，”张全收认为，“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更加糟糕”。
去年12月5日，刚当选老家河南上蔡某村委书记的张全收马不停蹄赶回深圳，与一名厦门的台商谈了一早上，还特意请台商到家里走了走，工作人员说，这位台商的鞋厂雇佣了400名全顺工人。“本来要退工人的，见到老板热情，始终不好意思开口。”
当天下午3时，张全收接到河源一家工厂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即将退回的400名工人因饭卡没钱，没法吃饭了。张全收火了，几乎吼著说:“×的，饭还是要吃的。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淩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折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任务只有一个: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去年12月中旬，南方农村报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张赶到会场为农民工呼吁。
张全收的客户多为港资台资、行业大多为家俱、玩具和纺织这类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去年9月后，订单大幅减少，企业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顺公司，而全顺公司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将他们遣送回乡。
“去年11月初还没有多大感觉，到了12月，长期合作的日本公司开始裁员了，我给4000多人放了假。”
张全收说:“但最近就猛了，事情越来越麻烦，天天放人回家，已经放了1万名农民工回家。”他的队伍在缩小，人数递减到1.8万、1.3万、1万、5000、3000，司令变旅长的说法并不夸张，也是一个不太让他乐意接受的现实。
张全收拿著小喇叭对工人说话，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这是一个“保留节目”。但现在，这个保留节目都无心上演。张现在戴耳机接听手里的三星手机，来电不断，耳朵都听痛了。
国家相关部门的最新调研资料显示，截至去年12月中旬，我国1.3亿农民工中，就有6%的人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至少78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返乡的农民工多为正常返乡。
“我就代表了农民工。冷就冷热就热，金融海啸、工厂倒闭、工人返乡，我这里看得最清楚。”张全收一直认为自己最能代表农民工。
抱团与烤火
张全收判断:“2009年更难搞。5月份是个节点，如能熬过去，就没事；熬不过去的话，肯定就有事。”
张认为:“让企业、让员工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多大头戴多大帽，全顺3000人工作，可以供6000人吃、住，5000人工作就可以养1万人。”
“现在坚持最重要，提供就业平台最重要。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基础，没有中小型企业，谈何大企业?所以，对待企业要灵活一点，不要让它们倒了。”
“给企业减轻压力，让其存活”、“给农民工一个就业平台”。这是张常说的话。
张全收觉得这时要抱团才行。与他长期有业务关系的厂子，如香港德×纸品有限公司、恒×玩具厂，不少都与其抱团。德×是与张全收关系最好的一家企业。张有一些工人在这个厂子工作。
德×生产主管霍松森不否认金融危机对工厂有一定影响。去年7月，他们有600多人，几层楼的车间都是满的，生产一种袋子，是销往美国的礼品袋。当时工人们都是三班倒。
“现在只有80来人，一个车间都坐不满。目前的情况虽然与这个季节性的业务量有关，但也与金融危机的影响分不开。”
霍松森透露:“即使面对这样的形势，工厂还是尽量多留一点农民工。”
厂长张先生认为:“七八年来，我们一直与全顺公司合作，关系很好。他们顺利的时候也帮过我们，现在我们还算顺利，就帮一下他们呗。面对金融危机，老伙伴不帮谁帮?等金融危机一过，经济好转，我们可能又要全顺帮我们哦。”
全顺内部抱团取暖也是必要的。即使是在去年12月份，仍然还是有农民工“逆流”从外地来广东找工作，其中有不少是通过老乡等关系找上门的，全顺仍会尽量接受。
在张全收看来，目前的现状并不是全部都不好，“刚刚就有一家石龙的公司问我们要1000名工人，因为他们在春节前又拿了新订单，还要加班生产”。
坚守与希望
和张全收的想法一样，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陈国权认为:“能留下来就意味著希望!”
