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革命
韩东方
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劳工通讯"节目，与中国工人在大气电波中交谈，已经两年多了。第一年的谈话内容，已经於98年10月辑录出版，书名叫《改革､舞弊､民生》。这本书是我与工人谈话的第二部份，辑录了从98年5月到99年5月期间的谈话。
作为一个中国独立工运份子，一个被中共剥夺了回国权的中国工人，两年前，当我最初与工人在空中相遇的时候，那种终於冲破铁幕封锁，终於跟亲人相聚所带来的喜悦和兴奋，曾经使我夜不能眠。但是，那喜悦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焦虑和不安。在前一本书《改革､舞弊､民生》的前言里，我曾经写过：
"当我第一次听到工人们说，没办法，这个国家需要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我还挺兴奋，因为那时我觉得，这应该意味著工人们开始觉醒了。但后来，当我每一次听到的答案都是革命的时候，我便开始问大家，革命的代价有多大，以及谁付的代价最大，是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呢？还是那些已经富起来并随时可以一飞了之的贪官呢？他们的答案大部份都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在第一年的谈话里，中国工人以自己失业､下岗后的悲惨遭遇，被拖欠工资和退休金造成的生活困顿，对比贪官污吏们的飞黄腾达，戳穿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的谎言。谎言被戳穿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革命"的幻想。起来"革命"，打倒贪官污吏，打碎制造贪官污吏的罪恶制度，似乎已经成了大众的唯一盼望。
我承认，对革命我有恐惧。原因很复杂，简单说就是中国人民牺牲数千万宝贵生命支持中共革命，换来的却是被革命政权更加残暴的奴役。面对这一事实，无论什么人用什么理由，都不能说服我接受革命。於是，我拒绝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顽固信念，跟工人们盼望革命，或者说革命不可避免的想法，便形影不离的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直至今日，就"应该组织起来进行谈判，还是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这一问题，工人们跟我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仍然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其实，只有行动才能找到答案，中国工人运动应该怎么走，在没有行动的讨论中，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无论是"组织革命"还是"组织谈判"，每当讨论具体怎么操作的时候，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出现了，就是，谁来领头儿？之后，又有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工人应该怎么支持领头儿人？领头儿人应该怎么代表工人？法律有用吗？工会有用吗？等等，等等。我相信，随著中国工人权利遭受的侵害日益加深，中国工人一定会以自己的行动，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最后，感谢蔡崇国先生为这组谈话编辑；感谢"中国劳工通讯"同事们对编辑校对投入的精力；感谢"自由亚洲电台"播出"劳工通讯"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