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上演《动物农庄》大陆版

刘宇凡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描写一群动物为争取解放而发动革命，赶走主人，立志建设一个动物的平等世界。故事叙述动物怎样在革命领袖肥猪王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一面领袖又怎样窜改革命规条，例如把「所有动物都互相平等」，改为「所有动物都互相平等，但有些动物要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直至最后一条「所有动物不可像人一样后脚直立」改为「可以直立」为止。在最后一幕，一大群贫病交迫的动物看著它们的领袖后脚直立，同他们的敌人——人类——把酒言欢。

是甚么令董事长感到羞耻？

今天中国大陆，尤其在无数油田上，也正在上演《动物农庄》最后一幕。

读一读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的董事长李毅中在香港的访问，便不难知道为什么：

「企业要花费大笔资金，养活他们（指工人及其子女）、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子女。多年来『企业办社会』，使石化企业屯积了大量冗员。以中石化为例，上市部有员工五十一万，与母公司加起来，超过一百万。比世界前三大石油公司——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的总人数还要多。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表示：这数字令他感到羞耻！

『职工的人工成本占了我总成本百分之九，国外大公司是百分之五，这显然是不行的。』」（注1）

为了一雪大耻，李董事长以及其它石油公司老总就在过去两年先后裁员60多万人。裁员引起石油工人广泛抗议，而大庆工人尤其闹得凶。在同一篇报道里，中国海洋石油前总经理钟一鸣「含笑忆述」，「一次年初一，有职工早上六时多，全家披麻带孝到他家『拜年』。说罢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干这种事（裁员），一定要有决心和魄力。结果中海油人手慢慢精简了。……」

从前是一面倒向「苏联老大哥」，而现在呢，就变成一切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看齐，而且是在靠裁员来为资本家谋利上看齐。

在工潮期间，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大庆，负责人向工人广播了讲话要点，反复强调「我们已入世了，压力很大」，「国内石油企业同外国企业差距很大」，所以为了生存只好「减员增效」了。

中国石油业（以至一般工业）的劳动生产力远不及西方，这当然是事实。可是，这种差距的压力并非一成不变的，更非一定要靠打烂工人饭碗来消弭压力。虽然这种压力不可能短期内根本消除，但是，就落后国家而言，他们自己采取什么对外政策，本身可以决定扩大还是缩小这种差距压力，好比水库的物料以及工程质素决定水库在抵抗河流的压力方面的时间长短一样。中共的彻底走资本主义路线及采取极度依赖世界市场的方针，恰恰是无限扩大了上述的差距压力，使相对落后的国企不仅在世界市场上，而且在自己的国土上毫无保护地暴露於如狼似虎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

减员增利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为求加入世贸，已经不断向外资开放包括石油业在内的各行业的市场，中国石油业在这内外夹攻之下，能不陷於困境吗？(有关石油业的资本主义式重组的分析，请阅另文)

在严峻压力下，中共的对策不是改变走资路线，而是通过「抓大放小」，来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石油公司，以便同西方跨国公司既合作又竞争。1998年起，原石油两大总公司改组为三大集团——中石化，中石油以及中海油，分别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实行局部私有化。海外上市让两大集团轻易集资以亿计，但代价就是它们从此要彻底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受制于股东的盈利需要及股价。近年在低油价压力下，全球石油竞争更炽烈，所以跨国油公司早已纷纷重组合并以提高盈利，而裁员就是其中的不二法门。埃克美孚合并的结果是裁员16,000人，英国石油并购美国的Amoco后则裁员6,000人并从中每年节省20亿美元。所以，中石化与中石油改组后开始大裁员，实在是顺理成章——顺资本主义之理，成资本家谋利至上之章。三大公司这次大裁员本来就是为了能吸引资本家以便顺利上市。难怪在上述报道中，记者说中石化宣布裁员「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由於盈利前景看好，一些香港证券商都建议买入中石油及中石化的股票。事实上，尽管两大公司要付出以亿计的买断工龄费（大庆工人每年工龄补偿几千元，平均每人大约可得7.8万元人民币），但是去年中石油与中石化仍分别盈利460亿元及160亿元。今后盈利能不看好吗？

香港一家财经杂志这样解释：

「如以从业员为单位，中国的工资可能是世界上倒数几名内的低水平。但如以每吨成品油的生产、炼制及运输综合而成的总成本而言，其中的工资及人员福利所占比重却是最高的。但对内地的石油企业来说，这方面却成为一个『盈利进展』的空间，便是通过裁减员、调整组织架构，以及引进新设备来减省人手。与外国企业相反，内地企业如果有『裁员』的消息传出来，那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表明企业的经营成本将进一步下跌，劳动生产率上升，公司向『现代化企业』又迈进一大步。」（注2）