1月12日上午11时30分，东莞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太阳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冬天的风夹著丝丝寒意，让刚从公车上下来的陈国权赶忙裹紧了上衣。顶著风拐进工业区内的一街四巷，道路由宽变窄，沿途不断的分岔路。最后走过一条仅容两人并排通过的小路，路尽头的一栋白色的平房被分割成了四户，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住的是陈国权一家。
屋内摆放著煤气灶，陈国权的母亲却在屋背后支起了炉子，用捡来的树枝炒土豆片。“煤气一瓶要一百多吧，加上买菜、房租四口人一个月开销大概600块，现在能省则省……”火车疾驰而过与铁轨撞击的声音湮没了陈国权介绍家里花费的声音，整个小屋随著空气振荡声一起颤动。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九线距他的房子不过30米。
12时20分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陈鑫润走到门口见到一个月未见的爸爸时，未放下书包就直接扑向爸爸怀里，用稚嫩的声音对著正在收拾饭桌的奶奶说:“爸爸变高了。”陈国权的眼眶有些湿润，默默的不再说话。
32岁的陈国权曾是合俊厂电子部的组长。去年10月15日一早，陈国权随著数千名工人照常来到工厂上班，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闭的工厂和大门上贴的一纸通告。
陈国权反复读通告，最后终於明白:空荡荡的厂房背后，管理层一夜之间集体消失，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厂倒闭了。
这对於他来说不啻是最大的打击。2002年他的姐姐陈桂群进入合俊厂的流水线当上了普工，收入稳定且略高於附近的工厂。
2004年陈国权进入合俊工作，不久之后，他在四川万源魏家乡的母亲、哥哥及女儿、侄子都来到樟洋工业区。
现在让陈国权最怀念的是在合俊厂简单却温馨的生活:加班的话工资可以拿到两千多；下午下班后还能在800多米外的华联学校接女儿放学，5岁的女儿喜欢爸爸背著回家；他的家则安在距工厂7分钟路程的地方，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再加上哥哥、姐姐两家，陈家十余口人，完全落脚在了千里之外的樟木头银洋樟洋工业区一街四巷。
去年10月20日左右，樟木头镇政府垫付2400万工资后，陈家兄妹三人像张全收一样开始寻找工作岗位。合俊倒闭后的几天，该厂门口已经挤满了招聘的企业，除了玩具厂、电子厂、制衣厂外，其中甚至还有美容、按摩院招聘广告，招聘的对象则多为女工。
樟木头镇政府组织27家企业提供了千余岗位分流合俊工人。
汹涌而来的招工企业、长期以来东莞各厂门口挂出的“大量招聘男女工”等条幅广告让不少工人一度产生了“幻觉”: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随时可以进厂。
但折腾了半个月，他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陈国权看来，所谓合适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能经常加班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拿到多一些钱。
经过半个月的踌躇后，陈国权的哥哥陈国兴将衣物等东西打包好，剩下的家什留给了母亲，一家三口动身返回老家。当天中午到达东莞东火车站时，他有些诧异，站前广场上散坐著回家的农民工，验票的人排起了百米的两列长队。陈国兴拉著老婆儿子快步上去加入了返乡队伍中。
与拎著大包小包挤在连上厕所都难的车厢、过年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颠簸著南下不同，这次他决定回家后不再外出了，给十余年的外出打工生涯画上句号。他和弟弟商量过:家里六亩田因为在外打工一直抛荒，回家后重新拾起来。
同陈国兴一起踏上回家路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樟木头石新社区内的合俊工人离开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厂。
陈国权说，从合俊倒闭开始，他认识的百余人中，半数回家了。他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熟悉的面孔每天在减少，空置的出租屋开始增多。房东们纷纷挂出“有房出租”的小纸板广告的同时，也向老租客实行20元—50元不等的减租政策。
陈国权看来，除了思乡因素外，多数回家的人是因为被逼无奈:“谁都不想回家，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都想找事情做。”他们每天都奔走於各个工厂之间，见了问候语成了“见工了没有”，心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份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
但陈国权不愿离开，即使他的家安在城市的角落，嘈杂的铁轨、并不清新的空气和令人困扰的治安，但四年的生活已让他很难割舍，城市毕竟给了勤劳、实干者一次释放能量的机会。
从合俊关门的第三天起，每天早上7点，陈国权都会准时骑著破旧的自行车，从附近的工业区开始挨个找工作。“一天10多个厂，中午回来吃饭停一下又回去。”陈国权的母亲回忆当时的光景，很心疼儿子。
除了樟木头外，四处向老乡打听工作资讯后，他还去塘厦、黄江，最远去过深圳龙岗，一点点资讯也能让他有勇气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继续走下去……
幸运是不期而至的。去年12月中旬，通过老乡介绍，陈国权终於在东莞石排镇塘尾一家糖果厂找到了工作。工资与在合俊时相差无几，还当上了组长，但每月只放2天的假，对陈国权生活的影响是，从新工厂回到他樟木头的“家”，要坐近2个小时的公车，他不得不选择在工厂里住宿。
“工厂缺人，当时还叫我拉30多个人过去，我叫了些工友，结果都没有去，说石排太远，工资也不算高。”陈国权需要这份工作，多年打工经历也让他心态更为成熟，吃住在厂里，花费比以前少了，“先干著吧，老板人也不错，稳定后把家人再接过来或想办法。”
危机与和谐
