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拿出两根火腿肠，塞到孩子手中，轻轻地说了声“去吧”。孩子飞似地跑了出去。大妈边收拾东西边告诉我：“这娘俩真可怜，孩子的妈病了很长时间，没钱治病，不到40岁已经下岗了好几年，孩子他爸也不知道跑到什麽地方，没良心的！”
我买完东西刚要离开，一个女人揪>刚才那个小男孩的耳朵进来了：“你说，火腿肠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啊”！孩子流>泪说：“真的是奶奶给的，是给你的。不信你问奶奶”！看到孩子委屈的样子，连我在内，>个女人的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也是今年的一个晚上，还是隆冬时节，我们全家在一个餐馆吃饭，当我们就要吃完饭的时候，隔>玻璃出现了3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她们手里拿>玫瑰花，小脸被寒风吹出了裂纹，其中一个小女孩瞪大了眼睛，舔>张大了的嘴□。当我的目光与她们对视的一刹那，>个小女孩齐刷刷地把身子转了过去。餐馆的服务员告诉我，她们都是从农村来的，经常隔>窗子看桌上的饭菜。女孩们那眼神，真让人受不了。我问：“她们进来要饭吃吗？”“不，从不进来要饭吃，到是有好心人会给她们一些吃的”。服务员说。
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
这4个孩子中，男孩来自一个下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济糊口。孩子妈妈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等>姐姐到她家串门。>个小女孩的父母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因为土地已经不再能挣钱养活她们，她们的父母希望在繁华的大城市寻找生存的机遇，这些孩子进不了学校，整日流落街头，靠卖花的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也许人们困惑，为什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却有一批人陷入新的贫困？
近几年，在先后两次受到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可以说，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这一时期被专家们一致认定为是我国经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可能正是由於这种快速增长和整体繁荣形成的反差，弱势群体的困境日趋显现出来，其绝对人数也有增长之势，相当数量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弱势人群中有相当一部份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专家发出的警讯是强烈的：为了经济的真正崛起，中国别无选择地进行>世界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就别无选择地要化解可能形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下岗”和“失业”的风险，而且必须有一整套对策，从积极的意义上减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之势，将基尼系数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空间之内。因此，必须正视整个社会进步繁荣的背后，潜藏>的那些可能影响发展大局的不稳定因素。据专家提供的数据，中国正处在失业率急增的阶段，并且达到194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城市，存在相当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相当於韩国的总人口，2000年登记失业率达到3.5％，真实失业率可能更高。“十五”期间，中国将面临>劳动力持续增长和再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挑战，全国有15个省的50％下岗职工难以实现再就业。乡村剩馀劳动力的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在近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营养状况有了普遍改善，但低收入群体的营养摄入量大多达不到标准。据专家计算，1995年贫困人口中热量摄入不足者大约为1□5。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亿～4000亿元；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到2000年，依然有3000多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整体富裕水平提高和一个时期差距缩小之后，贫富差距又呈扩大之势，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
城市贫困群体同样有扩大趋势。专家指出，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系统定义的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无社会保障的“>无人员”为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尽管其中包含>许多不可比的因素，显示出近几年政府在加大低保工作力度上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无论如何也反映了低保人群数量的扩大。据专家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2000年为58元）。
为“转轨”付出代价
买火腿肠小男孩的妈妈是一个下岗职工，当早几年她下岗时，我国还未来得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不仅失去了工资收入，原来享受的企业和政府的大量隐形补贴，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随下岗而消失。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遭遇风险的机会远远高於其他人。从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目前仍处在攻坚、深化阶段，经济体制依旧在艰难转轨之中。旧体制沉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构建新体制需要攻坚的难点也愈发清晰，实现新的目标，需要进行各种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中蕴藏的新、旧矛盾交织，其表现可能比转轨初期要尖锐得多。在转轨初期的1992年～1996年，原来长期受计划经济制约的企业主体迅速得到解放，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爆发力，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缓和了过去的短缺矛盾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目前，体制改革正处於转轨中期，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既高於转轨初期，又高於转轨末期。大致可以预见，在转轨末期，由於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会较为丰富，经济会有相当的发展，因而社会矛盾也不会太尖锐。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和把握好转轨时期的闯大关、过难关中的各种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一旦社会不稳定，将会使我们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纵观世界转轨国家，自从转轨以来，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转轨经济衰退”现象，只有中国实现了“转轨经济增长”。如果从失业率看，我国无论是窄口径的3.5%登记失业率，还是大口径的失业率，在转轨国家中都仍处於中等水平。这对我们这样的地域广、人口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波兰，1990年失业率为6.1%，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7%；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分别从2.5%、1.5%上升为10.4%、18.6%。匈牙利、捷克分别从1.9%、0.8%上升为5.7%和8%。从收入不平等看，罗马尼亚贫困人口达44%，波兰为18.4%，保加利亚为18.2%，斯洛伐克最低也在8.6%。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农村有3～4%，在城市约有3～5%，两者相加约占总人口的7～8%左右。但是，我们更清醒地看到，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贫困人口线是以世界银行每天不足1美元所计算得出的数据，在其它转型国家均是按照4.3美元计算所得。