两大公司今后即使只为了股价不低於招股价，就已经存在经常瘦身的压力。所以现在中石油、中石化所定下的裁员计划，不是一两年，也绝不限今次，而是至少一定五年，未来几年还要大裁特裁。中石化就计划一直裁到2005年。其次，世界油价的升跌都直接影响石油国企的股价及盈利，而这同样形成瘦身压力。

中国石油业是减员增效了，但这个「效」又落在谁的口袋？当然是股东及一众高层管理人员了。大庆工人一份传单质问：「现在石油管理局的主要领导，每月拿著国家高额工资不算，……年终还要拿几十万的奖金。我们要问现在国务院总理一年才拿多少钱？」（注3）另一位工会基层干部则说：「局里的领导一发，有时候是几十万，一百多万，就是年终兑奖。这家伙，这一年的收入就相当於（工人）廿多年的收入，你说老百姓会服气吗？我说的都不是夸张……处级干部是十来万，科级干部五、六万，一般的干部一万两万，一般的工人是四、五千。你还叫买断的工人交保险一类的，交一万多，以前是几千（注4）。有传言说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曾玉康拿了八十万奖金。这一切自然是无法稽核的，但举证(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责任与其说是在工人身上，不如说是在始终在黑箱作业的当局身上。上述还只是领导层的正式收入。贪污收入就更不可胜数了。两年前当局揭发有39名高级官员操纵大庆石油化工公司在上海上市，还向亲友赠送股份。而这件贪污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注5）

在九十年代初，那时官方也提打烂「铁饭碗」，但当时至少同时提出搬走官儿的「铁交椅」。可是，今天呢，有些大庆工人在网上说，现在的裁员却是「刑不上大夫」。洛阳石化规定处级以上企业领导无需买断工龄，但据说恰恰是这个企业贪污舞弊成风，五年前尚能上缴盈利12亿，但去年却亏损几亿。部份原因是4千吨原油不翼而飞。另一位石油工人说：「国企已成为公仆们的提款机，在企业摇摇欲坠时抓紧捞取最后资本，国企倒闭了就可以当老板了，说不准还可以买下倒闭的国企……只有工人留下伴随国企死亡，然后卖身给公仆们打工！」

「减员才增效，说明你们无能！」

统治精英自己一手促成外资威胁国企的局面，然后再拿这个危机来威胁工人：你们冗员太多，不减员哪能增效。对这种强盗逻辑，一个油田工人答覆得好：「减了员才增效，说明你们无能！不减员也增效，才能证明你们有本事，有水平，……上级给了你们高干的位置才不是白给了。不然200多米高级住宅住著，几百、几千元高档饭吃著，几十万的豪华车坐著，百万奖金拿著，你们心理坦然么？」（注6）

企业管理层及政府反复强调：未裁员前中石油有职工160万人，中石化120万人，但世界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壳牌及埃克森才分别有10.4万人及8.2万人。对比之下，中国石油业冗员何其多！

这种比较表面上很有说服力，其实非常误导。要知道，当年开发大庆油田所能依仗的资金及技术都非常不足，所以不能不土法上马，而这本身又往往意味采取「人海战术」，即投入大量劳动来补技术上的不足。李毅中在访问中也承认，当年「生产技术落后，惟有人手搭够。」忘掉这个历史背境来谈上述差距，根本就是忘记当年大庆工人阶级的艰苦奋斗的功劳。

其次，国企人手较多，是同当年那种官僚集中的指令经济大有关系的。在这种体制下，由於种种产品（特别是必需品）都缺乏，又无法通过市场购买，於是每一个单位的领导都力求扩张自己所控制下的人、财、物（官儿们的物质利益当然也是重要驱动器），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体制重生产、轻消费，既使政府不愿正式负担起全面的社会保险及福利的责任，又使许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部门，从理发到修理电器，都极为供不应求。在这种种压力下，所谓「企业办社会」，即企业同时负担了许多社会性、福利性功能，也就应运而生。企业同时经营学校、医院，这不算稀奇，但有时连火葬场也经营，就匪夷所思了。何况，这种体制一向视工人为「公有」，要他们绝对服从国家分配，你不去也不行。这一切都说明，造成冗员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责任，而是当权集团的责任。