相对于陈国权等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努力来说，怎么过冬？张全收与其合作伙伴有著更大一点的回旋余地。 恒×玩具厂就是个不小的奇迹。
这是一家港资企业，生产各式各样的玩具。和其他珠三角的玩具厂一样，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恒×玩具厂也同样遭遇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恒×没有坐以待毙。
首先想到的是开源节流，各方面都要压缩成本，原来要花5元的，现在就努力减少到4.8元、4.5元，甚至是4元以内，总之是能减就减，恒×甚至发动全厂工人，注意节约资源，杜绝浪费。
危机之下，现金为王，原来合作伙伴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去可以60天内结账，但现在不行，一定要现金结账，以防止呆坏账的发生。
接单时也要审时度势，衡量半年风险，思量再三，才放心做单。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恒×做到了尽力少裁员，“我们原来有2000多工人，现在只减少了三四百人，相比附近的厂子，已经是很不错的。”
留下的人也需要做好思想工作，内部的宣导与维稳成为很重要的工作。
早会是每天早上8时必须开的，所有员工都参加。每天不厌其烦讲的就是“团结务实，开拓进取”。不许工人闹矛盾，拉帮结派。
“员工日日早上好，员工爱企业，企业爱员工”是他们的口号。
员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公司党支部、团支部，可以找工会，找劳动机构仲裁，就是不能闹事。
更能稳定人心的还是待遇!恒×决定把薪水统一提升为41元—40元/日。
“有人认为同行沉船，我可以赚得更多一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同行不是冤家，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要帮助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且同行之间也应以协会的形式互助。”恒×厂领导余锋(化名)认为。
恒×选择了合作伙伴之间的更紧密联合，你做产品的那一部分，我做产品的这一部分，总之，能合作起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尽量合作起来，甚至包括政府有关部门。
“和谐一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张全收认为，“金融海啸来临，一定要得到政府支持。而政府呢，不能空喊口号，要落到实处。可为企业减免一定税收和房租。政府支援完全可以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可增强企业抵抗金融危机的信心。”
积极与政府方面交流则是恒×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通过积极争取，恒×获得了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一定优惠。
“企业有了信心，对政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没有信心的企业，政府才会放弃。”
张全收也定下了应对危机的办法:工人想提前回家的立即放回家，然后动员部分年前回来，可以在比较缺工的春节期间为他们找到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企业徵收的管理费。“要一起渡过难关”。
张全收的心里盘算的是，虽然不少企业从目前看，年后订单比较少，但还是有不少企业节后需要工人的，“我们的工人在春节前就先回来，还是有不少的就业机会的”。
“员工的心里也清楚，没钱就回家，等回去后，有条件又回来。”但张也认为，“工作岗位总体还是可能减少很多，以前是都回来原来工作的岗位上工作，而年后这些岗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可农民还得养家糊口啊。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扩大就业管道，在灵活就业的政策法规方面、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这次金融海啸对珠三角企业的冲击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需求量整体萎缩的事实不容回避。”於建嵘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最近他走访了很多珠三角的生产企业。他认为，各方都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外来工、企业还是政府。
於建嵘认为，这次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客观而又现实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外来工回流并不表明珠三角的吸引力在减弱。
相反，当地政府当前要重点做好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证这些外来工平安顺利地回家去。这些工人与珠三角的联系已经建立，在形势转好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带著希望重新选择回来。现在无奈选择回去是因为存有希望，将来回来同样也是因为希望。
“最近，我刚刚开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回到深圳。在这次会议中，我提交了《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对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和建议》，建议保护中小企业，以稳定就业。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司令’，同时也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既要考虑公司的经营，又要考虑怎样当好全国人大代表，真正做好一名农民工的代言人。”
张全收自言:“不管怎么样，危机面前和谐最重要。只有和谐才能共渡难关!”