因此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属於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转轨增长型”国家；且是转轨国家中失业率中等水平的国家，如果在现阶段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中国可能跨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社会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为转型也必须付出代价，但是，转型的代价不能全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分担。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些“弱势群体”承担的市场风险最大，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往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於这些风险，也没有能力对付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对改革的新举措十分敏感，生怕自己处於更加困难的境地。人们经常说的“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其实很大成份上是指他们，因为这种承受能力的极限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人们一直在讨论，改革成本的账单究竟由谁来付？政府与社会应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我们已经看到了结论。
发展大局中的大问题
小男孩的妈妈不敢多看电视，除了看多了要多花电费外，看春节晚会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会勾起一阵心酸。她有时也从电视里看到党和政府给下岗职工送温暖。对她来说，她的温暖来自街道上那位发低保费的大姐。她每月到街道上去领低保费，有时碰到大姐不在，过两天大姐会亲自把钱送到家里。大姐来时总会给男孩买点小吃，并说：“我知道你在等钱用，不敢耽误，得马上送来。”
加快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正是由於中国经济仍然在以7%以上的高速增长，给党和政府扶助弱势群体、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带来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近年来，财政收入连续十年增长15%，近两年增长在20%以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去年的17%。
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自动惠及所有的人群。中国改革20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地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和缩小各阶层的鸿沟。各国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将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专家依据数据分析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重视和防止不创造就业机会的“无就业增长”和“不公平增长”，那样的结果只会是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激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决不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得不到解决，弱势群体如果越来越大，社会就可能陷於不稳定之中，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中央正在利用税收这个“调节器”，使全社会，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分享”增长的成果，并给予他们利益受损的补偿。人们看到，政府已经出台了指向明确的政策，这在去年和今年的财政支出与预算中充份反映出来，财政支出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正在用增长的财政收入补偿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这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题中的应有之义。
新闻资料：什麽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是指特定的个人与人群，由於社会人口统计特徵、经济状况、体力和脑力状况、生活方式等差异，益受伤害的人群。其遭受风险的几率要比其他人多。有些人甚至会遭受多重弱势风险的打击。当经济过渡或者调整而产生贫困或者极度困难同年龄的弱势巧合在一起时，将加重他们的风险。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份人。
首先是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这部份人群中，女工多、年龄大、知识层次和再就业能力较低。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其次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
第>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的同等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单位并没有按照《劳动法》为他们交纳各种社会保险。他们有活干，但受歧视。
还有一部份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份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当初退休时工资水平非常低，只有100多元，加上各种补助也不过两>百元，生活在大都市，这点钱刚够吃饭。许多人原来的单位现在要麽破产，要麽奄奄一息，没人为他们交纳医疗等社会保险。
弱势社会群体构成了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国家中的边缘性社会群体，即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人和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人。这些边缘性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在金钱、财产、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处於弱势。
新闻资料：财政支出向弱势群体倾斜
财政部长项怀成在去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今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透露，2001年财政收入增多，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向弱势群体倾斜力度。2001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用于补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0亿；中央财政用於社会保障性支出完成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其中，对养老保险基金补贴支出439亿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支出136亿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23亿元；不主权国社会保障基金310亿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84亿元。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有4700多万社会保障对象的到国家预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补助。
2002年，中央财政将安排社会保障性支出860亿元，按可比口径比较，将比2001年增长28%。其中，为了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国务院决定2002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增加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由去年的23亿元增加到46亿元；针对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支出翘尾、下岗职工规模等情况，2002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企业养老金补贴支出和下岗职工补贴支出512亿元；并安排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96亿元。各级财政也讲落实中央政策，在预算安排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
摘自新华网
200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