不过，对「企业办社会」的非难，也不可一概而论。就石油业本身来说，「企业办社会」本身也不是全无一点道理。因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要建厂，不论那是荒郊还是山野。所以由企业承办各种民生服务是很正常的（包括火葬场）。这也不是中国特点。外国石油公司也是这样，至少在几十年前也是这样无所不包，有学校，有医务所。现在三大跨国油公司之所以人手较少，只是因为廾（中国劳工编按：“廾”字是原文）多年来它们纷纷大量把工作外判。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中，产油国从禁运、缩小油田租让的面积及缩短租让的年期，一直到国有化，无不多少打击了跨国油公司。一位外国能源经济学家解释为何油公司要外判工作：「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主要油公司都了解到它们要在一个远为竞争性的环境下经营，因此灵活性及控制成本是首要考虑的东西。所以，现在的趋势是精兵简政，集中於干公司最擅长的事情，同时尽量把辅助性服务，从饮食服务到保安工作，直到物流、后援服务、维修等等都外判出去，有时甚至把整个车间的营运外判。」（注7）作者以英国北海石油公司一个钻探井为例，1987年它的直接营运成本只占2%，而其余98%的工作，从钻探、泥土记录、运输、工地勘察等等都外判，能源供应甚至还外判给一间竞争对手。所以，如果计及所有外判的职位，石油业的实际人手就会比油公司职员数高出许多倍。(注8)

两种立场，两种精简

平情而论，无论使用任何标准，中国国企人手仍嫌太多——这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一个合理社会，也可能有需要缩小现有国企人手。问题在於，现在这种「减员增效」，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式，不，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式，因此特别可恶：放著一大批庸官、冗官、贪官（对不起，尽管国企已经改组为「现代化公司」，头儿的名衔亦早已是董事经理，其本质还是官味十足）不去裁，就只裁中下级员工。此一可恶也。其次，资本主义企业那种、利润及董事酬金总是比高比贵，只有人手及工资才是比少比贱的制度，正正是最违反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正正是中国不可学、不该学的东西。如今统治精英对这种东西却甘之若饴，也学起外国官商头儿们那样劫贫济富，此二可恶也。

国企冗员问题须要解决，这本身并不错。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本身已暗含必要劳动工时的相对减少。但这种减少可以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即裁减员工数目，只让资本家独享生产力提高的成果；但也可以采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式，即缩短工时而非裁员，让劳动人民直接分享成果。从劳动人民立场看，当然没有理由采取资本主义方式，正如不能以斩头治头痛一样。完全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当然，在今天中国，由於过去长期管理不善，冗员并不都是技术革新引起，所以不一定单靠上述原则便能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即使国企非裁员不可，也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任由工人失业。政府及行业管理当局有责任通过投资及再培训来向失业工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连社会保障还没到位，就先任由工人失业及自生自灭了。

在毛泽东时代，市场被过份压抑；但自从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官方说它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只是笑话）。市场调节自有其优点，但是不能让它扩大到连劳动力也变成纯粹的商品，变成只供资本家增值资本的工具，需要时雇用你死命劳动，不需要时就把你踢出企业，让你加入失业大军。在这个资本主义衰落期（亦即被称为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这种资本增值、人道贬值的丑恶面貌，只有显得更其丑恶。

大庆工潮标志著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彻底消失了。中国以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格重新加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裁员瘦身俱乐部的新会员。由於中国是大国，所以这位新会员一旦加入，就立即大大加促全球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一方面是加剧各国（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争夺外资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则是加剧全球企业瘦身及降低劳动待遇的恶性竞争。泰国的最低工资是每月91美元，而中国只是55美元。难怪一位泰国工会领袖说：「泰国雇主总是用中国为借口，迫使泰国工人当其廉价劳工。」(注9)

世界各国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比贱的游戏。近年来各国所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各国工人联合，阻止这种恶性竞争。任何一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南韩工人反抗反私有化，到意大利1000万工人总罢工，客观上都有助於世界工人改善待遇。今天大庆工人的斗争也是这样。

2002年五一劳动节

2002年5月13日改定

转自先驱社

注释

1.信报，2002年2月16

2.每周财经动向，2002年2月3日，19至20页。

3.大庆工人传单，先驱季刊2002年春季号。

4.韩东方访问大庆工人，见中国劳工通讯网页

5. 华盛顿邮报，2002年3月17日

6. 大庆工人传单，先驱季刊2002年春季号。

7 & 8. Oil--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economics of world petroleum, by Peter Ellis Jones,Woodhead-Faulkner. Cambridge, l988, p. 206-209

9. Asia Times , 30th April.