摄影:曾强统筹:胡念飞
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为本文提供了采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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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9年01月16日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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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司令”过冬
顶著早上6时30分的刺骨寒风，张全收举起他那只著名的小喇叭，站在工厂操场摆好的一张桌子上，对著900余名列队的农民工开始演讲。
20多分钟，从美元贬值一直讲到消费者观望，几乎没有停顿。快结束时，张全收画龙点睛提醒大家:“明年将是更艰巨的一年，大家不要急，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过年工厂普遍缺工，希望到时能有一批工人留下。家里又冷又冻，找个空当回家调整一下就行。”
最后，张全收要求过年回家的举手。可人群还是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很壮观。肉眼也能统计出结果:900多人中仅10余人不回家，至少一半人计画在数天内离开。
这是去年12月的一幕。这个冬天，张全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与危机。张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即使没活干，工人也免费吃住，照拿工资。全顺公司只需要赚用人工厂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输出通道，全顺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寒意，这丝毫不奇怪。“去年下半年开始后，工厂订单不断减少，工人不断被退回，没活干只能回家；进入11月下旬后，公司仅剩下5000多名工人。要不是金融危机，今年全顺的人不止1万多人。算一算，损失了几百万。”
眼下如何过冬？这个难题让张全收费尽思索。
■本报记者张迪胡亚柱刘进深圳、东莞报导
“司令”焦头烂额
“农民工司令变旅长”，这是大多数媒体用以描述张全收困境的新闻标题。“往年，农民工大多春节前才回家，现在却要提前两个月，”张全收认为，“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更加糟糕”。
去年12月5日，刚当选老家河南上蔡某村委书记的张全收马不停蹄赶回深圳，与一名厦门的台商谈了一早上，还特意请台商到家里走了走，工作人员说，这位台商的鞋厂雇佣了400名全顺工人。“本来要退工人的，见到老板热情，始终不好意思开口。”
当天下午3时，张全收接到河源一家工厂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即将退回的400名工人因饭卡没钱，没法吃饭了。张全收火了，几乎吼著说:“×的，饭还是要吃的。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淩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折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任务只有一个: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去年12月中旬，南方农村报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张赶到会场为农民工呼吁。
张全收的客户多为港资台资、行业大多为家俱、玩具和纺织这类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去年9月后，订单大幅减少，企业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顺公司，而全顺公司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将他们遣送回乡。
“去年11月初还没有多大感觉，到了12月，长期合作的日本公司开始裁员了，我给4000多人放了假。”
张全收说:“但最近就猛了，事情越来越麻烦，天天放人回家，已经放了1万名农民工回家。”他的队伍在缩小，人数递减到1.8万、1.3万、1万、5000、3000，司令变旅长的说法并不夸张，也是一个不太让他乐意接受的现实。
张全收拿著小喇叭对工人说话，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这是一个“保留节目”。但现在，这个保留节目都无心上演。张现在戴耳机接听手里的三星手机，来电不断，耳朵都听痛了。
国家相关部门的最新调研资料显示，截至去年12月中旬，我国1.3亿农民工中，就有6%的人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至少78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返乡的农民工多为正常返乡。
“我就代表了农民工。冷就冷热就热，金融海啸、工厂倒闭、工人返乡，我这里看得最清楚。”张全收一直认为自己最能代表农民工。
抱团与烤火
张全收判断:“2009年更难搞。5月份是个节点，如能熬过去，就没事；熬不过去的话，肯定就有事。”
张认为:“让企业、让员工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多大头戴多大帽，全顺3000人工作，可以供6000人吃、住，5000人工作就可以养1万人。”
“现在坚持最重要，提供就业平台最重要。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基础，没有中小型企业，谈何大企业?所以，对待企业要灵活一点，不要让它们倒了。”
“给企业减轻压力，让其存活”、“给农民工一个就业平台”。这是张常说的话。
张全收觉得这时要抱团才行。与他长期有业务关系的厂子，如香港德×纸品有限公司、恒×玩具厂，不少都与其抱团。德×是与张全收关系最好的一家企业。张有一些工人在这个厂子工作。
德×生产主管霍松森不否认金融危机对工厂有一定影响。去年7月，他们有600多人，几层楼的车间都是满的，生产一种袋子，是销往美国的礼品袋。当时工人们都是三班倒。
“现在只有80来人，一个车间都坐不满。目前的情况虽然与这个季节性的业务量有关，但也与金融危机的影响分不开。”
霍松森透露:“即使面对这样的形势，工厂还是尽量多留一点农民工。”
厂长张先生认为:“七八年来，我们一直与全顺公司合作，关系很好。他们顺利的时候也帮过我们，现在我们还算顺利，就帮一下他们呗。面对金融危机，老伙伴不帮谁帮?等金融危机一过，经济好转，我们可能又要全顺帮我们哦。”
全顺内部抱团取暖也是必要的。即使是在去年12月份，仍然还是有农民工“逆流”从外地来广东找工作，其中有不少是通过老乡等关系找上门的，全顺仍会尽量接受。
在张全收看来，目前的现状并不是全部都不好，“刚刚就有一家石龙的公司问我们要1000名工人，因为他们在春节前又拿了新订单，还要加班生产”。
坚守与希望
和张全收的想法一样，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陈国权认为:“能留下来就意味著希望!”
1月12日上午11时30分，东莞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太阳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冬天的风夹著丝丝寒意，让刚从公车上下来的陈国权赶忙裹紧了上衣。顶著风拐进工业区内的一街四巷，道路由宽变窄，沿途不断的分岔路。最后走过一条仅容两人并排通过的小路，路尽头的一栋白色的平房被分割成了四户，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住的是陈国权一家。
屋内摆放著煤气灶，陈国权的母亲却在屋背后支起了炉子，用捡来的树枝炒土豆片。“煤气一瓶要一百多吧，加上买菜、房租四口人一个月开销大概600块，现在能省则省……”火车疾驰而过与铁轨撞击的声音湮没了陈国权介绍家里花费的声音，整个小屋随著空气振荡声一起颤动。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九线距他的房子不过30米。
12时20分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陈鑫润走到门口见到一个月未见的爸爸时，未放下书包就直接扑向爸爸怀里，用稚嫩的声音对著正在收拾饭桌的奶奶说:“爸爸变高了。”陈国权的眼眶有些湿润，默默的不再说话。
32岁的陈国权曾是合俊厂电子部的组长。去年10月15日一早，陈国权随著数千名工人照常来到工厂上班，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闭的工厂和大门上贴的一纸通告。
陈国权反复读通告，最后终於明白:空荡荡的厂房背后，管理层一夜之间集体消失，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厂倒闭了。
这对於他来说不啻是最大的打击。2002年他的姐姐陈桂群进入合俊厂的流水线当上了普工，收入稳定且略高於附近的工厂。
2004年陈国权进入合俊工作，不久之后，他在四川万源魏家乡的母亲、哥哥及女儿、侄子都来到樟洋工业区。
现在让陈国权最怀念的是在合俊厂简单却温馨的生活:加班的话工资可以拿到两千多；下午下班后还能在800多米外的华联学校接女儿放学，5岁的女儿喜欢爸爸背著回家；他的家则安在距工厂7分钟路程的地方，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再加上哥哥、姐姐两家，陈家十余口人，完全落脚在了千里之外的樟木头银洋樟洋工业区一街四巷。
去年10月20日左右，樟木头镇政府垫付2400万工资后，陈家兄妹三人像张全收一样开始寻找工作岗位。合俊倒闭后的几天，该厂门口已经挤满了招聘的企业，除了玩具厂、电子厂、制衣厂外，其中甚至还有美容、按摩院招聘广告，招聘的对象则多为女工。
樟木头镇政府组织27家企业提供了千余岗位分流合俊工人。
汹涌而来的招工企业、长期以来东莞各厂门口挂出的“大量招聘男女工”等条幅广告让不少工人一度产生了“幻觉”: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随时可以进厂。
但折腾了半个月，他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陈国权看来，所谓合适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能经常加班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拿到多一些钱。
经过半个月的踌躇后，陈国权的哥哥陈国兴将衣物等东西打包好，剩下的家什留给了母亲，一家三口动身返回老家。当天中午到达东莞东火车站时，他有些诧异，站前广场上散坐著回家的农民工，验票的人排起了百米的两列长队。陈国兴拉著老婆儿子快步上去加入了返乡队伍中。
与拎著大包小包挤在连上厕所都难的车厢、过年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颠簸著南下不同，这次他决定回家后不再外出了，给十余年的外出打工生涯画上句号。他和弟弟商量过:家里六亩田因为在外打工一直抛荒，回家后重新拾起来。
同陈国兴一起踏上回家路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樟木头石新社区内的合俊工人离开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厂。
陈国权说，从合俊倒闭开始，他认识的百余人中，半数回家了。他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熟悉的面孔每天在减少，空置的出租屋开始增多。房东们纷纷挂出“有房出租”的小纸板广告的同时，也向老租客实行20元—50元不等的减租政策。
陈国权看来，除了思乡因素外，多数回家的人是因为被逼无奈:“谁都不想回家，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都想找事情做。”他们每天都奔走於各个工厂之间，见了问候语成了“见工了没有”，心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份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
但陈国权不愿离开，即使他的家安在城市的角落，嘈杂的铁轨、并不清新的空气和令人困扰的治安，但四年的生活已让他很难割舍，城市毕竟给了勤劳、实干者一次释放能量的机会。
从合俊关门的第三天起，每天早上7点，陈国权都会准时骑著破旧的自行车，从附近的工业区开始挨个找工作。“一天10多个厂，中午回来吃饭停一下又回去。”陈国权的母亲回忆当时的光景，很心疼儿子。
除了樟木头外，四处向老乡打听工作资讯后，他还去塘厦、黄江，最远去过深圳龙岗，一点点资讯也能让他有勇气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继续走下去……
幸运是不期而至的。去年12月中旬，通过老乡介绍，陈国权终於在东莞石排镇塘尾一家糖果厂找到了工作。工资与在合俊时相差无几，还当上了组长，但每月只放2天的假，对陈国权生活的影响是，从新工厂回到他樟木头的“家”，要坐近2个小时的公车，他不得不选择在工厂里住宿。
“工厂缺人，当时还叫我拉30多个人过去，我叫了些工友，结果都没有去，说石排太远，工资也不算高。”陈国权需要这份工作，多年打工经历也让他心态更为成熟，吃住在厂里，花费比以前少了，“先干著吧，老板人也不错，稳定后把家人再接过来或想办法。”
危机与和谐
相对于陈国权等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努力来说，怎么过冬？张全收与其合作伙伴有著更大一点的回旋余地。 恒×玩具厂就是个不小的奇迹。
这是一家港资企业，生产各式各样的玩具。和其他珠三角的玩具厂一样，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恒×玩具厂也同样遭遇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恒×没有坐以待毙。
首先想到的是开源节流，各方面都要压缩成本，原来要花5元的，现在就努力减少到4.8元、4.5元，甚至是4元以内，总之是能减就减，恒×甚至发动全厂工人，注意节约资源，杜绝浪费。
危机之下，现金为王，原来合作伙伴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去可以60天内结账，但现在不行，一定要现金结账，以防止呆坏账的发生。
接单时也要审时度势，衡量半年风险，思量再三，才放心做单。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恒×做到了尽力少裁员，“我们原来有2000多工人，现在只减少了三四百人，相比附近的厂子，已经是很不错的。”
留下的人也需要做好思想工作，内部的宣导与维稳成为很重要的工作。
早会是每天早上8时必须开的，所有员工都参加。每天不厌其烦讲的就是“团结务实，开拓进取”。不许工人闹矛盾，拉帮结派。
“员工日日早上好，员工爱企业，企业爱员工”是他们的口号。
员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公司党支部、团支部，可以找工会，找劳动机构仲裁，就是不能闹事。
更能稳定人心的还是待遇!恒×决定把薪水统一提升为41元—40元/日。
“有人认为同行沉船，我可以赚得更多一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同行不是冤家，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要帮助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且同行之间也应以协会的形式互助。”恒×厂领导余锋(化名)认为。
恒×选择了合作伙伴之间的更紧密联合，你做产品的那一部分，我做产品的这一部分，总之，能合作起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尽量合作起来，甚至包括政府有关部门。
“和谐一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张全收认为，“金融海啸来临，一定要得到政府支持。而政府呢，不能空喊口号，要落到实处。可为企业减免一定税收和房租。政府支援完全可以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可增强企业抵抗金融危机的信心。”
积极与政府方面交流则是恒×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通过积极争取，恒×获得了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一定优惠。
“企业有了信心，对政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没有信心的企业，政府才会放弃。”
张全收也定下了应对危机的办法:工人想提前回家的立即放回家，然后动员部分年前回来，可以在比较缺工的春节期间为他们找到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企业徵收的管理费。“要一起渡过难关”。
张全收的心里盘算的是，虽然不少企业从目前看，年后订单比较少，但还是有不少企业节后需要工人的，“我们的工人在春节前就先回来，还是有不少的就业机会的”。
“员工的心里也清楚，没钱就回家，等回去后，有条件又回来。”但张也认为，“工作岗位总体还是可能减少很多，以前是都回来原来工作的岗位上工作，而年后这些岗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可农民还得养家糊口啊。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扩大就业管道，在灵活就业的政策法规方面、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这次金融海啸对珠三角企业的冲击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需求量整体萎缩的事实不容回避。”於建嵘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最近他走访了很多珠三角的生产企业。他认为，各方都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外来工、企业还是政府。
於建嵘认为，这次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客观而又现实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外来工回流并不表明珠三角的吸引力在减弱。
相反，当地政府当前要重点做好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证这些外来工平安顺利地回家去。这些工人与珠三角的联系已经建立，在形势转好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带著希望重新选择回来。现在无奈选择回去是因为存有希望，将来回来同样也是因为希望。
“最近，我刚刚开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回到深圳。在这次会议中，我提交了《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对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和建议》，建议保护中小企业，以稳定就业。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司令’，同时也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既要考虑公司的经营，又要考虑怎样当好全国人大代表，真正做好一名农民工的代言人。”
张全收自言:“不管怎么样，危机面前和谐最重要。只有和谐才能共渡难关!”
摄影:曾强统筹:胡念飞
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为本文提供了采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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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9年01月16日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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